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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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豪威爾的母親經常說，他出生在1946年9月9日9點9分。

他身材矮小，走起路來蹦蹦跳跳，充滿活力。他漂亮的淺棕色頭髮過早地脫落了，眼睛有點斜視，聲音稍顯沙啞，彷彿一直患有感冒。他說話非常緩慢，經常眨眼。

他三十二歲，是湯姆·盧斯的達拉斯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同羅斯·佩羅身邊的許多人一樣，豪威爾年紀輕輕就已經身居要職。他作為律師的最大優點就是韌性。“約翰能贏是因為他比對方更吃苦耐勞。”盧斯說。大多數週末，豪威爾都會在星期六或星期天選擇加班，處理那些被電話打斷的未盡事務，為下週的工作做好準備。如果家庭活動令他無法加這一天班，他會非常沮喪。而且，他經常工作到深夜，在家裡都忘了吃晚飯，這令他的妻子安吉拉很不開心。

同佩羅一樣，豪威爾出生在特克薩卡納；同佩羅一樣，他個子小，但膽子大。不過，1月14日中午他卻有些害怕，因為他要去見達德加。

前一天下午，到德黑蘭後不久，豪威爾就同EDS新聘請的本地律師阿哈默德·侯曼見過面。侯曼博士建議他不要見達德加，至少現在避免去見——達德加很可能打算逮捕他能找到的所有EDS公司的美國人，包括律師。

侯曼給豪威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身材魁梧肥胖，六十開外，按伊朗標準穿著得體。他是伊朗律師協會的前主席。儘管他的英語並不流利——法語是他的第二語言——但他看上去自信而博學。

侯曼的建議同豪威爾的直覺不謀而合。豪威爾喜歡在交涉前做足準備，他相信辯護律師的古老格言——決不要問你不知道答案的問題。

侯曼的建議也得到了美國姑娘邦妮·弗雷沙克的佐證。邦妮在司法部有一兩個朋友，她在十二月就警告過傑伊·科伯恩，保羅和比爾將被逮捕，但當時沒人相信她。事態如她所預言的那樣發生後，她的可信度立即提升，於是，一月初的某晚十一點，她給裡奇·加拉格爾打電話的時候，她的話得到高度重視。

這段對話令加拉格爾聯想到了電影《總統班底》。電影中，緊張的線人在電話裡用臨時程式碼向新聞記者傳遞訊息。邦妮的第一句話是：“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知道。”加拉格爾說。

“有人向你提過我？”

“是的。”

她說，EDS公司的電話遭到竊聽，對話都被錄了下來。她打電話來是要告訴加拉格爾，達德加很可能會逮捕更多EDS公司的管理人員。她建議他們離開伊朗或者搬入一個有許多新聞記者的酒店。保羅的副手羅伊德·布里格斯最有可能是達德加的下一個目標，但他已經離開了伊朗——他必須返回美國，向律師們通報情況。而加拉格爾和基恩·泰勒搬進了凱悅酒店。

達德加還沒有逮捕EDS公司的其他人。

豪威爾不需要更多的證據。在掌握基本原則之前，他必須遠離達德加。

而這天早上八點三十分，達德加突襲了布加勒斯特。

他帶著六名調查員出現，要求檢視EDS公司的檔案。豪威爾躲在另一層的一個辦公室裡，給侯曼打去電話。兩人匆匆商量了一下，侯曼建議所有EDS公司員工都配合達德加的搜查。

達德加想檢視恰帕羅恩的檔案。保羅秘書辦公室的檔案櫃鎖起來了，沒人找得到鑰匙。這當然令達德加愈發想看到檔案。基恩·泰勒用他典型的直接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他找來了撬棍，將櫃子給撬開了。

同時，豪威爾溜出大樓，見到侯曼博士，然後前往司法部。

這也是一件令人心驚肉跳的事，因為他不得不擠過一群示威的暴徒，他們聚集在司法部外，抗議司法部關押政治犯。

豪威爾和侯曼同達德加的上司奇安博士有約。

豪威爾告訴奇安，EDS是一傢俱有良好聲譽的公司，沒有做錯任何事，並非常願意配合調查，以清除汙名。但是，EDS公司希望自己的員工得到釋放。

奇安說他已讓助理吩咐達德加複查此案。

這話在豪威爾聽來毫無用處。

他告訴奇安，他希望討論降低保釋金的問題。

奇安說的是波斯語，侯曼做翻譯。侯曼說，奇安並沒有堅決反對降低保釋金。侯曼預計保釋金可以降低一半。

奇安給豪威爾寫了張條子，授權他到監獄探視保羅和比爾。

豪威爾事後回想，會談沒有取得任何成功，但至少奇安沒有逮捕他。

他返回布加勒斯特，發現達德加也沒有逮捕任何人。

他的律師直覺警告他別見達德加，但如今這種本能同他人格的另一面——急躁——糾纏起來。有時候，豪威爾會對研究、準備、預測、計劃感到厭倦——他想解決問題，而不是一直思考如何解決。他喜歡急流勇進，迎難而上，而不是被困難壓得寸步難行。這種傾向被親臨德黑蘭的羅斯·佩羅加強了。佩羅總是早上第一個起床，問大家昨天取得了什麼進展，今天打算完成什麼任務——他一刻不停地鞭策著大家。於是急躁打敗了謹慎，豪威爾決定會一會達德加。

所以他才害怕。

如果他不開心，他的妻子就更不開心。

安吉拉·豪威爾最近兩個月都沒怎麼見到自己的丈夫。十一月和十二月的大部分日子他都待在德黑蘭，努力勸說衛生部付款給EDS公司。回美國後，他又在EDS公司總部加班到很晚，解決保羅和比爾的問題，要不然就是跑去紐約同伊朗的律師見面。12月31日，豪威在早餐時間回到家——他又在公司加了通宵的班——卻發現安吉拉摟著九個月大的兒子麥克，在陰暗寒冷的房子裡的爐火前取暖——冰暴導致了電力中斷。他只好讓他們搬到他姐姐家，然後又去紐約了。

安吉拉已經承受了足夠大的壓力，而當他宣佈他又要返回德黑蘭時，她感到異常沮喪。“你知道那兒是什麼狀況。”她說，“你為什麼要回去？”

難就難在，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他對自己將去德黑蘭做什麼還不清楚。他是去解決問題的，但他不知道如何解決。如果他能說“這就是我必須做的事，這是我職責所在，我是唯一能做這件事的人”，那她也許就能理解。“約翰，我們是一家人。這兒的一大堆事我都需要你幫忙。”她說。“一大堆事”是指冰暴、停電和孩子。

“抱歉。你還得儘量一個人扛著。我會同你保持聯絡的。”豪威爾說。

他們不是那種透過大吼大叫表達情緒的夫妻。他經常加班到很晚，害得她獨自吃為他準備的晚餐，但他們最多隻是爆發冷戰，從不會吵架。但這一次比不回家吃飯要嚴重得多——他在她和孩子需要他的時候離開了他們。

那天晚上安吉拉和他談了很久。談完之後，安吉拉依然不開心，但至少同意他去了。

那之後，他從倫敦和德黑蘭給她打過幾次電話。她在電視上看到了騷亂的畫面，十分擔心他的安危。要是知道了他要去做什麼，她肯定會更擔心的。

他將對家庭的關心拋到腦後，去找阿波爾哈桑。

阿波爾哈桑是EDS公司的高階伊朗僱員。羅伊德·布里格斯去紐約了，阿波爾哈桑就成了EDS公司在伊朗的負責人（唯一留在那裡的美國人裡奇·加拉格爾不是經理）。基恩·泰勒回德黑蘭後取代了阿波爾哈桑成為負責人，阿波爾哈桑十分不悅。泰勒並不擅長交際（EDS海外公司總裁比爾·蓋登曾戲稱，基恩這個海軍陸戰隊前隊員需要交際訓練）。他同阿波爾哈桑之間有衝突，但豪威爾同阿波爾哈桑關係不錯，因為阿波爾哈桑能翻譯波斯語，還將伊朗的習慣和做事方法教給美國員工。

達德加認識阿波爾哈桑的父親——一名出色的律師——還在訊問保羅和比爾的時候見過阿波爾哈桑。所以這天上午，阿波爾哈桑得到指示，不僅要與達德加的調查人員交涉，而且要提供他們需要的一切。

豪威爾對阿波爾哈桑說：“我決定見見達德加。你怎麼看？”

“當然可以。”阿波爾哈桑說，他妻子是美國人，他能說一口美式英語，“我覺得沒問題。”

“好，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