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默塞特·毛姆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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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詹德蘭有一天問他父親：“為什麼我的中間名叫薩默塞特？學校裡的男生剛發現了，他們嘲笑我。”

他父親鬱郁答道：“那是一位英國大作家的名字。我肯定你在家裡見過他的書。”

“可我從來沒讀過。你那麼崇拜他？”

“我不敢肯定。聽我講完，然後你自己決定。”

下面就是威利·詹德蘭的父親開始講述的故事。故事講了很久，隨著威利慢慢長大而改變，內容一點點增加。等到威利離開印度去英國的時候，他知道的故事是這樣的。

那位作家（威利·詹德蘭的父親說）來印度是為一部有關靈性的小說收集素材。那是三十年代。邦主的大學校長帶他來找我。當時我正在為自己的某些行為做贖罪苦修，住在大寺廟的外院行乞。那是大庭廣眾之處，所以我選擇它。邦主手下有官員與我為敵，不斷地糾纏我，我覺得寺廟庭院人來人往，比我的辦公室安全。迫害令我神經緊張，為了讓自己平靜，我發誓禁語。這多少為我贏得了當地人的尊重，甚至讓我出了名。人們會跑來看我，有的會送我禮物。官方不得不尊重我的誓言，而我一看見校長帶著那個白人小老頭過來，就以為他們是想騙我開口。於是我變得非常固執。人們知道有好戲，就站在四周看我們會面。我知道他們支援我。我什麼也沒說。全是校長和作家在聊。他們聊我，邊聊邊看我，而我就坐在那裡，對他們視而不見，好像我又聾又瞎。人們就看著我們三個。

開始就是這樣。我沒對那偉人說一個字。現在看來難以置信，但我第一次見到他時的確從未聽說過他。我所瞭解的英國文學是勃朗寧、雪萊之類的人物，我在大學那幾年就學了那些，直到後來我為了響應聖雄的號召愚蠢地放棄英文教育，使自己偏離了生活的軌道，只能看著我的朋友和敵人飛黃騰達。但那是另一回事。以後我再告訴你。

繼續說那位作家。你一定要相信我什麼都沒有對他說。但後來，大概過了一年半，作家出了一本遊記，裡面有兩三頁寫到我。更多篇幅寫的是寺廟、人群和他們的衣著，寫他們送來的椰子、麵粉、大米，寫午後陽光照在古老的庭院石頭上。大學校長告訴他的每一件事都寫到了，還有一些別的。校長顯然為了引起作家好感而對我的各種剋制慾望的誓言說了許多好話。書裡還有幾行，也許是一整段，用他描寫石頭和陽光的筆調，描寫我面板的沉靜和光滑。

於是我出名了。不是在忌妒橫行的印度，而是在國外。然後，當作家在戰爭期間出版了那部名著，外國評論家開始在我身上看出《刀鋒》的精神來源時，忌妒變成了憤怒。

對我的迫害停止了。那位作家，身為反對王權的人士，出乎眾人意料，在他第一本有關印度的書中，在那本遊記中，讚美了邦主和他的土邦、他的官員，包括那位大學校長。每個人的態度由此改變。他們試圖以作家看我的眼光來看我：出身高貴，在邦主的稅務系統中身居高位，來自為統治者主持神聖儀式的一族，拒絕輝煌前程，靠乞求赤貧者的施捨過活。

我已很難走出這個角色。有一天邦主特意派遣一位宮廷秘書向我表達祝福。這讓我極為憂慮。我曾盼望一段時日之後城裡會出現其他宗教熱點，讓我藉以脫身，開始自己的生活。可是，在一場重要的宗教慶典期間，邦主頂著午後的驕陽赤背前來，以悔罪者的身份親手為我送上椰子和布匹，這些禮物由一個身穿制服的侍臣捧著——這小丑我再瞭解不過，我發現逃脫已無可能，因此只得安下心來，過起命運賜予我的奇怪生活。

我開始吸引國外來客。他們大多是作家的朋友。他們從英國跑來尋找作家發現的一切。他們帶著作家的信。有時候是邦主近臣的信。有時候他們的信來自那些以前拜訪過我的人。他們中有作家，訪問過後幾個月或是幾個星期，會有關於訪問的小文章出現在倫敦的雜誌上。有了這些來客，我一遍遍重溫我生活的這個新版本，漸漸自在地接受了它。有時候，我們聊起來過的那些人，我身邊的人會得意地說：“我認識他。他是個很好的朋友。”或是類似的話。就這樣過了五個月，從十一月到三月，也就是我們的冬季或者英國人所謂的“冷天”——他們以此區分印度的冬季和英國的冬季，我覺得自己成了公眾人物，處在一個小小的海外交際與流言網路的邊緣。

有時候，你犯了一個口誤卻不想糾正它，你會假裝你說的正是你想的。然後，你往往就此發現那錯誤裡有某種真實。比如說，你會發現減損（subtract）某人的好名聲也能說成貶低（detract）那樣的名聲。順著這條思路，我仔細審視了與英國大作家的那次會面所強加給我的奇怪生活，發現那其實正是我多年來夢想的生活方式：能夠宣佈放棄、躲避、逃離我那一團亂麻的生活。

我必須從頭說起。我們祖上是祭司。我們依附於某處廟宇。我不知道那處廟宇建於何時，由哪位邦主建造，也不知道我們從何時起開始依附於它；我們不是瞭解那類知識的人。身為祭司的我們和我們的族人形成了一個社群。我想我們的家族曾一度富有興旺，享受著我們服務的人的各種供養。但穆斯林征服了這片土地，我們都變成了窮人。我們服務的人已無力支援我們。英國人到來後情況變得更糟。律法是有，但人口在增加。廟宇周邊我們的族人實在太多。這都是我祖父告訴我的。儘管堅守所有複雜的律條，但食物真的少得可憐。人們消瘦虛弱，動不動就生病。我們這個祭司家族的命運！我不喜歡聽祖父講那些故事，那些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故事。

我祖父瘦成了一把骨頭，他決定離開寺廟，離開家族。他想到有王宮和名寺的大城市去。他想方設法籌備，一點一點省下米、面和油，一枚一枚存起銅板。他對誰也沒提。那一天終於到了，他絕早起身，在夜色中往火車站走。路很遠。他走了三天。同他一起的都是窮人。他比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更慘，但有人認出他是個食不果腹的年輕祭司，便舍給他食物，留他歇腳。最後他到達了火車站。他告訴我那時候他如何驚恐茫然，力量和勇氣流失殆盡，說他一點沒注意到身外的世界。下午火車來了。他只記得人潮和喧囂，然後是黑夜。他以前從沒坐過火車，但一路上他只看向自己的內心。

早晨他們來到大城市。他打聽清楚去大寺廟的路，然後就留在那兒，在庭院裡移動躲避日頭。晚上，廟裡禱告結束後分發聖食。他沒有被遺漏。食物不多，但勝過他先前賴以度日的分量。他盡力裝得像個朝聖者。沒人問他，而他就這樣度過了開頭幾天。可不久有人注意到了他。他受到盤問。他說了自己的來歷。寺廟裡的官員並沒有趕他走。其中一位好心人還建議我祖父代人寫信。那人給了他一些簡單的用具，鋼筆、筆尖、墨水和紙張，於是祖父就去和其他代人寫信的人一起坐在王宮附近的庭院外的石板路上。

寫信人大多寫英文。他們給三教九流的人寫訴狀，幫忙填寫形形色色的官方表格。我祖父不識英文。他懂印地語和他家鄉那一帶的方言。城裡許多人是從鬧饑荒的地方逃來的，想要給家裡人捎信。於是我祖父有了事做，也沒人忌妒他。人們被吸引到他那兒還因為他那身祭司衣服。沒多久，他就過得比較體面了。晚上再也不用縮在院子裡。他找到一間合適的屋子，並且接來了家眷。做著寫信的工作，加上在寺廟裡的好人緣，他認識的人越來越多，最終，他成了王宮裡一名受人尊敬的辦事員。

這類工作很保險。報酬不算高，但從來沒人被解僱，而人家對你也是畢恭畢敬。我父親很快適應了這樣的生活方式。他學習英文，拿到了中學文憑，很快獲得比他父親更高的官職。他成了邦主的一名秘書。那樣的秘書很多。他們身穿漂亮制服，在城裡被奉若神明。我相信父親希望我也走這條路，接著他的腳印往上爬。在父親看來，他已經找回了祖父迫不得已放棄的祭司家族的安全感。

但叛逆的小妖精在我內心作祟。也許我聽祖父講了太多遍他的故事，他的逃離和對未知的恐懼，在那些可怕的日子裡他只看著內心而看不見周遭的一切。我祖父越老越憤怒。他說他家族裡的人都是蠢貨。他們看見災難逼近卻毫無作為。而他呢，他說，他捱到最後一刻才走，就因為這個，他到大城市之後只能縮在寺廟的庭院裡，就像一頭餓得半死的畜生。他竟然說這麼重的話。他的憤怒感染了我。我開始覺得我們眼下在城裡，在邦主和王宮腳下過的這種日子不會長久，現在的安全感都是假的。一想到這裡我就嚇得要命，因為不知道厄運降臨時我該如何保護自己。

我覺得自己成熟到可以進入政治領域了。印度上上下下都是政治。但土邦卻不見獨立運動的蹤影。那是非法的。我們聽說了外面那些偉大的名字、偉大的事蹟，但我們只是遠遠觀望。

那時候我在讀大學。按計劃，我應該拿到文學學士學位，然後取得邦主的獎學金去學醫或者學工程。然後我會娶大學校長的女兒。所有這些都定好了。我並不抗拒這些，但又覺得它們和我無關。我在大學裡愈來愈感到空虛無聊。我聽不懂文學課。我看不懂《卡斯特橋市長》。我不理解那些人物和故事，也不知道那本書的年代背景。莎士比亞還好，但我不明白雪萊、濟慈、華茲華斯寫的究竟是些什麼東西。我讀那些詩人的作品時想說：“這是一派謊言。沒人有那種感覺。”教授叫我們抄他的筆記。他大聲地念著，一頁又一頁，而我記得最清楚的一點就是，他念筆記的時候為了更簡略，也為了讓我們抄得一字不差，從來不說華茲華斯。他總是說W，華茲華斯名字的第一個字母，從來不說華茲華斯。W做了這個，W寫了那個。

我心亂如麻，覺得我們全都生活在虛假的安全感中，覺得無所事事，憎恨學業，同時知道外面正天翻地覆。我崇拜獨立運動的大人物。我責備自己無所作為，責備自己屈從於別人為我安排好的生活。一九三一或一九三二年的某個時候，聽說聖雄號召大學生罷課，我決定響應。我做得更出格。我在前院生起一小堆火，把《卡斯特橋市長》、雪萊和濟慈的作品及教授的筆記全扔進去，然後回家等著暴風雨落到我頭上。

可風平浪靜。好像沒人對我父親提起這事。沒聽說教務長髮話。也許那堆火不夠大。書很難燒，除非你先燃起一堆大火。也許大學前院太混亂太嘈雜，那兒的大街太喧鬧，我在一個小角落裡乾的勾當根本算不得新鮮。

我更覺得自己沒用。印度的其他地方出了偉人。如果能跟隨他們，甚至只是看他們一眼，我會感到多麼幸福。我願意放棄一切，只要能接觸到他們的偉大。而在這裡，在王宮腳下，有的只是唯唯諾諾的生活。我夜復一夜思索著自己究竟該怎麼做。我知道，聖雄也曾經歷過這樣的危機，就在一兩年前，在他的隱修處。在寧靜中，在一成不變的生活中，在眾人的崇敬中，他痛苦地思索著該如何點燃這個國家。最後，他出人意料地想到組織不可思議的鹽路長征，從自己的隱修處一直走到海邊，去採鹽。

就這麼安安穩穩地待在家裡，待在穿制服的侍臣父親的房子裡，仍舊（為了息事寧人）假裝去上課，但忍受著我前面所說的那些煎熬，最終我有了一個好主意。我無比肯定那浮上我心頭的決定是正確的，我一定要施行。那個決定就是我要犧牲自己。不是空洞的犧牲，瞬時的行動——跳橋、撞火車是無論哪個傻瓜都能做的——而是更為長久的犧牲，是聖雄會贊同的那種。他指出了種姓制度的諸種罪惡。沒人說他錯了，但很少有人為此做些什麼。

我的決定再簡單不過。我要背棄我們的祖先——祖父說的那些受外族壓迫、捱餓受窮的愚蠢祭司，背棄父親要我在邦主手下做大官的愚蠢願望，背棄大學校長要我娶他女兒的愚蠢願望。我決定背棄所有那些死路，把它們踩在腳底，我要做的是我能力所及的唯一高尚的事情——找一個身份最卑微的女人，娶她為妻。

事實上我已經有目標了。是大學裡的一個女生。我不認識她。我沒跟她說過話。我只是注意過她。她瘦小粗糙，看上去像是從某個部落來的，面板特別黑，使那兩顆大門牙顯得尤其白。她衣服的顏色有時很鮮亮，有時則很晦暗，彷彿是同膚色融合了。她多半屬於低等種姓。邦主給所謂“低等階層”提供一定數量的獎學金。人人都知道邦主虔誠，獎學金就是他的宗教善行之一。事實上，那就是我在課堂上看見她捧著書本時的第一個念頭。許多人在看她。她誰也不看。這之後我常常見到她。她握筆的姿勢奇怪、堅決而幼稚，她抄寫教授的筆記，關於雪萊和W，當然還有勃朗寧、阿諾德，以及通篇都是獨白的《哈姆萊特》的價值。

這最後一個詞讓我們非常頭疼。教授念這個詞時會有三四種發音，全看他當時的心情；當他考我們對筆記的理解時，我們不得不念出這個詞，那情形，你真可以說是一個人一種發音。對我們許多人來說，文學就是這樣一種困窘。由於某種原因，我以為那個女孩既然能拿到獎學金，就應該比我們大多數人都懂得多。可是有一天，教授向她提問——通常他難得注意她——我卻發現她一竅不通。她幾乎說不出《哈姆萊特》的情節。她只記得那些句子。她以為故事發生在印度。教授自然嘲笑了她，班上的人哈哈大笑，就好像他們知道的比她多很多似的。

之後我更注意那女孩了。她讓我著迷，又讓我厭惡。她的出身恐怕極其卑微。想到她的家庭、她的族人以及他們的職業，就讓人受不了。那樣的人去寺廟，不會被允許進入供奉神像的聖殿。主持儀式的祭司決不會碰他們一下。他會把聖灰扔給他們，就像扔吃的給狗一樣。每當我細想那女孩的事，這一類的念頭就會把我包圍。那女孩能感受到別人的注視，但她從來不回看他們。她在努力堅持。只要一點點力氣就能把她碾碎。我對她越來越著迷，竟生出一絲同情，希望能看看她眼裡的世界。

就是這個女孩，我認為我應該去跟她告白，並且和她共度一生，完成我的犧牲。

學生們經常會去一家茶室或者說是餐廳。我們叫它賓館。在大路旁邊一條衚衕裡。很便宜。你跟服務生要香菸，他就會在桌上放一個開啟的紙包，裡面有五支菸，你抽幾支就付幾支的錢。就是在那裡，有一天我看見那個拿獎學金的女孩獨自坐在一張有環形花紋的小桌旁，穿著一身晦暗的衣服，頭頂的天花板上垂著吊扇。我走過去，在她的桌子旁邊坐下。她應該高興才是，可她似乎嚇壞了。然後我意識到儘管我大概知道她是誰，她卻多半沒看過我一眼。我在班上並不出眾。

所以說，這件事從一開始就有這樣的小小警告。我注意到了，卻並不在意。

我對她說：“我在英文課上見過你。”我不知道這樣說是否合適。也許會讓她認為教授提問《哈姆萊特》令她難堪的時候我在場。她沒答話。精瘦的服務生滿臉油光，身上是連穿了好幾天的髒兮兮的白外套，他將滴著水的杯子擱在桌上，然後問我要什麼。這稍稍緩解了我的尷尬。她卻沒有因此放鬆。她眼下的處境很古怪，老有人看她。她那黝黑的上唇在大白牙上緩緩滑動——就像蝸牛那樣溼溼黏黏的。這時我才看出她撲了粉。臉頰和額頭上綻開一片白色，令黑面板顯得暗淡，而在粉的邊緣油亮亮的黑面板又露了出來。我覺得噁心、羞恥，又有點感動。

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我不能說：“你住哪兒？你父親做什麼的？你有兄弟麼？他們做什麼的？”這類問題只會惹麻煩，況且說實話，我也不想知道答案。答案會把我帶入深淵。我不願意落到那一步。於是我就坐著，抿著咖啡，從服務生留在桌上的紙包裡掏出一支細細的廉價香菸抽著，一言不發。我低頭瞥見她黝黑的小腳上套著一雙不值錢的拖鞋，我又一次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然那麼感動。

我沒事就往茶室跑，每次看見那女孩在裡面，我就坐到她的桌子旁邊。我們不說話。有一天她在我後面進來。她沒有走到我的桌子旁邊。我很尷尬。我想著茶室裡的其他人，誰都有一段平淡而穩妥的前程，有那麼一陣子，說實話，我有點害怕了，我想是不是該放棄什麼犧牲生活。我坐著沒動。可是，一種挫敗感，以及那女孩的冷漠態度惹惱了我，我走過去在她旁邊坐下來。她似乎料到了，似乎微微向邊上挪了挪，彷彿在給我騰地方。

那個學期就是這樣。沒有說過話，沒有在茶室外見過面，卻建立起一種特殊的聯絡。我們開始在茶室裡遭遇別人的異樣眼神，即使只有我一個人在，也會遭遇這種眼神。女孩神情窘迫。看得出她不知道如何對付這些審判的眼神。但是，那雖然令她無地自容，卻給了我一種奇怪的滿足。我將這審判——來自服務生、學生、地位低微的人的審判——當作我犧牲生涯所收穫的第一枚甜蜜的果實。這只是最初的果實。我知道前面會有更大的戰鬥、更嚴酷的考驗，以及更甜蜜的果實。

第一場戰鬥沒過多久就來臨了。一天，在茶室裡，那女孩對我開口了。我已經習慣了我們兩人之間的沉默——那彷彿是一種完美的交流方式——所以這樣的進展在我看來卻是退步，讓我吃了一驚。而與驚訝相交織的是對她聲音的失望。這時我意識到，在課堂上，甚至在教授提問她《哈姆萊特》那會兒，我聽到的不過是她的囁嚅。她的聲音就這麼直愣愣地從小方桌另一邊傳來，聽起來不溫柔、不羞澀，也絲毫沒有甜美的意味，你也許會以為這麼一個矮小、瘦弱、膽怯的人應該有那樣一種聲音。她的聲音粗糙，沙啞，刺耳。我會把這種聲音與她那一類人聯絡在一起。我以為她既然拿了獎學金，就會把那樣的聲音拋棄掉。

我一聽見這聲音就心生厭惡。我覺得自己在往下沉——這感覺不是第一次了。可是這種恐怖必然會與犧牲相伴，我已經決心犧牲，就不得不繼續忍受下去。

我腦子裡塞滿了這些念頭——她的莽撞，她的聲音如此可惡（就好像是那對大白牙和撲了粉的黑面板髮出的），我如此害怕——不得不讓她把剛才的話再說一遍。

她說：“有人告訴我叔叔了。”

叔叔？我認為她沒有權利把我拖入這類令人不快的深坑。這個叔叔是幹什麼的？他窩在哪兒的洞穴裡？甚至“叔叔”這個詞——別人常用來指某種珍貴的關係——聽起來都是那麼自以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