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默塞特·毛姆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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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你這個叔叔是幹什麼的？”

“他是工會的。造反派。”

她用了個英文詞，這個詞從她嘴裡說出來特別古怪和刺耳。我們這個邦沒有民族主義運動，邦主禁止，但的確有半民族主義的玩意，以“勞工”、“工人”之類的漂亮詞兒代替平日裡用的那些難聽的詞兒。我立刻明白她可能是什麼人了。或許她和造反派有關係，而這或許就是她能從邦主那裡領到獎學金的原因。她自以為是有實力、有影響的人物，屬於新興勢力。

她說：“他說要發動遊行對付你。種姓壓迫。”

那對我再合適不過了。那會成為我抗拒舊的價值觀念的公開宣告。大家都會知道我遵從聖雄的理想，以及我的犧牲。

她說：“他說要發動遊行，燒掉你家房子。全世界都看見你一連好幾個星期在茶室裡坐在我身邊。你究竟想幹什麼？”

我是真的嚇壞了。我知道那些造反派。我說：“那你說我該怎麼辦？”

“你得把我藏起來，等風頭過去。”

我說：“可那不是綁架麼？”

“你只能這麼辦。”

她很鎮靜。我像是個溺水的人。

幾個月之前，我還是個不起眼的混日子的大學生，有個做侍臣的父親，住在他的三等公寓裡，想著這個國家的偉人，渴望也成為偉人，但在瑣細的生活中看不見任何途徑能夠接近那偉大的事業，所做的不過是聽聽電影歌曲，沉浸在歌曲激起的情緒中，然後又被可恥的惡習打回原形（對此我不想再多說什麼，這種事情全世界都一樣），總是感到被空虛的世界和奴性生活壓迫著。而此時，我生活的一點一滴幾乎都變了。我就像一個小孩，在雨過天晴之後看著小水窪裡倒映出的天空，知道自己很安全，期望感受到恐懼，於是伸出腳去碰那水窪，剛一觸及水面，水窪就變作洪水，將我衝得不知去向。這就是我在那幾分鐘裡生出的感受。也是在那幾分鐘裡我對周遭的世界有了這樣的看法：它不再是一個平淡乏味的地方，走來走去、忙忙碌碌的都是普通人；這裡暗流湧動，隨時會把那些毫無防備的人沖走。她的特徵全變了：那雙黝黑的小腳、那對大門牙、那黑面板。

我得給她找個地方。那是她的主意。找旅館或提供膳食的寄宿處絕對不行。我想了一遍我認識的人。必須排除家族的朋友和大學同窗。最後我覺得可以找城裡那個雕刻匠試試。他的作坊早先同我祖上所依附的寺廟有聯絡。那地方我常去。我認識那位師傅。他身量不高，成天灰撲撲的，戴著眼鏡。他看上去像瞎子，但那是因為他的眼鏡片上總是沾滿鑿下的碎屑。那兒總有十來個工匠，瘦瘦小小，光著脊背，樣子再普通不過，在院子裡鑿著刻著，錘子敲打鑿子，鑿子敲打石塊，無時無刻不在製造二十多種不同的聲音。要待在這樣嘈雜的地方可不容易。但我認為那個女孩不會介意。

雕刻匠出身於中等種姓，不算低，但也絕對談不上高，這正合我意。還有許多手工藝匠人攜家帶口地住在他的作坊裡。

師傅正在研究一幅寺廟柱子的複雜圖稿。一如既往，他見到我很高興。我看了看他的圖稿，他又拿出其他幾份給我看，然後我慢慢將話題扯到那女孩身上，“低等階層”，被家裡趕了出來，受到威脅，急需找地方安身。我告訴自己說話的時候絕不能吞吞吐吐，要斬釘截鐵。那師傅知道我祖上。他絕不會把我和這種女人聯絡在一起，我又暗示說我是替某位出身非常高貴的人物出面。誰都知道邦主同情低等階層。那位師傅表現得好像深諳世情。

有一間屋子，就在放滿各種畫像雕像半身像的庫房後面。這個戴著瞎子眼鏡、灰頭土臉的矮個子很有天賦。他不僅能做複雜精細的神像，還能為活著或死去的人塑像。他做了許多聖雄及其他民族運動偉人的塑像；他還為人家的父母、祖父母塑半身像（根據照片）。有時候這種半身像還會戴上真的眼鏡。那地方滿是幽靈，待上一會兒我就會覺得不安。後來聽說每一尊神像都有這樣那樣的缺陷，因此他們那可怕的神力不可能施展出來，把我們全都毀滅，我這才自在些。

我真希望能夠把那女孩扔在那裡，用不著再去，可我總是感覺到造反派和她叔叔的威脅。而且她在那兒待得越久，要打發她走就越難，我們也越像是已經住在了一起，雖然我碰都沒碰過她一下。

我住在家裡。我出門去學校，裝作去上課，有時候會去雕刻匠的工場。我從來不久留。我不想讓師傅看出端倪。

她的日子肯定不好過。一天，在那個昏暗的屋子裡，一切都覆蓋著雕刻工場的塵埃，就好像那女孩臉上的粉，她看上去十分憂鬱。

我問：“怎麼了？”

她用那種可怕刺耳的聲音答道：“我在想我的一生就這麼改變了。”

我說：“那我的一生呢？”

她說：“要是我還在外面，現在該考試了。考試容易麼？”

我說：“我罷課了。”

“那你怎麼找工作？誰來供養你？你該去考試。”

“我沒學習。我不可能現在立刻記住那些筆記。來不及了。”

“他們會讓你及格的。你認識那些人。”

考試成績公佈後，我父親說：“我真是不明白。我聽說你對浪漫主義和《卡斯特橋市長》一無所知。他們不想讓你及格。校長不得不去和他們談話。”

我本該說：“我老早就把書全燒了。我響應聖雄的號召。我抵制英文教育。”但是我太膽怯。在這個關鍵時刻我退縮了。我只是說：“我在考場裡覺得渾身的力氣都跑了。”我真該為我的膽怯大哭一場。

父親說：“你要是覺得學習哈代和威賽克斯什麼的有困難，就該來找我。我還留著我那些筆記呢。”

他下班了，站在我們那套三等公寓狹小炎熱的前廳裡。他沒戴包頭巾，沒穿制服，身上只有背心和一塊腰布。儘管邦主的廷臣要戴包頭巾、穿制服，儘管他們的外衣分日間和夜間兩種，但他們從來不穿鞋，因此我父親的腳底很黑，繭子足有半英寸厚。

他說：“這樣的話，我看你該去地稅部。”

於是我開始為邦主工作。地稅部非常大。不管是誰，只要有一小片土地，都必須每年繳稅。邦內各地都有官員負責測量土地，登記歸屬，徵收稅款，記錄賬目。我在中央辦公室上班。那是一幢漂亮的白色大理石建築，有一個高大的穹頂。樓裡滿是房間。我和二十個人一起待在一間又高又大的辦公室裡。桌子上、大架子上堆滿檔案，很像是火車站行李寄存處那種架子。檔案收在紙板夾子裡，繫著細繩；有時會用布包成一捆一捆的。資料夾在架子頂層一擱就是好多年，被塵土和煙霧弄得骯髒不堪。天花板也被香菸燻得泛黃。這屋子，頂上是尼古丁燻出的蠟黃，而下面，門、桌子、地板，則是紅褐色的。

我為自己悲哀。這種奴隸般的生活與我想象中的犧牲生活沒有絲毫相像之處。可此時我卻為此慶幸。我需要錢，儘管薪水少得可憐。我負債累累。我打著父親的名號，憑藉他在王宮裡的職位，到處向放債人借錢，只為了供養那個住在雕刻匠的工場裡的女孩。

她把那地方佈置得很體面。那得花錢。還有廚房用具，以及她的衣服。所以我得承擔一個已婚男人的所有花銷，同時在我父親的三等公寓裡過苦行僧的日子。

那女孩從來不相信我根本沒錢。她認為我們這種出身的人一定有秘密進項。外面反對我們的人就是這樣宣傳的。我只是一聲不吭地扛著。每次我從放債人那兒借來一小筆錢交到她手裡，她都不會驚訝。她用反諷的語氣說（或許是諷刺，不知我們的教授會怎麼說）：“你的表情很悲傷。但你們這個階層的人，拿點東西出來的時候總是一臉悲傷。”有時候她的腔調就像她叔叔——出身低等階層的造反派。

我滿腔悲哀。她卻為我的新工作喜不自禁。

她說：“我真是覺得這變化很不錯，有固定收入了。”

我說：“我不知道這工作我能維持多久。”

她說：“我苦日子過夠了。我不願意再忍受下去。本來我會拿到文學學士學位。要不是你把我從學校裡拐出來，我就去考試了。我家裡人為了送我上大學吃了許多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