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沙沙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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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1</h5>

我們從那個老人身邊回來不久，聽說他的病越來越重了。這期間老人又跑去看了幾次，每次回來都很沮喪，臉色鐵青。我長時間不敢問他話，一些情況都是他自己講出來的。他講得斷斷續續，什麼組織上來人拉他到醫院裡去，他用一隻手揪住被子和炕蓆，硬是不走。直到他昏迷過去了，人們才把他抬到醫院裡。他醒來一看是在醫院，又嚷著踢著要回去，不吃不喝。沒有辦法，只得把他抬回了。再後來又是出事，沒法只得在炕上看護，那兒的條件當然很差了。“他最初是因為得病，才堅持住到山村裡，理由和所有人都不一樣。我的這個老戰友比所有人都倔，戰爭年代的那股拗勁又上來了。他的理由你想不到。他這樣說：從他記事起，村子裡的人都是死在自己炕上的。那麼多人能，他為什麼就不能死在自家炕上？他為什麼就要到鋥明瓦亮的大醫院裡去死？有人告訴他，現在不比過去，現在條件好了，村裡的人到病危時刻也要抬到醫院裡。他說那好吧，就把我抬到鄉醫院吧！”

老人講這些的時候，我流下了眼淚。我想起了東部平原，還有後來去過的南部大山——那裡的人只要到了五十多歲，得了病就很少往醫院送了。他們都是躺在自己的炕上捱，頂多請幾個鄉間郎中來看一看。有時候數遍一個村子也找不到一個人在醫院裡合上眼睛。他們從出生到死亡都是躺在自己家的大土炕上……想象著那個倔犟的老人，他的行為——他大概是以這種方式，替所有山裡人表達一種悲悽的心情，表達自己對貧窮的抗議……我說不明白，反正他在以這種方式表達那種特殊的心緒，表達了他對死亡的極度藐視。

老人嘆息著：“我這個老夥計還說了這樣一件事：在他工作的那個部裡，部長病危時曾立下一個遺囑，其中有一條就是把自己的骨灰撒在曾經戰鬥過的地方……大家都很感動，有好幾個人受這個啟發，也這樣提出來，希望骨灰能撒到他們流血流汗、印下戰鬥足跡的地方。可是那一天在執行部長遺囑的時候，他親眼看到撒骨灰要出動這麼多人，先是乘火車，然後出動直升機和船……我的這位老戰友驚呼起來：‘天哪，這要花多少錢哪，這要花國家多少錢哪！’他為此特意改了遺囑，說自己死了之後一定不要開追悼會，也不要向遺體告別；至於骨灰嘛，隨便埋到哪棵樹下都行，埋到哪兒方便就埋到哪兒吧。前幾年他臥床不起後又重新改了一下，要求把骨灰先存一個地方，等將來由他的大女兒花兒親手埋在老伴骨灰盒旁邊——最好找一棵老棗樹……”

老人告訴，那個老戰友一生裡有一個最大的哀痛，就是得罪了村裡人。那個貧窮的小山村看起來挺寒酸，沉默寡言，實際上蠻有自己的主意。“人哪，千萬不要輕看了自己的故土。”老人長嘆，說那個老戰友的事情他從頭到尾都看在眼裡，那真是給人警醒的一個大故事。剛開始村裡人都為自己這兒出了一個“老紅軍”歡欣鼓舞，走到哪裡都說誰是他們村裡的人；後來，自從他跟自己的結髮夫妻分手後，就再也沒人提到他了。他得了重病，被抬回村裡，躺在原來的那個小瓦房裡的大土炕上了，還是沒人同情。他們都說：“活該！”他幾次昏迷過去，村裡人都很少來看他的，原來他們還是不能原諒他。直到前不久，都說老紅軍眼看不行了，這才有三三兩兩的人來瞅上一眼。那些和他年紀差不多的同輩人大多都去世了，比他年輕的人像來看一個稀罕似的，瞅上一眼就走。他們對這個人並沒有多少感情……

老人說這一段故事時，給我留下了至深震撼。我久久咀嚼這其中包含的什麼。

這個秋天好像在一夜之間加快了步伐。第二天早晨起來一看，那一叢美人蕉的葉子有幾片好像被寒氣凍蔫了，衰敗的花朵落了一地。還有門外那大片的苔菜葉子，有的也在捲曲，路旁的毛白楊也在開始脫葉。

也就是第二天，噩耗傳來。老紅軍的老戰友，那個前幾天還躺在炕上的中風者，於前一天晚上零點去世。他就死在自己家的土炕上。

老人一聲不吭蹲在了院牆外邊，面向著那個小村的方向……落日滑下去，最後消失在一溜山陰後邊，他仍然那麼蹲著。夜深了，兒媳莫芳走出來，為他披上了一件寬大的風衣，又走開。我站在他的旁邊。

星星出來了，他仍然在那兒蹲著。他讓我回去，我沒有聽。後來他只好站起，扳著我的肩膀一塊兒進屋。

第二天他去跟老戰友告別。我隨他一同去，他搖搖頭。

兩天之後，村裡要開一個追悼會，老人說要舉行一個葬禮——小村人決心不理老人生前的遺囑，也不管組織上準備怎麼辦，反正這次要自己幹。老人說他要參加葬禮，還說要講點什麼。他說在這整個城裡，和這個人在一塊兒戰鬥過的只有他一個人了，“我們老哥倆誰也代替不了，我們才是真正的老哥倆，他不過先走了一步”。

我提出同他一起，他默許了。

葬禮是在那個老人死去一個星期內舉行的。花兒和她母親到處尋找一棵像樣的老棗樹，後來就在村子最東邊、山的豁口下邊、太陽一出來能夠最早照亮的一個山坡那兒找到了：一棵長得歪歪扭扭、樹幹上滿是傷疤和瘤子的異常茁壯的老棗樹。據村裡人講，這棵樹活得年紀最長了，而且迎著陽光望去，很像是一個挺不直腰身的老人，正不眨眼地望著這個村子。這是守護啊！這兒的人都覺得那棵老棗樹和死去的老人有點相像。幾乎沒有什麼爭執，就在那片開闊地上，村裡人準備埋下死者了。

晚秋時節，雨聲沙沙……到後來這雨水越來越小，卻仍然使人們身上溼漉漉的。這個對遺棄了結發之妻的老軍人冷落了幾十年的小村人，突然間都從四面八方匯來了。有的甚至是村外的人，他們得到訊息也來了。人們都口口相傳，說那個打過很多仗的老紅軍死了——這兒剩下的惟一一個老紅軍也要趕來參加葬禮。在這最後的時刻，小村人一手包辦了所有的事項，好像故意瞞住了官方，而且也不向那個城裡妻子生下的孩子通知一聲。後來可能是有人覺得這未免過分，還是在最後時刻通知了他們。

於是就讓我們看到了在骨灰盒旁邊佇立的那兩個哼哼唧唧、用力忍著眼淚的孩子。他們都白白胖胖，戴著眼鏡，一眼望去，與滿場的人都有極明顯的差異。村裡負責人是個七十多歲的老頭，瘦骨伶仃，一雙眼睛老盯住一個地方，不善言詞，說話簡短。開始時他站在老棗樹下，四下裡望一望，說一句：“他去了，是咱村裡的，咱大夥兒來送他。嗯，都來啦，好，一個不少。”

他說這話的時候，那雙沉甸甸的眼睛往四周轉了半圈。我不由得隨他的目光看去。我發現，小娃娃、老人，走路艱難不得不拄著柺杖一步步挪來的老頭老婆……圍了很多，使人很難相信在這山旮旯裡竟然藏下了這麼多的人。更令人驚訝的是，不光是人，所有的狗也都來了。它們大概是跟著自己的主人來的，這時候神情肅穆地站在那兒，沒有一個蹦跳的，都老老實實面向這棵老棗樹。負責人的話剛剛落地，人群裡立刻是一片不安的議論聲，有人嗚嗚哭泣，先是老婆婆，後來是老頭子。年輕人一聲不吭咬著嘴唇，又抬起眼睛尋找花兒和她母親、那兩個白白胖胖的城裡孩子——他們正摘下眼鏡擦拭……

<h5>2</h5>

葬禮上沒有發現上級組織的派員，連老人所在單位的花圈都沒有一個。我有些不安地問了問老紅軍，他小聲說：“這是村裡人的疏忽，這兒太偏僻；不過這也好，不會有人干擾這個葬禮……”是的，這已經完全是小山村自己的事情了。

村裡的負責人最後說的是：“今後花兒和她娘有什麼事，就是大夥的事。眼下老哥是咱的人了，老哥回了村，就躺在自家大炕上去了，咱就把他手裡的事接過來辦了，是吧？我敢說是哩！好啦，老少爺們說道說道，有個說道？沒有……”他的眼睛四下看看，突然大聲喊了一句：

“讓紅軍老哥給咱說道呀！”

一片迎合聲。流淚的眼睛都仰起，盯著我身旁的老人。他頭頂的一團閃閃白髮這時往下一點點滴著雨水。他擦也不擦往前走，一直走到老棗樹下。我發現他一直挺著的腰板不知為什麼一夜之間弓了，站在老棗樹下，一雙瘦瘦的大手顯得那麼長，差不多快碰到自己的膝蓋了。他的目光落在旁邊那個比他矮小得多的村裡負責人的肩上。這樣看了一會兒，好像在琢磨什麼。後來他說話了，令我有點驚訝的是他已經不用普通話了，而改用了與這個小村人完全相同的、濃重的山地口音。我發現他說的詞兒都是山裡人常用的，很容易聽。我明白了，他在和山裡人說話。他這番話就算是葬禮上的演講了。

一開始他簡單地回顧了死去這位老戰友參軍的情景，經歷了哪幾場重要的戰鬥、立了哪些功，還有，戰爭結束之後他幹了些什麼、最後與其交談了些什麼、他死前最看重最掛記的是什麼……這些都說得很簡略。但我覺得這濃重的地方口音儘管壓得低低，卻像是在山間滾動的雷聲。他不緊不慢，仍然那麼低沉，像在跟村裡人面對面交談：

“大夥兒都跟他叫‘紅軍’，什麼是‘紅軍’？就是那時候最早一撥出去打仗的人。這人長得不高也不壯，我認識他那會兒，他瘦得眼往裡凹凹著，嘴唇沒有血色，穿的褲子補丁摞補丁，露皮露肉的，天寒地凍還穿不上棉襖。起事頭一回——砧山口起義他就捱上了，活下來，只活了三個，他是其中一個。左邊肋骨那兒鑲了顆子彈。接下去是找隊伍、遊擊，就是那空當兒他在咱這周圍山裡打轉。再後來他跟花兒媽成了親，又隨上隊伍走了。花兒媽和村裡人一塊兒東躲西藏，東山里那些石板底下、河套子裡，都躲藏過。上年紀的人都記得冬天在山裡過夜的滋味，一夜一夜打抖，睡不著，掛記親人哩，凍得慌哩。那一年上凍死了五六個老人，十幾個孩兒，這是村裡。他哩？他那會兒參加了三場硬碰硬的仗，左胳膊讓刺刀挑了，流了一地血，拖下來的時候人事不省了。都說他得完，可他還是咬著牙挺過來，這是他第二次活過來。從三支隊打出來，最後過海上東北，再後來又往南邊一路打下去，身上大大小小的傷疤，花兒她媽數過沒？她數不完。咱這四周，誰有他打的仗多，流的血多？沒有哩，他為了什麼，我不說大家心裡也明白個一二。他打仗，不會是為他自己吧！人哪，多好多壞，那得從總裡算。他這個人哪，也有自己的毛病。這不是說道毛病的時候，可我還得說道。他也有對不起村裡人、對不起花兒和她媽的時候，他犯了個不大不小的錯，不像吃苦人辦的事。不過我得說，他還是個好人，替別人特別是替窮人幹了不少好事。過去、如今，窮人裡邊也花花黧黧，窮人昧了良心的時候，下手更狠。不過呀，我要說，有哪個窮人不爭氣那是他自己的事兒，一個人要不幫窮人那就是他的事兒了。打仗打了那麼多年，打完仗又停了這麼多年，為什麼窮人還是這麼多？說來說去，是真心實意幫咱窮人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太少哩！為什麼要幫窮人？算個賬就明白了。窮人沒什麼用處，幫不幫都一樣，他們不識多少字，困在自己山裡，要不就困在那麼一個旮旯裡，活就活，不活也不關別人的事。可是從窮人堆裡掙出來的人又怎麼個講法哩？他要忘了窮人，窮人可真是沒有指望了！我這個兄弟流了不少血，我敢說他的血可沒有白流。村裡人嫌棄過他，可這會兒還不是都為他送行來了？他最後還不是躺在自家大炕上？我說過，他歸總是個好人，對村裡事事上心，有公社那會兒，山上收紅薯，有哪個圖快，下钁頭傷了瓜兒，他都一陣連一陣吆喝，有好幾次要用巴掌揍人呢。幾個娃娃在場院邊上點火，他罵。他們的火燒著了場邊的白楊樹，好端端一棵樹皮燒透了，就死了，他能不火？那些胡亂打牲口的人，往水潭裡扔石頭的人，都被他罵過。村東頭那個人饞，養了三四年的狗想在過年時候磨磨刀殺了，他聽說了，提個拐走過去，劈頭就是一頓好揍，說：‘這是條好狗，秋天裡看莊稼，管比什麼都經心；你走哪它跟哪，像個親生娃兒一樣，你就忍心殺它？你能對它下刀，什麼壞事還做不出來？’就那樣，他把那條好狗保下了。還是公社時候，飼養棚里老飼養員可以做個證，那時候那些耕了一輩子地拉了一輩子車的牲口，臨到最後上級批准可以宰殺了——怎麼沒殺？怎麼在槽邊給它們糧食吃？把草節切得細又細？因為它們牙口沒了，嚼不動哩，你得好生喂著。為什麼？還不是因為這個老紅軍！他說：‘這都是公社裡的功臣，拉不動車和犁耙了，那就在槽邊歇著，好生侍候。’他說過這話沒？我說他是個好人，因為光是我說不中，你們大夥兒都一件一件看見了，村裡上年紀的都知道他的小名，他幹了些什麼也瞞不過眾人眼。他是個紅軍，是個革命者。什麼叫‘革命者’？說到底，就是他這一輩子越往上坡路走，越掛記下邊的人，對人對物什麼時候都有一股好心眼兒，對人什麼時候也不能‘用人往前，不用人往後’。尤其是對窮人，不能這樣——誰要這樣，就把誰看成自己的死對頭，這就叫‘革命者’！”

他說得很慢，我一句句聽下來，琢磨他話的意思。整個人群裡沒有一點聲音。雨點落在地上的沙沙聲，是他這番演講的惟一伴奏了。我抬頭看看，發現那些默立的人，都有眼淚在眼眶裡打旋；就連他們旁邊站立的狗也都哭了，淚水順著眼角滲出，又從長長的鼻子那兒流下。它們也都像主人一樣，定眼望著老棗樹下的人。

老紅軍的話最後說完了。

雨猛然增大，發出了嘩嘩的聲音。這時候人群搖動起來。他們嗚嗚哭，有人雙手蒙臉。很長時間裡，花兒都抱住了母親，大概是怕老人在雨水裡倒下吧。

<h5>3</h5>

我在老紅軍身旁徘徊的時間太長了。我知道遲遲不願離去到底是為什麼。我終於明白了當時的凱平，他就是被一種說不清的東西擊中了。也可能是在疲倦的奔波之後又陷入一種焦灼和激動交織的情狀之中，我又開始連續失眠。令我討厭和不解的是，隔壁的莫芳繼續用她轟響的音樂叩擊我的耳膜。我好幾次想吐露抱怨，但最後還是忍住了。她那種挑釁的眼神越來越明顯，我不知道她在悲傷的老人面前還怎麼能夠如此孤傲和心安理得？更可氣的是，她不知什麼時候從公爹的屋子裡偷走了一本歌集，大概在她來說是少有地沉住心性，從頭至尾研究了一遍。她拍打著上面僅有的幾首“情歌”，對我說：“那是柏拉圖式的。這不過顯示了作者自己的無能。”

我憤憤地問：“你知道什麼叫‘柏拉圖’嗎？”

她不屑於回答，那雙描得發紫的大眼睛乜斜著，鼻子裡輕輕哼一聲，把它拋在我的面前就走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