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轉變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那封地址寫得歪歪斜斜的信在非洲大陸手手相傳，之後被蓋上一個歪歪斜斜的戳，終於在某一天被送上一輛紅色小郵車，到達了目的地夏洛滕堡。六個星期之後，威利也到了那裡。積雪覆蓋著人行道，中間是黃沙和鹽鋪成的小徑，雪上散落著狗屎。薩洛姬妮住在一套寬敞陰暗的公寓裡，上去得爬兩段樓梯。沃爾夫不在。威利沒見過他，也不想見他。薩洛姬妮只是說：“他在他另一個家裡。”威利對這狀況很滿意，沒再追問。

這公寓看上去已經多年乏人照料，讓威利想起剛剛拋下的莊園大宅，心情沮喪。薩洛姬妮說：“從戰前到現在這兒一直就沒有裝修過。”油漆陳舊灰暗，刷過多次，暗淡的顏色一層摞著一層，石膏和木頭上的裝飾花紋被糊住了，許多地方漆皮剝落，露出黑色的舊木頭。安娜的房子裡擺滿家傳的厚重傢俱，薩洛姬妮的大公寓卻空蕩蕩的。只有很少幾件最基本的傢俱，還都是二手貨，而且似乎是隨手選的。杯盤刀匙都很廉價。每一件東西都像臨時拿來湊合的。薩洛姬妮在後面一間充斥著黴味的小廚房裡做飯，威利吃得興味索然。

她已經放棄了穿紗麗罩開衫著短襪的風格。現在她穿著牛仔褲和厚毛衣，行事比威利記憶中更加雷厲風行。威利想：“所有這些都埋藏在我留在家鄉的那個女孩體內。要不是那個德國人把她帶出來，所有這些都不會萌芽。如果沒有他，她和她的靈魂是否就會那麼腐爛下去直至化為虛無？”現在她很有魅力——在靜修處的時候，這是無法想象的——而且，從她說的一些話裡威利漸漸聽出來，自他們上次見面以後，她有過許多情人。

到柏林沒幾天，他已經開始依賴妹妹。離開非洲後，他喜歡寒冷的地方，她就帶他出去散步，儘管人行道很難走，儘管他仍然顫巍巍的。有時候他們去餐廳，會有泰米爾小男孩跑來兜售長枝玫瑰。他們面無笑容，身負使命，為千里之外的泰米爾戰爭籌款。他們的眼睛幾乎不看威利兄妹倆。他們是另一代人，可威利在他們身上看到了自己。他想：“我在倫敦就是這個樣子。我現在仍是這個樣子。我並不像自己以為的那麼孤獨。”接著他又想：“可是我錯了。我不像他們。我四十一了，人到中年。他們要比我小十五到二十歲，而且世道變了。他們已經宣告了自己是誰，並且願意為此冒一切風險。我卻總是躲避自己。沒有冒過任何風險。而現在，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已經過去。”

傍晚，他們有時候會看見非洲人在亮著藍光的電話亭裡假裝打電話，其實不過是想在裡頭多待會兒。薩洛姬妮說：“東德人把他們趕到東柏林，然後他們就到這兒來了。”威利想：“現在這兒有多少我們這種人啊！多少像我這樣的人！這兒能容得下我們所有人嗎？”

他問薩洛姬妮：“我的朋友珀西·卡託怎麼樣了？很久以前你寫信提到過他。”

薩洛姬妮說：“他同切還有其他人相處得很好。後來他變得憤怒。他很小的時候離開巴拿馬，對南美大陸保持著兒時的印象。回去後他開始以另一種眼光看那裡。他開始痛恨西班牙人。你可以說，他就像波爾布特。”

威利說：“像波爾布特是什麼意思？”

“他認為西班牙人用最野蠻的方式強姦、劫掠了南美大陸，如果不把西班牙人和準西班牙人殺光，那裡就不會有希望，革命就是在浪費時間。這想法讓人很難接受，但其實很有趣，總有一天解放運動將考慮到這一點。拉丁美洲讓你心碎。但珀西不懂如何表達自己的想法，他也會忘記自己是在和西班牙人共事。他應該更講求技巧。我想他不願意過多地為自己辯解。他們和和氣氣地把他打發走了。他們背地裡叫他‘黑矮子’。最後他回了牙買加。據說他在那裡為革命工作，可後來我們發現他在北部海岸開了一家招徠遊客的夜總會。”

威利說：“他以前不怎麼喝酒，但他的心思一直在那種工作上：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威利曾聽父親講述自己的經歷，而如今，在柏林漫長的冬天，在咖啡館、餐廳和空蕩蕩的公寓裡，威利也開始向薩洛姬妮慢慢講述他在非洲的經歷。

在安娜莊園的第一天（威利說），你想它有多長就有多長。宅子裡的一切，顏色、木頭、傢俱、氣味，對我來說都很新鮮。浴室裡的一切也是如此：所有那些略帶古董味道的器具，以及老式的燒水鍋爐。房間是別人設計的，器具是別人安裝的，白色的牆磚也是別人挑選的——有幾塊牆磚已經開裂，裂縫和膠泥上長了黴菌或者積了汙垢，黑乎乎的，牆面也有些不平整。別人習慣了所有這些，當它們是這宅子裡舒適的一部分。而在那個房間裡，我尤其覺得自己是陌生人。

我設法捱過了這一天，無論是安娜還是其他人都沒有猜到我內心的感受，自從離開英格蘭，我就一直深感疑慮。到了夜裡，發電機開始工作。它發出的電力時強時弱。宅子內外的燈泡時明時暗，燈光似乎與脈搏呼應，這一刻充滿房間，下一刻就退到牆邊。那天夜裡我一直在等著燈光穩定下來。將近十點鐘的時候，燈光變得非常微弱。幾分鐘後更加微弱，又過了一會兒，便徹底熄滅了。發電機的嗚咽聲越來越低，我注意到它的聲響。耳朵裡嗡嗡作響，接著彷彿是蟋蟀在夜色中鳴叫，然後是沉寂和黑暗攜手降臨。再後來，就只看見後院僕人房裡油燈昏黃的光暈。

我感到離自己所熟知的一切分外遙遠。在那幢白色混凝土宅子裡，在所有那些古怪的葡萄牙殖民地舊傢俱和我沒見過的老舊的浴室器具中間，我是一個陌生人。當我躺下睡覺的時候，我再次望見——比白天看到的時間更長久——那奇異的錐形巨巖，那筆直的柏油路，以及行走的非洲人。

我從安娜身上，從她的力量和她不容置疑的態度中汲取安慰。正如現在，你可能已經注意到了，薩洛姬妮，正如現在我依賴你一樣，那個時候，自從安娜同意我跟她一起回非洲，我就一直依賴她。我尤其相信她的運氣。這部分是因為她把自己交給了我。我相信她有神明引導和保護，只要和她在一起，我就不會受到傷害。這也許是因為在我們的文化中，男人總是想依賴女人，雖然表面看來並非如此。而且，如果你不習慣依靠政府、法律、社會甚或歷史，那麼你當然只能相信運氣或星象，不然你只有去死。我知道你繼承了我們母親的叔叔的激進基因，有不同的想法。我不想和你爭論。我只是想告訴你我為什麼會跟著一個並不熟悉的人前往非洲某個殖民國家，那地方我幾乎一無所知，只知道它有種族和社會難題。我愛安娜，我相信她的運氣。這兩個念頭交織在一起。我知道，薩洛姬妮，你對愛有自己的看法，所以我想解釋一下。安娜對我來說很重要，因為有了她，我才覺得自己是個男人。你懂我的意思，而我想這就是愛。所以，我愛安娜，因為她給了我這件了不起的禮物，我也同樣相信她的運氣。我會跟著她去任何地方。

剛到非洲的第一個或第二個星期，有一天早上，我在起居室裡看見一個非洲小女僕。她很瘦，臉龐發亮，穿著薄薄的棉布裙子。她用過分親熱但又極講究的口吻說：“這麼說你就是安娜從倫敦帶回的男人。”她將掃帚靠在高背軟墊扶手椅上，在椅子上坐下，就像坐在寶座上似的，兩條胳膊平放在破舊的包了軟墊的扶手上，開始和我彬彬有禮地一問一答起來。她背書似的說道：“你旅途愉快嗎？”又說：“你是不是已經看了看這個國家？你對這兒感覺如何？”他們的語言我已經學過一陣子，因此能夠同樣一本正經地和這小女僕談話。安娜走了進來。她說：“我以為是誰呢。”小女僕放下莊重的派頭，從椅子上爬下來，拿起掃帚。安娜說：“她爸爸就是木匠朱利奧，是個酒鬼。”

朱利奧我見過。他是個混血兒，長了一雙笑眯眯的叫人難以信賴的眼睛，就住在僕人房裡。他喝酒後的情狀已經成了僕人們的笑柄，而我也逐漸學會了不那麼害怕。他週末才喝酒，星期五、星期六或星期天的傍晚，他的非洲妻子經常會跑到主宅的花園裡，獨自一人驚慌失措，一步一步倒退著或是側著身子走，非洲衣服從她肩膀上滑下來，眼睛時刻注意著僕人房裡的醉漢。這情景會持續到天黑。然後發電機開啟，震動聲淹沒了一切。時明時滅的燈光進一步改變了事物的面目。危機過去了。到了早晨，僕人房恢復平靜，夜晚的激情蕩然無存。

但那對朱利奧的女兒來說，可不是什麼笑話。她用她那簡潔、坦白的口氣談到他們家在後院兩間屋子裡的生活。她對我說：“我爸爸喝醉了就會打我媽媽。有時候還打我。有時候打得太厲害了，我沒法睡覺，只好在屋子裡走來走去，直到累趴下。有時候我會走上一夜。”此後，每天夜裡上床之前，我都會有一兩秒鐘想到後院的那個小女僕。又有一次，她對我說：“我們每天都吃一樣的東西。”我不知道她這是抱怨還是誇耀，或僅僅是如實描述她的非洲生活。剛開始的那些日子，我一直替朱利奧的女兒擔心，我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她的情感在我看來是那麼細緻，我不知道她如何能夠在她存身的荒野中生活下去，直到後來，當地人讓我對非洲女孩有了不同的看法。

當然，那裡不是荒野。看上去空曠蠻荒，但其實都被測量和分割過。駕駛一輛適用的汽車，在土路上開上約莫半個鐘頭，你就會看見一幢莊園大宅，多多少少和安娜的宅子相似。半舊不新的白色混凝土建築，寬闊的遊廊上九重葛低垂，宅子後面蓋有小屋。

到那裡不久，一個星期天，我們去安娜的一位鄰居家吃午飯。場面很大。宅子前面的露天沙地上停著濺了泥漿的吉普、路虎和其他牌子的四輪驅動越野車。非洲僕人身穿白制服，釦子繫到脖頸。喝過飲料之後，大家隨意散開，有些坐在餐廳的大桌邊，有些坐在遊廊的小桌邊，那裡有多年的九重葛纏繞交錯，擋住了日光。我不知道他們都是些什麼樣的人，會怎麼看我。安娜沒提過這件事，我也就學她的樣子，絕口不提。這時我發現大家對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這竟然讓我有些洩氣。我本以為他們會覺得我與眾不同，可是沒有。實際上，有些莊園主似乎並不與人交談；彷彿已經被孤獨的生活奪去了這一能力。到了吃飯時間，他們就坐下來開始吃，夫妻倆肩並著肩，不再年輕，也不算老，都是人到中年，只是吃，不說話，也不看周圍的人，自在得彷彿是在自己家裡。快吃完的時候，有兩三個女人叫來僕人吩咐了幾句，片刻後，那幾個僕人拿來一些紙袋，裡面裝著要帶走的食物。這似乎是這地方的傳統。就好像他們是從老遠的地方趕來，回家途中還要吃東西。

他們的種族各不相同，從看上去完全是白的到深棕色的都有。不少人的膚色和我父親的相似，也許這就是他們表現得似乎願意接納我的原因之一。後來安娜說：“他們不知道該如何看你。”這個國家有印度人；我不是絕對的異類。有不少印度商人。他們經營廉價商店，從不和家族之外的人交往。有一個古老、龐大的果阿人群體，祖上是印度人，從葡萄牙舊殖民地來到這個非洲國家，在政府機構裡做文員或是會計。他們的葡萄牙語帶有一種特殊的口音。我不會被錯認作果阿人。我的葡萄牙語很糟，還帶著英語口音。所以大家不知道該把我歸到哪一類，就隨我去了。正如那個小女僕所說，我就是安娜從倫敦帶回的男人。

後來安娜向我提起午餐會上的那些人：“他們都是二等葡萄牙人。官方這麼看待他們，他們自己也這麼認為。之所以是二等，是因為大部分人有一位祖父或祖母是非洲人，就像我一樣。”那時候，即便是二等葡萄牙人，地位也很高，而正如他們在午餐會上低頭吃飯，他們在殖民地也是低頭掙錢，能掙多少就掙多少。若干年後，這情形會發生變化，但在當時，那個中規中矩的殖民地世界對每個人來說都彷彿堅如磐石。而那是我第一次覺得自己在其中被完全接納的世界。

那是我和安娜做愛最為熱烈的一段日子。我愛她——在那個她外祖父和她母親住過的能看見雨樹受驚的枝條和纖柔的葉片的房間裡——為了她帶給我的幸運和解放，為了她讓我擺脫恐懼，成為十足的男人。我向來愛她那一刻的嚴肅表情。她有一縷捲髮，彷彿是從太陽穴中躍出的。它讓我窺見她的非洲血統，讓我更加愛她。有一天，我意識到自己已經整整一個星期沒想到失去語言和幾乎失去表達能力的恐懼了。

莊園裡種植棉花、腰果和劍麻。我對這些作物一無所知。不過安娜僱了一個經理和幾個監工。他們的住處離大宅有十分鐘路程，沿著窄窄的土路走到頭，是幾間挨著的相似的白色混凝土小平房，屋頂鋪著瓦楞鐵皮，環繞著小小的遊廊。安娜曾說過，莊園裡需要一個男人，而不說我也知道，我的唯一用處就在於加強安娜對於那些人的權威。我從沒有努力做得更多，那些監工接受了我。我知道他們接受我就表示尊重安娜的權威。於是我們相安無事。我開始學習。這種我以前全無瞭解也絲毫沒有設想過的生活方式讓我感到愉快。

剛開始，那些監工讓我擔心。他們似乎過得不怎麼好。他們都是混血兒，大多出生在這個國家，住在那排小小的混凝土房子裡。監工和周圍非洲人的區別僅僅在於他們的房子是混凝土的。非洲人普遍用茅草和枝條；混凝土代表著高貴。但是混凝土並非真正的屏障。監工們其實和非洲人住在一起。他們別無選擇。我試著把自己放在他們的位置，作為混血兒，他們也許有更多要求。海邊有個小鎮。那兒的生活很不相同，但白天過去要一個多小時，天黑後更久。那裡只適合短途旅行。在莊園工作就得在莊園生活，誰都知道不少監工的家人都是非洲人。不管他們在我們面前是怎樣一副面孔，在混凝土房子裡等待他們的卻是非洲生活，這樣的生活，我僅能猜想一二。

一天，我和一個監工開車去一片新棉花地，路上和他聊起他的生活。我們駕駛的是一輛路虎，那時已經離開土路，穿行在灌木叢中，躲避著泥濘的大水窪和倒下的樹木的枯枝。我原以為會聽到一些壯志未酬、命運不濟的故事，以為會發現一些對有錢人、對外面世界的憤懣。可是沒有。那監工覺得自己很幸福。他曾試過去葡萄牙生活，甚至試過去某個南非小鎮生活，但他回來了。他用手腕擊打著路虎的方向盤，說：“其他地方我都待不下去。”我問為什麼。他說：“因為這個。我們現在正在做的這事。你沒法在葡萄牙做這事。”路虎和四輪驅動越野車對我來說還很新奇；駛離大路，穿過潮溼崎嶇的灌木叢，仍能令我興奮。但我覺得監工對這地方的生活更為讚賞；他的放棄並非像表面上那樣，僅僅是因為性。當我再次看到監工們那些長了黴花的白色平房時，心裡生起一股敬意。我就這樣一點一點地學習。不單是關於棉花、腰果和劍麻的知識，還有這裡的人。

我熟悉了去城裡的路。認識了沿途的錐形巨巖。每一座都有獨特的形狀，都是我的路標。有些突兀地拔地而起；有些底部有崩落的碎塊；有些灰暗裸露，有些某一面生長著發黃的地衣；有些突出的部位風化成了碎片，長有植被，有時甚至長著一棵樹。錐巖永遠是新的。在莊園裡待上一兩個星期，再開車進城，永遠像是冒險。那一個多鐘頭永遠是新鮮的：殖民地商店，土氣雜亂的櫥窗，坐在店外等零活的非裔搬運工；鋪了石板的街道，汽車、卡車和修車行；混雜的人群，守備部隊裡給這個地方帶來些許奇異的歐洲氣息的紅臉膛的葡萄牙新兵。到目前為止守軍人數還很少；軍營也很小，普普通通，毫無氣勢，矮矮的白色或灰色的兩層混凝土樓房，和城裡的其他房子連成一片。有時會有新開張的咖啡館可去，但咖啡館在這兒開不久。新兵沒有錢，而城裡人寧可待在家裡。

我們去的商店大多是葡萄牙人開的。有一兩家是印度人開的。起先我害怕進去。我不願意看見店員的表情，從而想起家鄉和那些煩心事。可是沒有，裡面那家人絲毫沒有將我當作同一種族的人。他們也接受了我在安娜祖國的新角色。似乎他們並不知道我曾經是別的什麼人。他們也低著頭，做著必須做的事。就這樣，這地方又給了我——也給了那些監工——些許額外的自由，雖然是以不同的方式。

週末，我們有時候會去城外的海岸上，去小而簡陋的葡萄牙周末餐廳，吃剛從海里捕上來的魚和貝類，喝一點葡萄牙紅酒或白酒。

我時常回想起到這兒的第一天所感受到的恐懼——那條路和那些行走的非洲人的畫面一直揮之不去——我驚訝這片土地怎會如此馴服，如此毫無希望的景觀怎會孕育出如此理性的生活，在某種意義上，就好像從石頭裡榨出了鮮血。

六七十年前的情形恐怕大不相同，那時候安娜的外祖父剛來到這裡，從政府手裡接管了這一大片土地。當時，葡萄牙政府面對強大的英德兩國及其大量移民，已經感覺到自己的羸弱，急於將其聲稱擁有的非洲殖民地控制在手中。這座小城當時只是一個簡陋之至的小小的海濱聚居區，住著黑面板的阿拉伯人，百餘年種族混血的產物。通往內陸的道路只是一條泥土小徑。所有東西都靠每小時前行兩英里的馬車運送。我現在一個小時能走完的路程，當時要走上兩天。莊園的宅子很簡陋，和非洲人的窩棚沒多大區別，只不過用的材料是木頭、瓦楞鐵皮、釘子和金屬鉸鏈，一應物品都是從首府用船運來，再裝上馬車。沒有電燈，沒有防蚊鐵絲網，沒有水，除了屋頂流下的雨水。住在這裡就意味著忍受這片土地，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忍受著天氣和疾病，完全依賴當地人。很難想象。沒有誰會真的希望自己變成另一個人，因為沒人能夠想象自己喪失原本的心智，同樣，後來的人也無法真正瞭解當年這片土地上的生活。我們只能依據我們所知道的來判斷。安娜的外祖父，以及他認識的所有人，也只會知道他們那時所知道的。他們對於自己的生活或許是滿意的。

海岸一帶的早期移民，從阿曼、從馬斯喀特來的阿拉伯人，完全變成了非洲人。他們不再是阿拉伯人，當地人也只知道他們是穆斯林。安娜的外祖父，在這艱難的地方過著艱難的生活，誰也不認識，連自己都變成半個非洲人，有了一個非洲家庭。然而，沿海一帶的非洲阿拉伯人的處境連續幾代都沒有什麼變化，他們的日子也就一如既往，安娜外祖父的處境卻出人意料地發生了劇變。這是因為一九一四年在歐洲爆發的大戰。安娜的外祖父發財了。更多移民湧入這個國家；首府繁華起來；通了電車，白人（以及果阿人）坐在前面，非洲人坐在後面，中間隔著一道帆布簾。那時候，安娜的外祖父希望恢復自己歐洲人的身份。他把兩個有一半非洲血統的女兒送往歐洲接受教育；明確表示希望他們能嫁給葡萄牙人。他蓋了莊園大宅，混凝土白色高牆和混凝土紅色地面。屋前屋側是大花園，屋後的大遊廊連線起一串帶遊廊的客房。每一間客房都有寬敞的獨立衛生間，安裝了當時流行的器具。僕人房也很寬敞，在宅子最後面。他購買了精緻的殖民地傢俱，至今我們仍在使用。我們睡在他的臥室裡，我和安娜，睡在他那張高高的雕花床上。如果說，想要理解這個已變成半個非洲人的男人的心思很難，那麼，想要安然接受他後來的心思則是難上加難，雖然後者本該更容易接近。在這幢房子裡，我一直覺得自己是陌生人。我一直無法習慣它的堂皇；那傢俱始終顯得怪異而醜陋。

由於我的背景每每在這種情形下刺激我，我無法忘記那些非洲人。安娜的外祖父，還有其他人，某些令人恐懼的小型外國傳教機構裡的牧師和修女，言行老派，落腳在這片空曠荒蕪的土地上，所有這些人都認為非洲人應該屈服於他們的意志，適應新的生活。我不知道他們是如何進行的，也不敢打聽。不過非洲人還是以某種方式保持著他們的本來面目，他們的許多傳統和宗教，儘管他們的土地已被瓜分，種上了需要他們照看的作物。那些行走在柏油路兩邊的人不僅僅是莊園的勞工。他們的社會義務和我在家鄉所知道的一樣複雜。他們會一聲招呼都不打，好幾天不來莊園幹活，走上老遠去參加某個儀式或是去給誰送禮物。他們趕路的時候不會停下來喝水，就好像他們不需要喝水。在飲食方面，他們當時仍遵循古老的習慣。他們在早晨和夜裡喝水，中間從來不喝。早上開工前，他們不吃任何東西；第一頓飯是在上午過了一半的時候，只吃蔬菜。他們吃自己那種食物，食材多為窩棚周邊混種的作物。主食是幹木薯。可以磨成粉，也可以直接吃。兩三根木薯就能支撐一個人出門走上一整天。在最小的村莊裡，你都能看見有人賣他們那一小塊地裡出產的幹木薯，一次只賣一包或兩包，換取之後幾個星期的所需。

看著這兩個迥異的世界比鄰而存，感覺很奇怪。一邊是大莊園和混凝土建築，一邊是非洲人的世界，看似無足輕重，但無處不在，如同海洋。就像我在故鄉看到的情形，此刻思及，恍如隔世。

一個奇特的機緣將我帶到了另一邊。但當我對這裡的故事更加了解之後，我常常想，如果安娜的外祖父在臨終前得知一個像我這樣的人將會住進他的莊園，坐在他的漂亮椅子上，和他外孫女一起睡在他的雕花大床上，他一定不會高興。對於自己的家族和姓氏的未來，他另有打算。他把兩個有一半非洲血統的女兒送去葡萄牙唸書，誰都知道他想讓她們嫁給真正的葡萄牙人，消解掉他在那段艱難歲月裡帶給她們的非洲基因，那時他和這片土地極其親密，同時離外面的世界越來越遠。

兩個女兒都很漂亮，又有錢。在葡萄牙找到丈夫，尤其是在大蕭條時期，對她們來說並非難事。一個女兒留在了葡萄牙。另一個女兒，也就是安娜的母親，則和她丈夫一道回到非洲，回到莊園裡。午餐會，宴會，拜訪。安娜的外祖父怎麼炫耀這個女婿都覺得不夠。他為這對夫婦騰出自己裝修豪華的臥室，搬到主宅背後的客房，免得礙事；後來又更加識趣地搬到了再遠些的監工房裡。不久，安娜出生了。再後來，就在我如今每天醒來的這個房間裡，安娜的父親變得越來越奇怪。他無精打采。莊園裡沒有任何事需要他負責，沒有任何事能激起他的興趣，有段時間他甚至不出臥室，不下床。照混血監工和我們的鄰居的說法——我到這兒不久就不可避免地聽說了——這段婚姻，安娜父親在葡萄牙時覺得很好，而到了非洲就覺得沒那麼好了，他的心裡充滿怨恨。

安娜知道人家是怎麼說她父親的。我們談起這些事的時候，她說：“他們說的都是真的。但那只是真相的一部分。我想，他在葡萄牙的時候，以為這段婚姻除了能給他帶來其他好處，我的意思是錢，還能幫助他以特權階層的身份去往這個新的國家。但是他無法習慣叢林的生活。他本來就不是積極活躍的人，來到這裡之後，更沒有精神了。他做的事越少，躲在臥室裡的時間越長，精神就越頹靡。他並不恨我，也不恨我媽媽和外公。他就是提不起精神。他討厭人家叫他做些雞毛蒜皮的事情。我還記得他痛苦憤怒時扭曲的表情。他真的需要幫助。我小時候把他當病人，以為他的臥室就是病房。我的童年因此很不愉快。我小時候經常這樣想我的父母：‘他們這些人根本不知道我也是人，我也需要幫助。我不是他們偶然造出來的玩具。’”

後來，安娜的父母分居了。她母親住在他們家在首府的房子裡，照顧在教會學校唸書的安娜。有很多年，外人都不知道他們家出了問題。這是殖民時代常見的生活模式：妻子在首府或沿海城市照顧上學的子女，丈夫則在家管理莊園。由於長期分離，丈夫往往會開始和非洲女人同居，有了非洲家庭。但他們家的情況不同：安娜的母親在首府有了情人，是一個混血兒，公務員，在海關職位很高，但仍然只是一個公務員。這事越傳越廣，變得盡人皆知。安娜的外祖父這時候已是風燭殘年，覺得自己受到了嘲弄。他責備安娜的母親嫁錯了人，其他事也都做錯了。他認為那全是因為她的非洲血統。他在臨終前改了遺囑，把原本預備留給安娜母親的東西都給了安娜。

當時安娜在英國讀語言學校。她說：“我想擺脫葡萄牙語。我認為那正是我外公如此狹隘的原因。他不瞭解這個世界的真面目。他能想到的就只有葡萄牙、葡屬非洲、果阿和巴西。由於葡萄牙語，世界的其他部分都被從他的頭腦中過濾掉了。而我也不想學南非英語，雖然這裡的人都在學。我想學英國英語。”

她父親失蹤時，她仍在牛津讀語言學校。某一天他離開莊園，一去不返。並且帶走了莊園的一大筆財產。他鑽了法律的空子，把安娜的一半地產都抵押了出去，包括首府的那套房子。安娜沒辦法償還他借走的錢，所以抵押給銀行的就都歸了銀行。監工和其他人二十多年來對她父親的懷疑看來沒錯。就是在這個時候，安娜請母親和她的情人來莊園住。她從語言學校畢業後也回到莊園，他們生活得很愉快，直到有一天晚上，那個情人試圖爬上她的雕花大床。

她說：“不過我在倫敦的時候就把這件事告訴你了，只是借用了別人的名字。”

她依然愛她父親。她說：“我覺得他一直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覺得他一直就有這樣的計劃。他的所作所為，恐怕計劃了很久。他可能多次前往首府，多次和律師及銀行的人會面。但他也的確有病。沒有精神，沒人幫他。他愛我。對這一點我從不懷疑。遇見你之前不久，我曾去葡萄牙看過他。那裡是他的歸宿。他先去了南非，但在那裡過得很艱難。他不喜歡做什麼事都要用外語。他也可以去巴西，但他不敢。於是他回到葡萄牙。他住在科英布拉一棟現代化大樓裡的一套小公寓中。沒有太值錢的東西。但他依然在靠著抵押來的錢度日。在某種程度上，你可以說他是挖到金子了。他一個人住。公寓裡沒有女人的痕跡。簡簡單單，空空蕩蕩，讓我心疼。他滿懷柔情，但表達的方式非常老套。有一次，他要我去臥室，拿他放在床邊桌上的藥，我過去開啟抽屜，卻看見一張柯達620快照，是我小時候的照片。我覺得自己就要哭了。但緊接著我就想：‘這是他計劃好的。’我冷靜下來，儘量不露聲色地回到他身邊。他有兩間臥室，把其中一間叫作工作室。這讓我不解，但後來發現他是在製作現代青銅雕塑，小小的半馬、半鳥，或其他半個什麼，一邊是綠色，很粗糙，另一邊則打磨得極其光亮。我真的喜歡他這些作品。他說每一件都要花上兩三個月。他送給我一隻小小的鷹。我把它放在包裡，每天都要拿出來把玩，撫摸它光亮的半邊和粗糙的另外半邊。有兩三個星期，我真的以為他是藝術家，這讓我很驕傲。我想他之所以會做出那所有事情，都是因為他是藝術家。接下來我發現他的這種青銅雕塑到處都有。是紀念品。他在工作室裡乾的活兒也是他的懶惰的一部分。我為自己感到羞恥，竟然當他是藝術家，也沒有繼續追問。去問我本該問的問題。這事就發生在我遇見你之前不久。我想現在你能理解為什麼你寫的故事會感染我了吧。所有的欺騙、偽裝，以及真實的不幸。讓人難以置信。所以我寫信給你。”

她之前從未如此清楚明白地說起那些故事，這使我擔心，也許我洩露的有關自己的事情比我意識到的更多，也許她一直都知道我究竟是怎樣一個人。我手頭沒有那本書；我曾想把一切都拋在腦後。安娜還留著她買的那本。但我不願意去看，害怕會發現什麼。

我幾乎沒有帶去任何紙張。我留著兩個筆記本，裡面是我在家鄉念教會學校時的作文和素描。還有羅傑用他那很有教養的字型寫的幾封信；出於某種原因，我不想扔掉它們。我還留著印度護照和兩張五英鎊鈔票。那是我為逃跑準備的錢。安娜當我是個窮漢，而似乎從一開始我就知道總有一天我將不得不離開。十英鎊不夠我走很遠；但那是我離開倫敦時身上僅有的錢；在我內心的角落裡藏著祖先遺傳下來的謹慎，它促使我定下了這半個或四分之一個計劃，我想這至少能讓我邁出第一步。那十英鎊和護照以及其他東西一起裝在一個棕色的舊信封裡，放在臥室一張沉重的書桌的底層抽屜裡。

一天，我發現信封不見了。我問了宅子裡的人；安娜也問了。但是誰都沒有看見，或者說都沒有什麼可說的。丟失護照比任何事情都讓我憂心。沒有了護照，我不知道該如何向非洲、英國或印度的官員證明我的身份。安娜說我應該寫信回國申請一份新護照，這沒有錯。她以為官僚機構都是恪守規章，公正無私，雖然動作緩慢，但至少在動。我知道我們的機關是怎麼辦事的——我的腦海中清清楚楚地浮現出那幅畫面：淺綠色的牆壁上，在頭、肩和臀部的高度橫著發亮的汙垢，做工粗糙的木質櫃檯和出納間，沾著黑泥的地板，嚼著蔞葉的辦事員穿著長褲或圍著腰布，每個人額頭上都準確無誤地畫著種姓標記（這是他們每天的首要工作），每張桌子上都橫七豎八地堆著各種褪色程度不一的舊卷宗，粗劣的紙張正在開裂——我也知道，我將在遙遠的非洲久久等待，不會有任何結果。沒有護照，我就沒有身份證明，不能對任何人提出要求。我將被遺棄。我將無法行動。我越想越感到不安。有幾天，我都沒法想其他事情。這事開始折磨我，就像之前沿非洲海岸旅行時對於失去語言能力的恐懼曾經摺磨著我一樣。

一天早上，安娜說：“我跟廚子談過了。她覺得我們應該找巫師。離這兒二三十英里就有一位出名的巫師。所有的村子都知道他。我已經叫廚子去找他了。”

我說：“你覺得誰會想去偷一張護照和幾封舊信件？”

安娜說：“我們現在不能把事情搞糟了。絕不能提任何人的名字。交給我。我們甚至不能去猜會是誰。我們得把這事留給巫師處理。他是一個非常認真和自重的人。”

第二天，她說：“巫師七天之內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