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辦王們只謀求商業上的發展與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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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回到辦公室，簡妮學著勞拉的利落，處理手裡的工作。心裡卻一直在琢磨畢卡迪先生說的話。格林教授在書裡說過，東方的買辦們，在東西方的溝通中，就象一道在從高處向低處的大河上的水閘，控制著高處的西方文明向低處的東方流動的速度。沒有他們，西方就無法走向東方。他們不屬於西方，也不屬於東方，他們處於中間地帶，起著控制，選擇，幫助和抵制的作用，在他們的心目中，沒有種族和政治的禁忌，只謀求商業上的發展與成功。簡妮想，也許就是因為他們誰也不屬於，孤獨無傍總是免不了的，所以，血液裡得有特別的勇敢。簡妮想起在美國時對自己身上商人天賦覺醒的飄飄欲仙，這時，她才意識到，事情遠沒有這麼單純。她並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真的也有畢卡迪先生說的那種勇敢。Tim曾說過，有他們這樣家族背景和經驗的人，就是海外公司的寶貝。這是簡妮聽到過的最受鼓舞的話。她適時地提到格林教授的書，答應將那本書帶來給他們看。

她看到克利斯朵夫拿了檔案，將他裹在牛仔褲裡碩長的腿伸直了，穿了耐克球鞋的大腳輕輕一鉤，身下的椅子便輕盈地向電腦檯滑去。簡妮想，他是不會體會到自己面臨的這種複雜局面的，他的血太單一了。

察覺到簡妮的目光，克利斯朵夫冷冷地看了她一眼。他不喜歡她，就象不喜歡勞拉一樣。勞拉常常表達出對大陸人的嫉恨，讓他想起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宿怨。勞拉到了共產黨的地盤上，仗著是總經理秘書，一味地挑三揀四，象《紅樓夢》裡面的小老婆們，他氣不過。簡妮明明是前幾年才出國的上海人，卻做出一副美國人的樣子，輕易不多講一句中文，要是說中文，也只說上海話，一副洋奴樣子，更讓他厭惡。他自己學英文出身，自認為並不老土，也不古板，甚至在私心裡，他也是個喜歡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人，當時他也是尼娜說的那些因為廣告而投靠這家公司的大學生之一，他也希望自己能在一個國際化的地方開始自己的人生，他也是那些肯用自己幾個月的工資買一雙全進口的新式耐克球鞋的青年，可他就是見不得勞拉和簡妮那種狹洋自重的樣子。也許，與勞拉相比，他更討厭簡妮，她身上還有上海女孩的那種離心離德的勁，“I Was Chinese。”那是什麼屁話。

王建衛聽說有一個上海女孩來頂替勞拉時，還打算統戰一下，在美國人那裡安一個眼線。一聽到她和勞拉象說暗號似的說英文，克利斯朵夫就知道沒戲。他打電話告訴王建衛說：“走了一個蔣介石，來了一個李鴻章。”

克利斯朵夫沒想到，中國人民都已經站起來幾十年了，還有簡妮這種人。他想起自己很小的時候，看過一個動畫片，裡面有句話，實在很合適簡妮：“階級敵人就象屋簷下的洋蔥，根焦葉爛心不死。”

他其實也很想工作一兩年以後，去美國深造，但他想，自己有一天在美國學有所成，當錢學森，當詹天佑，哪怕當容閎，也決不當她王簡妮，在會議桌上，他就看出來，她以當買辦為榮，她的是非觀與美國人一致，她也覺得香水和花露水之爭，是市場之爭，而不是民族之爭。克利斯朵夫不覺得自己是被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洗了腦的人，他覺得自己就是一個有尊嚴的中國人。而簡妮則是沒有中國人尊嚴的人。比起真正的美國人來，他更討厭簡妮這樣的假洋鬼子。那厭惡裡帶著鄙視，那是一種類似嫉妒的恨意。但克利斯朵夫絕不承認那是嫉妒，他怎麼可能嫉妒她，他鄙視她。為她的立場悻悻然。

他決定，下次要找個機會，將魯迅的小說集借給簡妮看。

在他冷冷的眼色裡，簡妮提醒自己，要儘量防止勞拉的故事發生在自己身上。她突然想，格林教授的書裡，對王筱亭隻身來往在義和團出沒的地方，建立內地的經銷點和倉庫那個時期，只有短短的一句：“他成功地沿著河道，建立了經銷鴉片，收集茶葉，桐油和蠶絲的貨棧，甚至自己的錢莊，保證能夠按時向洋行交回貨款。”簡妮想，這絕不是容易的事。也許如今只能找到，他是怎樣的成功，卻找不到他經歷了怎樣的困難。

住在上海讓簡妮痛苦。她對四周有不可思議的抗拒。她是帶著理想來到上海的，她以為經過美國大學，她已被訓練成一個新人，一個接受過國際市場學訓練的，野心勃勃的美國青年，來上海掘她的第一桶金。但上海卻象流滿了黑色石油的阿拉伯海灘，將她緊緊粘住，舉步維艱。在海灣戰爭的時候，被傾瀉到海水裡的石油曾經汙染了許多海灘。不得不停在海灘上的海鳥，一落地，就被粘住，很快就奄奄一息。電視新聞裡，那些變成黑色的海鳥在遍佈油汙的海邊滿跚而行，徒勞地在黏著的黑油裡拔自己的爪子，撲打已經不能用了的翅膀。簡妮一直記得那令人絕望的情形，那時她正被不斷地拒籤，身心具焚，她覺得，自己就是那些黑色的海鳥中的一隻。

但如今她回到上海，心裡卻再次湧出了阿拉伯海鳥的感覺。她不想被公司裡任何人提醒自己是個中國人，Tim，或者是畢卡迪先生，還有洋鐵皮的標語牌和克利斯朵夫，他們大家象印地安螃蟹一樣，在她將要逃脫的時候，合力將她拉回到原來那個可怕的位置上，並死死地壓著她，讓她不得不接受。她永遠都記得，Tim在聽說她說“I was a Chinese”時，臉突然往下一掛的樣子，還有公司裡的中國同事聳著鼻子冷眼看她的樣子，她風聞他們叫她“買辦王”，用畢卡迪先生帶著印度口音的語氣，用英文的結構，將她的姓放在後面，嘲諷和憎惡地。

她也不想被家裡的任何人提醒自己是個上海人，成長的過程中處處充滿美國消毒藥水的氣味，背景裡充滿了象海灘上的石油那樣又黑又重又粘稠的苦難。她控制不住地恨家裡人，恨爸爸媽媽的臉和聲音，恨爺爺，恨那間小客廳裡的陳設。上海就是她的瀉滿石油的海灘，到處都是痛苦。那天她已經走到人民公園門口了，透過修剪得象牆一樣的冬青樹，她又看到那裡的林蔭道，還有路邊的綠色木條長椅，簡妮以為自己會感慨，但她心裡湧出的，卻是強烈的抗拒。她不想回想起自己在寒冷的空氣中站在英語角與人搭訕的情形，還有那一次次被拒籤後一片死寂的心。這個上海，到處散落著細小的繩索，一不小心，就拉出一段讓簡妮痛苦的往事，或者事實，瓦解她從美國帶回來的美夢。

感到自己在美國建立起來的認同在被上海瓦解，簡妮心裡非常恐懼。她沒想到，範妮在美國遇到的事，她回到中國來時遇到了。她們是那麼不同，但她們卻橫豎就是當不成一個朝氣蓬勃，欣欣向榮，自由自在的美國人。簡妮每天的每個時刻都不高興，她雖然堅持從家裡搬到公司為她租的公寓裡，但爸爸媽媽幾乎每天都給她打電話，在她的答錄機裡留言，每天晚上回家，答錄機上的小紅燈都令她咬牙切齒地閃著。在上班的路上，她討厭被人碰到身體，討厭看到26路公交車，到了公司，她走進辦公室之前，心蹦蹦地跳，害怕遇到迎頭一棒。她常常想起第一次進辦公室，看到勞拉的情形，她從自己現在用的灰色寫字桌後慢慢站起來，她怕自己將要變成勞拉第二。和美國同事在一起時，她常常不高興，要是有人向她學一句上海話，或者問起，為什麼上海的男人穿睡衣在街上走。和中國同事在一起時，她也常常不高興，因為她不得不說上海話，和他們一樣的語言。和中國同事與美國同事一起時，她為中國人的不修邊幅更不高興，他們沒有每天洗頭，他們喝湯時發出響聲，他們站著的時候不挺拔，他們坐下的時候擰著腰身，他們嘴裡有香菸氣味，女同事的襪子不合身，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心裡為他們那麼羞恥，那種不忍目睹的羞恥簡直遠遠超過了憎恨。有一次，簡妮陪Tim請日本人在希爾頓吃川菜，席間，也有日本人喝湯霍霍地響，但簡妮覺得，自己和那聲音一點也沒關係。

在上海，簡妮覺得自己就象生活在地獄裡。

簡妮決定自救。

她不敢，也不能在辦公室裡做什麼，所以，她從家裡開刀。

勞拉走後，簡妮就搬到勞拉在龍柏的小公寓裡，離開了那條灰色的弄堂，和父母。她藉口說，合資公司要求她住到前任秘書的公寓裡去，外事部門不願意美方僱員住在上海人中間。這是個光彩的理由，爸爸當時說：“中國人將你當成美國人管了，你小心秘密警察。”但他的神情，很有點得意。聽說簡妮住在龍柏的外國人公寓裡，爸爸媽媽很有點孩子成龍成鳳的驕傲。他們不知道，那裡只是在上海的外國公司低階僱員的公寓，高階僱員都住在虹橋和波特曼右邊的外國人公寓裡。簡妮的房子，不過是一間臥室加一個小客廳，小客廳裡只有一張沙發，一個茶几，還有一隻空的玻璃花瓶，臥室裡也不過一個大衣櫃，一張床，一張桌子而已。與家裡的房間相比，這裡充滿三星旅館式的寂寥，但簡妮卻喜歡它與上海沒有干係的漂泊感。她的廚房窗對著門外的走廊，常能聽到鄰居們經過時的說話聲，有人說英文，有人說德文和法文，還有一些日本人，讓簡妮覺得舒服。公寓裡有種咖啡與加了檸檬香料的洗滌悸混合在一起的氣味，與美國公寓裡的氣味十分相似，它讓簡妮感到安心，每次回到公寓的樓道里，簡妮都長長地舒一大口氣。

廚房幾乎是空的，吊櫥裡只有勞拉當時剩下的半包咖啡，一些煮咖啡用的過濾紙，還有一些通心粉，半瓶橄欖油和幾小盒番茄醬，做義大利麵條用的。還有一包香菸。簡妮看到那上面的小貼條，發現那些東西都是在K-Mart買的，想必是勞拉從美國帶來的。簡妮有時在廚房裡用勞拉剩下的東西，為自己做一杯咖啡，或者一盆蔬菜沙拉吃。

謝天謝地，公寓裡有有線電視，可以看到CNN。簡妮一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將電視開啟，讓房間裡有CNN的聲音。看到新聞裡常常一晃而過的紐約，簡妮的心就會“譁”地跳一下。有時在做事，聽到電視裡面說紐約，簡妮也忍不住吊著兩隻溼手，從廚房裡奔過來看。常常一過來，紐約的鏡頭卻已經一晃而過。

從家裡搬出來時，簡妮帶著自己的全部行李，包括從美國飛機上帶下來的那個Muffin，它幹得象塊石頭一樣。她將它放在廚房的架子上，用一個玻璃啤酒杯罩著。

簡妮總算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角落，她在廚房裡唯一的椅子上坐著，喝一杯勞拉在K-Mart買的咖啡，經過六月的黴雨季節，咖啡受了潮，香味悶悶的，帶著陳宿的氣味，完全不象當時魯留下來的咖啡那樣香。但它總是咖啡，是美國的咖啡，比上海的咖啡要好，比和平飯店的咖啡要正宗。有時，簡妮象在美國一樣，做夾忌司的美式三明治當晚飯，忌司還是Muller太太每個月到香港買東西，美國同事集體託老闆太太帶買生活日用品，簡妮請老闆太太代買的。整個上海都買不到一片忌司。簡妮在美國跟Ray學會吃忌司，那時更多的是為了營養和方便，她沒想到自己在上海，會這樣瘋狂地想念加在麵包裡的那一片薄薄的忌司，找遍上海，都買不到一片忌司。Muller太太是個很親切的美國人，她瞪大眼睛說：“是啊，我最受不了的也是買不到忌司。還有比較硬的黑麵包。”簡妮的小三洋冰箱裡，裝的都是香港帶回來的忌司片，還有吃熱狗用的芥末醬，在錦江飯店裡的小超級市場裡，有時可以買到熱狗腸和酸黃瓜，那時，簡妮就為自己做一個真正的紐約熱狗，用張餐巾紙包著，就著可口可樂吃。脫離了家的簡妮，終於過上了與住公寓的大多數外國人一樣的生活。

讓簡妮心煩的，就是爸爸媽媽狂轟爛炸的電話，他們要簡妮休息天回家去吃飯，他們要來簡妮的公寓，幫簡妮洗衣服，曬被子，送雞湯，他們要和簡妮在一起。

但是簡妮不要。

簡妮在家也開著電話的答錄機，電話響了也不接，要聽到留言的不是爸爸，她才搶過一步去，接起電話。要是是爸爸，她就用答錄機堵他。爸爸充分表現出了新疆知青那種堅強的神經和百折不撓，他就是能一晚上不停地往簡妮的電話上打，一遍遍地留言，不和簡妮說上話，就誓不甘休。

簡妮常常就這樣被爸爸逼回家去吃飯，換來他們不再威脅要到公寓來看她。簡妮不願意看到他們，不願意自己與他們有什麼關係。在柚木餐桌上，看到爸爸因為骨折過，總是向右側傾斜的背脊，她厭惡得要發瘋。即使是嘴裡含著滿滿一口飯菜，也不能嚥下去。每次被逼得走投無路回家一次，簡妮對家的厭惡就加深一層，她自己都對心裡那勢不可當的厭惡害怕起來，她不知如何收拾。望著因為她回家而心滿意足的父母，簡妮磨牙霍霍地想，迴避他們，是對他們最體貼的方式，他們卻不懂，一定要弄到魚死網破。但，魚如何死，網怎麼破，簡妮卻不敢想。

她漸漸在公寓裡交了幾個朋友，一個德國女孩，一個荷蘭女孩，她們以為簡妮是美國的ABC，家在紐約的格林威治村住。週末時，她們常常約好了一起去上海的酒吧玩，她們三個人，都喜歡去一個開在地下室裡的酒吧，因為那裡比和平飯店和希爾頓都更合年輕人的胃口，還可以吃到比較合歐洲人口味的義大利麵條，德國冷肉丸，和加橄欖油和義大利甜醋的沙拉。那裡原來是防空洞，被一個上海女孩租下來，她的男朋友是希爾頓的德國廚師，他們合夥開了這個酒吧，牆上掛著飛標，喇叭裡播放的是從德國帶回來的歐洲音樂，吧檯上掛著成串的辣椒，大蒜和玉米，黑板上用真正外國人寫的那種又圓又大的字型寫著簡單的MENU，那是簡妮覺得最親近的地方，和她大學裡的食堂黑板上的字跡驚人的相似，選單也相似，每日的例湯總是有蔬菜湯，奶油蘑菇湯和牛肉古拉須濃湯，和學校食堂的一樣。那酒吧在外國人裡面很出名，所以晚上放眼一望，被桌上的燭光照亮的，大都是形形色色的外國人的臉，聽到的，也大都是各種口音的英文，坐在那裡，簡妮總是想到一句奇怪的話：“一個羅卜一個坑。”哪一天，能躲過爸爸的追擊，在防空洞裡消磨整整一晚上，簡妮的心就覺得很舒展，象緊縮的茶葉在滾水裡漸漸舒展開來，還原成一片完整的樹葉，並散發出芳香。那時，簡妮輕輕地談笑，與那些在上海寂寞得發瘋的外國人，當說到每個月從香港買忌司回來吃，大家都笑出來，大家都是這樣乾的。燭光照亮了圍桌而坐的人們，空氣中盪漾著融化的忌司臭臭的香味，簡妮感到一種有些甜蜜的惆悵在心裡流淌，她驚奇地想，這難道是鄉愁嗎？對所有的外國人來說，它一定是鄉愁，但她，上海實際上是她的家鄉呀。她的心，竟然也流連在鄉愁裡面，懷念著在世貿中心地鐵站的通道里，靜默而迅疾的人們，男人下襬微微掀起的米色風衣。

這個星期，從星期四開始，爸爸就開始打電話來，要簡妮回家。開始，簡妮象從前那樣不接電話，企圖躲過去。她抱著胳膊，在電話邊站著，聽爸爸的聲音一遍遍地從答錄機裡傳出來，就是不接電話。但爸爸無休無止，不屈不饒，在簡妮看來近乎無賴。他將簡妮煩得，將手裡的書一把摔在地上。她想過，索性將電話線拔了，讓他的聲音傳不進來，但她知道不能這麼做，這樣，爸爸馬上就會發現她在家。所以，她只能一遍遍爸爸的留言折磨著。

總算，簡妮發現爸爸的聲音不同尋常，他很鎮定，說得很慢，很堅決，這表示他真的有事要說。簡妮回想起來，爸爸到了要說什麼重大的事情時，才用這種聲音說話。這時，他聲音裡因為受教育不多而不能剔除的粗魯和毛糙變成了堅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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