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嚴不是個人問題，是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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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莉：《推拿》寫的是盲人推拿師的生活，殘疾人對你的生活有過觸動嗎？

畢飛宇：我們先說點別的吧。我出生於六十年代的蘇北鄉村，在六十年代的中國鄉村，存在著大量的殘疾人。不知道你注意過知青作家的作品沒有，在他們的作品中，人物的名字往往很有特點，經常是二柺子、三瞎子、四呆子、五啞巴、六癱子。我想告訴你的是，這不是知青作家的刻意編造，在我的生活中，的確就有許多三瞎子和五啞巴。

張莉：這曾經是普遍現象。

畢飛宇：我對殘疾人一直害怕，鄉村的民間智慧是這樣總結殘疾人的：瘸狠、瞎壞、啞巴毒。瘸為什麼狠？他行動不便，被人欺負了他追不上，這一來他的內心就有很深的積怨，一旦被他抓住，他會往死裡打，他狠。“瞎壞”的“壞”指的是心眼，瞎為什麼壞？他行動不便，被人欺負了也不知道是誰，這一來他對所有的他者就有了敵意，他是仇視他者的，動不動就在暗地裡給人吃苦頭。啞巴為什麼毒呢？他行動是方便的，可他一樣被人欺負，他從四周圍猙獰的、變形的笑容知道了自己的處境，他是卑瑣的，經常被人擠對，經常被人開涮，他知道，卻不明白，這一來他的報復心就格外地重。我並沒有專門研究過殘疾人的心理，不過我可以肯定，那個時候的殘疾人大多有嚴重的心理疾病，他們的心是高度扭曲的和高度畸形的。他們的心是被他人扭曲的，同時也是被自己扭曲的。

張莉：那時候，大家都沒有尊嚴感，也意識不到自我和他人的尊嚴。

畢飛宇：在六十年代的中國鄉村，人道主義的最高體現就是人沒被餓死、人沒被凍死，如果還有所謂的人道主義的話。沒有人知道尊嚴是什麼、尊重是什麼。沒有尊嚴和尊重不要緊，要緊的是要有娛樂。娛樂什麼呢？娛樂殘疾人。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取笑和模仿。還是說出來吧，我至今還能模仿不同種類的殘疾人，這已經成了我的一塊黑色胎記。

張莉：我想起來，趙本山很會模仿盲人。

畢飛宇：趙本山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就是模仿盲人。他足以亂真的表演給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大地送來了歡樂。我可以肯定，趙本山的那出小品不是他的創作，但卻是他成長道路上一個黑色的環節。

張莉：不僅僅是他的成長經歷，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經歷。

畢飛宇：我要說的是，在六十年代的中國鄉村，每個鄉村不僅有自己的殘疾人，還有自己的趙本山。不可思議的是，這些趙本山不是健全人，而是殘疾人。我至今還記得一位這樣的盲人，他叫老大朱。為了取悅村子裡的父老鄉親，他練就了一身過人的本領，他的耳朵會動，他會模仿各種家禽與各種家畜的叫喊，他還能模仿瘸子、駝背和癆病患者。只要有人對他吆喝：瞎子，來一個，他就會來一個。請允許我這樣說，他的生活是牛馬不如的，但他很快樂，因為他知道，要讓健全人快樂，他自己首先要快樂起來，他所謂的快樂就是作踐自己。

張莉：很可怕，我小時候也有看別人作弄殘疾人為樂的經歷。

畢飛宇：其實我們是非常講尊嚴的，你一定還記得《紅樓夢》裡的劉姥姥，她在進入賈府之後，為了得到幾個小錢，她刻意做了那麼多荒唐的事情，可是，在進門之前，你看看，她一遍又一遍地“拽板兒上衣的下襬”，要體面。這很叫人心酸的。劉姥姥的苦中作樂絕對沒有“我就不是人，我就不要臉”這層意思。

張莉：所以，你要在意尊嚴。

畢飛宇：是的，我在意。其實一開始不是這樣，我如此在意這件事是在我和盲人朋友相處之後。我們相處了很久了，他們有一個推拿中心，我每天在推拿中心進進出出，有一天，我突然意識到了一個問題，門內和門外是有區別的：門內很在意尊嚴，門外則不那麼在意。我感到我抓住了什麼東西，也許我誇張了，我就覺得我抓住一個時代的問題，也許還是一個社會的問題。

張莉：《推拿》出版是在2008年10月。那一年我們剛剛經歷大地震—兩分鐘，我們不僅有八萬同胞離世，還有成千上萬的人被截肢。電視上常有地震中的少年被帶到舞臺上講述自己的苦難，那些孩子還要在公眾面前接受禮物，主持人要求他們不斷地說謝謝。看電視時我想到《推拿》中的都紅，面對捐款她悄悄離開了。認識尊嚴有很長的路要走，尤其是對當下的中國社會而言。

畢飛宇：《推拿》的第二稿是5月10號寫完的，三天之後，也就是5月12號，四川地震了。老實說，守在電視機前，到了6月，我的心情就開始複雜了。我想說的是，社會的變更真是一步也跨不過去，沒有所謂的“跨越式”發展，尤其是精神這一個層面。比較一下東西方的歷史，我們缺了太多的課，其實缺了課也不要緊，我們的腦子裡得有補課的念頭。有些東西是不能分東西方的，比方說尊嚴，它是普世的。

張莉：《推拿》給予了那些被社會忽略的族群以關注，讓他們感受到與社會的緊密關係。我看到報道說，很多盲人讀《推拿》，將它視為“我們的小說”你有別的作家沒有的讀者群。

畢飛宇：說起盲人的閱讀，真是一個有趣的事情，你知道麼，在電腦上，盲人的閱讀有專門的軟體，也就是語音轉換機制，速度快極了，還可以調，速度是我們閱讀的好幾倍，有一度，許許多多的盲人朋友都在讀它，我真的沒有想到《推拿》會經歷這樣的一個盛況，我又一次經歷了許多作家沒有機會經歷的東西。我想對你說，如果你讓我重新書寫《推拿》，我可以寫得更好，可是——可是天底下哪有這麼好的事情呢，永遠沒有事後的諸葛亮。除了遺憾，我還能說什麼？

張莉：《推拿》一出版就被譽為2008年度小說的重要收穫，獲得了很多獎項，不久前繁體版獲得了臺灣《中國時報》的2009年度圖書獎，這表明它觸動了我們整個社會的神經。但是，也有讀者問，《推拿》中的盲人怎麼這麼像正常人，他們哪兒跟我們不同？你聽到過這樣的說法嗎？

畢飛宇：我當然聽到過，這不是我的遺憾，我很高興《推拿》的寫作提升了我自己。

張莉：有時候，讀者可能有他的閱讀定勢。

畢飛宇：閱讀有它的傳統與慣性，真的是這樣。說起盲人，讀者們往往也有一種預設，噢，這小說是關於盲人的，盲人麼，《推拿》就應當小說“如此這般”。果真是如此這般麼？往往不是的。作家的創造時常有兩種相反的向度，一、給出一個“新世界”；二、還原一種常識。有時候，還原一種常識比給出一種“新世界”更有價值、更具魅力。藝術的困境和光榮就在於，有時候，它創造了“新世界”，有時候，它勇敢地站在了“新世界”的對立面，義無返顧地和常識站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