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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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科主任藍珂</h4>

<h5>1</h5>

那天的座談會上，最終是廖若的呼喊把一切都打亂了。那是多麼可怕的聲音！我最為擔心的是，當時會有人把這呼號當成真的。如果那樣，整個事件將進一步複雜化……幸虧那一對可憐的人——廖縈衛和妍子及時趕來了，他們只比自己的孩子晚了三五分鐘。我一眼就看出兩個人進門後正傾盡全力鎮定自己，只想快些把兒子從會場弄走，甚至都不敢抬頭、不敢環顧左右。他們在用力掩飾心中的恐懼。那一刻我真為他們難受，可一時又不知該怎麼幫他們。

會議在一片驚愕和混亂中收場了……

我還沒有來得及在座談會上發言，屋子裡就亂了起來。整個會議期間，我的心一直被憤懣、驚懼和各種各樣難以言說的東西給淤塞了……坐在那兒，臉上漲疼，兩手汗浸浸的。當廖若突然出現的一瞬，我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一個少年此刻會出現在這裡，發出自己猝不及防的吼叫、指斥和宣告。

這就是發生在眼皮底下的事情。我不知我們的承受力是否夠用？這簡直是一場可怖的遭逢：人與時代、人與故事、人與周圍的一切……我究竟該怎樣打發這一個又一個失眠的夜晚。我無法不去想那個叫小蕾的女孩，無法不去想那個亂哄哄的座談會，更無法不去想我置身的這個故園。

肖瀟的敘說中有什麼暗暗擊中了我，雖然她當時毫無察覺。這種擊打的力量不僅來自故事本身——還有其他，比如其中的一個關節、一句話，都會引起我敏感的聯想和思忖。就是這些，在我的心靈深處被重重地撥動了一下……我甚至不太敢往深裡去想。我特別難忘的是她在敘說中重複過的那句話——一個男人的“退而求其次”！

聯絡這句話前後銜接的意思，讓人覺得真是包含了無盡的內容。是啊，人生的退卻，特別是中年的退卻，會比什麼都可怕。中年正該是好好回顧和總結的時刻，因為不這樣就沒有了重新開始的時間。中年往往是全部人生行為的一次最重要的結點，一個集合的高地。中年是希望和絕望的分水嶺。從她的敘說中，我第一次明白肖瀟那平靜的外表所遮掩的，竟是如此熱烈動人的心腸。顯而易見，她對那個市長由欽敬到失望的全部過程糾集了自己的多少熱望和痛苦。我擔心，也害怕；因為我想她對我也會有類似的失望——不，這不是“失望”，這嚴格講來僅僅是一種痛苦：女人面對男人所產生的痛苦……我明白，我遇到了肖瀟，正可以領略一個如此完美的生命——這種完美從很早以前就絕非停留在想象中，而是一種真實的存在，一個具體的、從內容到形式的全面呈現……那一刻，我的心裡充溢著一脈溫暖的溪流，還摻雜著一個男人難言的羞愧。也許我對關於她的一切都有點太過敏感了，我一直小心翼翼地對待她，不敢有一絲一毫的莽撞和折傷。

我在想這些年裡自己有過多少裹足不前和猶豫，有過多少曲折的思索和猜度；我的行程僅僅是以故地為中心畫出的一個橢圓形軌跡，卻沒有迎著一個方向勇往直前，沒有形成一道切線。我大概從童年開始就被一種東西纏住了，盤桓在心中的是無盡的焦思和自譴。我就像肖瀟深感失望的那個男人一樣，心底也曾泛起過一句錚錚有聲的誓言。可惜的是，就連這一點也如同那個男人：時屆中年，卻沒有勇氣讓那誓言一直在生命中迴盪，更沒有變成行動……

從座談會上歸來，小蘋果孩駱明的影子總在眼前閃動，還有他的微笑。我彷彿聽到了他的聲音，那是一種平靜的、委婉的祈求：叔叔，你回來了，可是你能為我做點什麼嗎？

我想起了前不久自己為唐小岷講過的那個歌手的故事。那位泣血的歌手啊！如今平原上再也沒有這樣的歌手了，更沒有海嘯般的怒吼了，我僅僅是一個遙望者和轉述者。我有些羞愧地發現，在那個座談會上，我作為老駱一家人依賴和囑託的鄰居和朋友，竟然一言未發……

因為座談會上帶來的許多疑問，後來的幾天我把許多時間都用在那個場醫那兒了。我想進一步弄清駱明發病前後的每一個細節，想盡可能多地瞭解情況。令我有些失望和出乎意料的是，這人不僅是一個庸醫，而且還是一個超級電子迷。在我的經驗中，對電子這一類的迷戀有時相當於一種傳染性疾病，它甚至是無可療救的。我還記得在那個城市，一個電腦專家朋友曾給我帶來了怎樣的煩惱。我現在不得不用另一種眼光去端量這位場醫了。我發現他對聲光電子這一類的迷戀比我城裡的那個朋友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個人早在幾年前就已經把自己的本職工作拋到了腦後，幾乎每天深夜都在搗弄這一類東西。他生活在一個虛擬的世界中，而他所置身的這個園藝場卻成了一片陌生的佈景。他幾乎知道所有最先進的電子裝置的訊息和奧妙，有自己的一夥奇奇怪怪的朋友。他積攢的各種錄影片和其他影像資料不可勝數，有許多東西已經堆成了一攤繁瑣不堪的貯藏品。有一些“寶貝”他是不願示人的，有一些奇妙的收藏據說只有他才擁有。我找到他的時候，發現他由於長期缺乏睡眠，臉色已經泛出青紫，並在眼睛四周瀰漫著一種曖昧的神氣。他幾乎不再對眼前的現實問題感興趣，而總是以各種資訊絕對擁有者的身份與別人對話。關於另一個世界裡的稀奇古怪的知識，他自以為抖抖手指縫隙就能落下一大堆。

我把那天座談會的情景給他複述了一遍，他聽了一個勁搖頭。那天他是第一個給駱明看病的人，而且及時打了急救針。他說事後曾與那個醫院裡的一個朋友討論過，對方是個科主任，也是因為同一種業餘愛好才彼此結成朋友的——兩人之間可以無話不談。他們都認為駱明患的可能是腸道血管栓塞。場醫說從發病到最後這段時間，從病情發展的速度上看應該是這樣的病。他不贊成腸胃穿孔的判斷，因為那樣延續的時間將會更長一些。他不停地罵那所醫院，說那個鬼地方簡直沒有辦法，誰都沒有辦法，那裡才是真正的“不治之症”。“我們就這事兒相互討論過多次，我還拿過去一些資料。洋玩藝兒他也能讀得懂。我什麼資料都對他敞開……”

那次談話不久，那個科主任就到場裡來了一次。場醫提前一天通知了我，並給我們做了介紹。主任叫藍珂，四十六七歲，南方人。提到供職的地方，他掛在嘴上的一句話就是：“我們這個醫院，沒意西（思）啦。”

藍珂的一雙眼睛顯得十分靈活，講話時，常常去瞟場醫的愛人。而她顯然對這一切早已習慣了，坐在一邊，臉色很紅，有些厭煩地噘著嘴巴……

從交談中得知，他當年從一所醫學院畢業分配到這裡，再也沒有動過，如今已經是這所醫院的元老。他精瘦，滿臉細皺，面板卻出奇地白嫩。說到駱明，我問：“你們醫院經常發生類似的事故嗎？”

他哼一聲：“類似的事故倒不多，但死人的事是常有的。說起來你都不信，有一次我們給一個病人做了手術，手術後幾周了病人還不斷喊痛，喊得厲害，引流管老撤不掉。後來拍了片子才真相大白，你猜怎麼？肚子裡撇下了一把手術器械……”

儘管類似的報道我也看過，但因為它就發生在眼前的這所醫院裡，還是讓人有點吃驚。

藍珂說：“你不信，誰又能信？這也不是破天荒第一次——報上說其他地方也有過同樣的怪事。醫療部門在內部把我們做了通報。可通報又怎樣？院長照樣還是院長，主任照樣還是主任，只不過做手術的醫生當月獎金扣掉了，給了一個無所謂的處分。”藍珂嘆息：

“我們外地人在這兒過日子可不容易呀！這個城市講起來和農村也差不多，靠的是家族勢力，你如果是一個外人，不機靈一點簡直就沒法兒生活。除非你是長了三頭六臂的主兒，除非你是沒心沒肺的人……”

我提到了那天的座談會——我特別指出那幾個局長當中就有外地人。

藍珂笑了。他說剛才講的不太明白，他所說的“外人”以及“家族勢力”和農村的又有不同：這裡的“家族”大半沒有血緣關係，可是必須有另一種連結方式，那才更可怕呢。他說一個部門或一個行當、或它們之間，所有這些人都要分成一個個利益團伙，一個人如果沒有入夥，那麼他就是一個“外人”，一旦遇到事情麻煩就大了。

我不願把話題扯遠，只說：“為了一筆押金就死了一個人，你們醫生的心也太硬了。醫院是專門治病救人的地方，這事無論如何也不能原諒。人到了最後，就為了讓你們這些穿白衣服的伸出手來拉一把，可是你們竟能揹著手不管不問……”

藍珂那雙圓圓的眼睛像盯著一個不認識的人那樣看我，看了一會兒長嘆一聲說：“真是不在一個行當，不知一個行當的難處啊。我要是站在外邊，也會像你一樣講話……他們不知道我們這裡給弄成了什麼！經濟上層層包乾，藥房，值班醫生，護士，手術室，每個科室都搞起了承包。我告訴你，有時人的狠心腸硬是逼出來的。好事誰都想做，可就是做不起呀。”

“‘好事做不起’——這個說法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藍珂一笑：“你聽不明白，因為你是另一個星球上的人。”

我沒理會他的嘲笑，聽下去。

“舉個例子吧，前些年我們科裡來了一個病號，是個姑娘，一來就捂著身子，說疼得要死。後來給她做了個心電圖，原來是心臟病，反射在那兒……這就要搶救。她稱自己是過路的大學生，一口普通話。她沒有任何親屬在跟前，當然談不上什麼押金了，住院手續都是我一手給辦的，因為總不能見死不救吧。她住了半個多月，跟我們科裡的人都成了好朋友。大家蠻喜歡她的。後來她差不多好了，有一天到對面門診樓去做化驗，而且是穿著病號服出去的，所以誰都沒想別的。可是想不到她這一走再也沒有回來——原來她把隨身帶的一點有用的東西都揣在了口袋裡，跳上市內公交車就直奔車站，買了一張坐票就跑掉了。後來我們才弄明白，她根本就不是大學生，學生證也是假的。她的住院費治療費加起來上萬元，我們科算是啞巴吃黃連……所有人不光是獎金沒了，工資也扣了大半，還受了通報批評。那個院長你見過，別看笑眯眯像個老太太，心比石頭還硬，絕對不跟你講情面。到我們科裡治病的人三分之二是市民和郊區農民，很多人都來自幾十裡外的農村，你跟他們必須認真，按規定辦事，因為稍有不慎就會栽進去。他們很會捉弄人的……”

“農民捉弄醫院？”

“那還用講。不過他們有的也實在是太窮了，治不起病也拿不起藥。有很多病人應該馬上住院，可就是因為住不起，結果只能回家躺在炕上熬。有的剛剛五六十歲，得了病家裡人也不讓送醫院，說這麼大年紀了還送醫院幹什麼？‘熟透的瓜兒了’。就這樣讓他在炕上躺著繼續‘熟’。這兒的農村，只要不是害急症死亡的，在自己家炕上躺著去世的人，我敢說百分之九十都是非正常死亡。”

藍珂說到這裡低下了頭。

我想到了早年生活過的那個山區，不得不同意他的話。是的，那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自己家裡迎接死亡的。有的只是患了很常見的病，只是因為窮，沒有錢住院，就在自己屋裡迎接了死亡。

<h5>2</h5>

“那些農民到科裡治病時，都從腰裡掏出一個小布包，解呀解呀，最後才解出一卷錢，數一數，都是一些面值很小的紙幣，一共不足幾十元，夠什麼用？現在的藥多貴呀，別說吃藥了，就是幾天床位費他們也拿不起；要動手術，病人一上了手術檯就要大把花錢，那是不客氣的。醫院裡又沒有這筆救濟金，只得一視同仁。別說農民，所有效益不好的工廠企業，連工資都發不出，哪有錢給工人治病？那些來自機關和事業單位的，藥單子可以拿回去報銷；享受醫療保健的、特別是特保病人要住幹部病房，走廊裡鋪著地毯。人和人是不一樣的。有的人只要住進來，醫院裡就覺得臉上有光，就得好好服務，冷啊熱的，惟恐不周。不光是這樣，他們出院時一口氣可以開走幾千元幾萬元的藥品。現實就是這麼大的差別，你不承認行嗎？同是企業或事業部門，那種差距簡直就是天上地下。就在我們這種垃圾滿地的窮地方，那些壟斷經營的單位、一些大權在握的行政執法部門卻是牛氣沖天。一個區稅務局一年的接待費用就可以高達七八百萬，同級的一些文化事業單位呢？他們連買信箋的錢都不捨得！一些剛畢業的銀行小職員工資加補貼就能拿到每月兩三萬元，一個小小的區供電局的頭頭年收入可以達到三四十萬。再看看一般的知識分子吧，他們辛苦了一輩子，評上了正高職稱的月工資也不過才兩千多元，更不要說工人和普通老百姓了。你看看稅務局和財政局這一類部門的辦公和居住條件，然後再比比我們醫院——不，你乾脆比比一般的市民和企事業單位吧，他們住的屋子能進得去人嗎？我前幾天剛去了一位解放前就大名鼎鼎的老專家那兒，他的小屋又黑又臭讓人進門就得掩鼻子。所以嘛，不要再說起碼的正義和良知了，也不要說什麼人類起碼的價值觀了，別提什麼‘禮義廉恥’，這裡只承認拳頭。誰要說我們這兒是個文明地方，說下大天來我也不信！所以說你既然明白這個，知道自己身處野蠻之地，就得準備隨時用野蠻的辦法去應付事情思考事情，不然的話就是死路一條——而且直到死了也沒人同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