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普世價值視而不見，這是中國必須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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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莉：能不能這樣說，尊嚴感一直是你寫作的目標？

畢飛宇：我一直渴望自己能夠寫出一些莊嚴的東西，莊嚴，同時還宏大。莊嚴而又宏大的東西一定是充滿尊嚴感的，但是，在這裡我要把宏大這個東西單列出來作一番解釋，我所認定的宏大從來不是時間上的大跨度，也不是空間上的大跨度，甚至不是複雜而又錯綜的人物關係；我所認定的宏大是內心的縱橫，開闔，是精神上的渴求，它是不及物的，卻雄偉壯麗，它是巍峨的，史詩般的，令人蕩氣迴腸。很遺憾，我的寫作至今都沒有達到我的預期。

在這裡我還要做一點小小的補充，我是被“徹底的唯物主義”喂大的孩子，現在，我最大的心願就是做一個唯心主義的藝術家。

張莉：剛才你說很多小說都是你對社會的發言，我想到《地球上的王家莊》。據說這小說是急就章，有感而發。

畢飛宇：那是2001年11月的事，離多哈會議、也就是世界貿易組織第四次部長會議不遠了，那時候我們都在討論中國要不要加入WTO，知識分子當中反對的人很多。我是支援的。道理很簡單，我們不能獨立於世界的外面，我們的遊戲不能遊離於大的遊戲規則之外。我是喜歡踢足球的，在球場上，你粗暴、你犯規，這些都不要緊，但是，得有黃牌和紅牌。我沒有能力論述中國為什麼要加入到世界裡去，可我有能力把閉塞的世界描繪給你看。——我們是弱者，弱者就喜歡在不安全的時候喊幾聲，這喊聲有人聽見了，我們將是一個活法，沒人聽見，我們將是另一個活法。

張莉：小說寫得精妙，它有“以輕寫重”的美學特點：王愛貧和王愛國都有自己的一個宇宙系統，堅信這個系統是以王家莊為中心向外輻射的，——你將王家莊作為了一個很重要的意象。

畢飛宇：地球上的“王家莊”是閉塞的，這是一個沒有紅牌和黃牌的世界。自己當運動員，自己做裁判，這也許就叫中國特色吧。有時候，我們的主人意識真是太強大了，我們會梗著脖子反問：是我在踢球，憑什麼讓你來做裁判？憑什麼呀？你一定要來做裁判，好，我不高興，說不。

張莉：說到中國特色，我想到一直以來關於核心價值與普世價值的討論，寫作者恐怕也得面對這個問題。

畢飛宇：我們一直生活在“核心價值”裡頭，而不是普世價值。遠的不說，大半個世紀之內，我們的作家其實是在指定的核心價值下面思考生活和寫作的，這是中國文學所體現出來的中國特色。問題是，普世價值和我們的核心價值是分離的，甚至是矛盾的，這是一個誰也不能否認的基本事實。

張莉：這種分離在今天更需要被重新認知和反省。

畢飛宇：我給你講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我在你的母校北京師範大學講過了，今天講給你聽。故事發生在七十年代，那時候中國的大地上剛剛時興喇叭褲。喇叭褲，你知道的吧？

張莉：當然。

畢飛宇：知道就好辦了。有一天，在一條船上，一個穿著喇叭褲的年輕人上船了，另一個沒穿喇叭褲的小夥子就和穿著喇叭褲的小夥子對視。突然，沒穿喇叭褲的小夥子站起來了，抽了穿喇叭褲的小夥子一大嘴巴。穿喇叭褲的小夥子問：“為什麼打我？”打人的小夥子說：“老子就是看不慣你的褲子。”打起來了。

張莉：很無厘頭場景。

畢飛宇：我要說的不是打架，我一要說的是另外的一件事。兩個小夥子被人拉開來之後，船艙裡的人們開始討論了，討論的中心是：捱打的小夥子到底該不該穿喇叭褲？——然而，沒有人涉及他該不該捱打。

張莉：這個故事有隱喻氣息。

畢飛宇：一個人不可以無緣無故地打人，這就是普世價值；該不該穿喇叭褲，這裡頭也許有價值問題，但顯然，它不涉及普世價值。這個故事非常清晰地表明瞭一件事：我們時常把普世價值丟在一邊，然後，嘰嘰喳喳，沒完沒了。

前些日子我正好讀到過一篇文章，意思很簡單、很明確，這個世界上根本就沒有普世價值，——說什麼好呢，在今天，我特別想說，對普世價值視而不見，這是中國必須面對的問題。其實，視而不見這個說法還是輕佻了，我個人的體會是，我們在刻意迴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