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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第一次接吻時——在學院宿舍裡電爐對面的窄沙發上——她說：“你應該當心你的牙齒。它們損害了你的相貌。”他開玩笑說：“有一天晚上我夢見它們變得很重，都快掉下來了。”這是真的：他來英國之後就沒有好好注意過牙齒，在諾丁山暴亂、珀西·卡託失蹤，以及理查德那份可惡的出版目錄隨便打發了他的新書之後，更是全然不管它們了。他的牙齒汙跡斑斑，現在幾乎全黑了，他甚至開始從中找樂子。他努力跟她解釋。她說：“看牙醫去。”他去了福爾漢姆的一家澳大利亞牙醫診所，對牙醫說：“我從來沒看過牙醫。我牙不痛。我沒什麼症狀可說。我過來只是因為老是夢見牙齒就快掉下來了。”牙醫說：“我們連這個都能治。包在全民醫療裡。我來瞧瞧。”然後他告訴威利：“恐怕你的夢並沒有什麼寓意。你的牙齒真的要掉了。牙垢跟水泥一樣。牙漬很嚴重——你一定是喝茶太多。下排牙齒都被糊成一堵牆了。我還沒見識過這種情況。你的下巴還能動，真是奇蹟。”他開始喜滋滋地處理牙垢，又是刮又是鑿又是磨，終於忙完了，威利覺得嘴巴痠痛，牙齒搖搖晃晃，暴露在外，甚至對空氣都過敏。他對安娜說：“我經常聽學院裡的人說起有關倫敦的澳大利亞牙醫的笑話。但願我們做得沒錯。”
他鼓勵安娜說說她的國家。他努力想象那位於非洲東海岸的國度，那空曠蒼茫的背景。不久，他從她講述的故事中發現她以一種特別的眼光觀察他人：不是非洲人，就是非非洲人。威利想：“莫非她只是把我當作一個非非洲人？”但他把這念頭推到了一邊。
她講了一個同學的故事。“她一直想當修女。後來她終於進了這裡的一所修道院，幾個月前我去看過她。她們的生活像是在坐牢，她們以自己的方式接觸外界。吃飯的時候，有人從報上挑些新聞讀給她們聽，她們聽到最簡單的笑話都會像中學女生那樣咯咯咯地笑個不停。我都要哭了。那麼美的女孩，那被虛擲的人生。我實在忍不住，就問她為什麼要這樣。我不該讓她更加悲傷。她說：‘我還能怎麼樣？我們沒有錢。沒有男人會來把我帶走。我不願意在那個國家枯萎。’就好像她現在沒有枯萎似的。”
威利說：“我理解你的同學。有一陣子我想當牧師。去傳教。我想像祖父那樣。他們過得比我周圍的人好多了。除此之外好像沒有其他出路。”然後他想到，安娜在她家鄉的情形也許就跟自己在老家時一樣。
另外一次，在那張小沙發上，安娜說：“我有一個故事，你可以用在下一本書裡。要是你覺得能用的話。我母親有個朋友叫路易莎。沒人知道她親生父母是誰。她被一個有錢的地主家收養，繼承了部分產業。路易莎去了葡萄牙和歐洲。過了好多年揮霍的生活之後，她宣佈說她找到一個好男人。她把他帶回了非洲。他們在首府舉辦了一次盛大的宴會，那個好男人逢人就說他在歐洲有許多好朋友，都是大人物。後來，他跟路易莎去了叢林，住在路易莎的莊園裡。大家都期待著那些大人物光臨，他們的大房子開門迎客。可是一點動靜沒有。就只見路易莎和她的好男人越來越胖，重複著那次宴會上講的故事。去看他們的人越來越少。又過了一陣子，那個男人開始和非洲女人睡覺，後來他連這個都應付不了，放棄了。路易莎這個養女和她的好男人，不管他們是幸福還是不幸，最後都死了，路易莎家族的財富消失了，再沒人知道路易莎是誰，那個好男人又是誰。我母親過去常講這個故事。還有一個故事。一個上寄宿學校的女孩，打扮過時，鬱鬱寡歡。她和父親、繼母住在叢林裡。後來女孩的生母再婚了，女孩就去跟生母住。女孩變了許多。她變得時髦，開心，光彩照人。可好日子沒持續多久。繼父對她產生了興趣，太有興趣了。一天晚上，他闖進女孩的臥室。大鬧了一場，然後是離婚，大丑聞。”
威利知道，第二個故事裡那個生活在她非洲老家可怕的、毀滅性的叢林裡的鬱鬱寡歡的女孩就是安娜。他想這就是她這麼瘦弱、這麼神經質的原因。威利因此更喜歡她了。
薩洛姬妮從古巴寄來一封信，還附了一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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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人說他認識你。他是來自巴拿馬的拉美人，姓卡託，因為他們家在英屬殖民地待過很長時間。他說，以前大家愛給自己的奴隸起一個希臘或者羅馬名字，當作玩笑，而他的祖先得到了卡託這個姓。他現在去南美為切工作了，那裡有許多事情要做，也許有一天他會回到牙買加做點事。他的心在那裡。你應該以他為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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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張四四方方、對焦模糊的黑白照片上，珀西垂著雙腿坐在一道矮牆上，沐浴在清早或傍晚的斜陽裡。他頭戴條紋羊毛帽，身穿泛白的束腰外衣或是叢林襯衫，上面飾有凸起的同色刺繡。和以前一樣講究。他對著鏡頭微笑，在他那明亮的眼睛裡，威利覺得看見了珀西的每一面：牙買加和巴拿馬的珀西，諾丁山和波西米亞聚會上的珀西，以及教育學院的珀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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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什麼計劃？我們在這裡很少聽到英格蘭的訊息，只是偶然收到關於種族暴亂的隻言片語。你的書出版了嗎？你跟誰都沒提。你也沒有給我們寄一本來，我猜它只是曇花一現。既然你已經發洩過了，就該把那類虛榮心擱在一邊，認真想想未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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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想：“她說得沒錯。我一直相信奇蹟。我在這兒的日子就快結束了。我的獎學金也快用完了，可我還什麼計劃都沒有。我在這兒度過的開心時光只是美夢一場。等時間一到，他們就會把我扔出學校，我的生活將徹底改變。我得找個去處。我得找個工作。到那時，倫敦就會完全不同了。安娜不會去諾丁山的那種房間。我就要失去她了。”
威利就這樣擔心了好幾天，然後他想：“我真是笨。我一直在等待被引向該去的地方，等待一個訊號。而訊號已經在那兒了。我應該跟安娜到她的國家去。”
他們下一次見面的時候，他說：“安娜，我想跟你去非洲。”
“是度假嗎？”
“是永遠。”
她沒說話。一星期之後，他說：“你還記得我提過去非洲的事嗎？”她臉色一沉。他說：“你讀過我的小說。你知道我沒地方可去。我也不想失去你。”她看上去很困惑。他沒再說下去。後來，她臨走的時候說：“你要給我時間。我得想想。”下一次她到他房間來，他們坐在小沙發上，她說：“你覺得你會喜歡非洲嗎？”
他說：“你看那兒有什麼事情是我能做的？”
“就看你是不是喜歡叢林了。我們莊園需要一個男人。不過你得學那裡的語言。”
他在學院的最後一星期收到薩洛姬妮從哥倫比亞寄來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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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興你終於拿到了文憑，儘管我不知道在你要去的地方文憑有什麼用。在非洲，尤其是那些葡屬領地，必須做艱苦的工作，我覺得你做不了。你就像父親，到死都抓著舊觀念不放。至於其他方面，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威利。你信裡有關那個女孩的那些話，我看不懂。外人去印度，儘管身在這個國家，也不能理解它，而我肯定非洲也是一樣。請務必小心。你是在把自己放到陌生人的手心裡。你以為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可你並不完全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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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想：“她對自己的跨國婚姻很滿意，但卻為我擔心。”
然而，跟往常一樣，儘管她言語輕率，還裝大人腔，可還是讓他不安，而且無法擺脫。當他收拾行李，一點一點退出學院宿舍，退出他的倫敦生活的中心的時候，這些話就在他耳邊迴盪。退出倫敦生活，現在是這麼容易，他不知道如果他哪天不得不回來，該如何在這個城市重新立足。也許他還會走運，還會遇到曾經有過的一連串機會，但那些只會引導他走進一座他不瞭解的城市。
他們——他和安娜——從南安普頓出發。他心裡想著不得不學的新語言。他不知道能否守住自己的母語。他不知道是否會忘記英語，他寫作的語言。他讓自己做小測驗，一個做完立刻開始另一個。船航行在地中海上，其他乘客吃午飯、晚飯，玩甲板遊戲，威利則在努力適應他在船上所意識到的現實：他幾乎已經喪失了母語，正在喪失英語，他不再有真正屬於自己的語言，不再擁有表達的天分。他沒有告訴安娜。每次開口他都是在測試自己，看看他還記得多少。他寧可待在房裡，對付降在自己頭上的愚蠢遊戲。在他眼裡，亞歷山大港已然破敗，蘇伊士運河也一樣。（他想起——彷彿是從另一段更為幸福的生活，從遠離此刻兩岸耀眼的紅色沙漠的地方——克里希納·梅農穿著深色雙排扣西裝，拄著柺杖從海德公園的花壇邊走過，低頭思索關於埃及和蘇伊士運河的聯合國演講。）
三年前去往英格蘭時，他曾經過這段航線，只不過方向相反。那時候他幾乎不知道看到的是什麼。現在他對地理和歷史有了更多瞭解，也大概知曉了埃及的古老。他希望能把眼前的風景和記憶連起來，但對於喪失語言的擔心使他無法全神貫注。看見非洲海岸時，他仍然處於這種不能叫人滿意的狀態：位於廣闊的荒野邊緣的蘇丹港、吉布提，接著是非洲角、蒙巴薩、達累斯薩拉姆，最終抵達安娜祖國的港口。一路上他一直表現得理智而清醒。無論是安娜還是其他人，都沒有看出任何問題。但是威利卻感覺體內另有一個自己，包裹在一個靜默的空間裡，在那兒他整個外在的生活都噤聲了。
他希望自己以另一種方式抵達安娜的國家。那個城市很大很漂亮，遠比他想象的要好，同他頭腦中的非洲對不上號。它的壯麗叫他擔憂。他覺得自己應付不了它。他在街上看到的那些陌生人懂得這地方的語言和生活方式。他想：“我不想留在這裡。我要走。我就在這裡住幾天，然後找個法子離開。”在首府，在安娜的一個朋友家，在之後的緩慢旅程中，他一直懷著這個念頭。他們乘小船北上，去安娜的莊園：逆著來時的方向往回走一小段，只是更靠近內陸，更靠近那些令人恐懼的大河河口和溼地，安靜而空曠，泥和水在巨大的綠褐色旋渦中緩緩混為一體。正是這些河流阻斷了通往北方的陸路。
最後，他們在一個小鎮下了船。鎮上多是低矮的混凝土建築，呈現出灰色、赭色和斑駁的白色，街道筆直，和首府的一樣，但沒有巨大的廣告牌，甚至沒有關於當地生活的暗示。一條狹窄的柏油路從鎮外的曠野穿過，伸向內陸。而非洲人，瘦小的當地人，總是行走在柏油路兩側的紅土地上，彷彿走在荒野裡，但對他們來說那並不是荒野。不遠處，在一片片種植著玉米、木薯或其他作物的田地邊，是非洲人的村落、窩棚和蘆葦籬笆圍成的院落，那些窩棚輪廓齊整，屋頂鋪著細細的長草，不時反射陽光，彷彿仔細梳理過的長髮。錐形的灰色巨巖，有些大如山丘，從地面突兀地聳起，煢煢孑立，自成地標。他們轉入一條土路。灌木叢和汽車一樣高，經過的村子比柏油路兩邊的村子居民要多。紅色的土路非常乾燥，但有幾處積了多時的水坑，擋風玻璃上都濺上了黑泥點。他們離開這條路，開始爬一段通向莊園宅子的陡坡。路直的地方坑坑窪窪；轉彎的地方被雨衝出溝壑，水兀自往下流。宅子就矗立在一片雜草叢生、年深日久的花園中間，掩映在一株枝杈交錯的巨大的雨樹的濃蔭下。屋子三面環繞的遊廊為九重葛所遮蔽。
屋裡的空氣悶熱凝滯。從臥室的窗戶望出去，透過鐵絲網和昆蟲屍體，望見蕪雜的花園和高大的番木瓜樹，望見大地越過腰果樹叢和茅草屋頂退至錐形岩石，那些岩石在遠方連成一帶連綿低矮的灰藍色山脈，威利想：“我不知道自己在哪裡。我想我找不到回去的路。我絲毫不想看慣這景色。我絕不要開啟行李。我絕不要顯得好像會留在這裡。”
他一留十八年。
一天，他在莊園宅子的前門臺階上滑了一跤。這座宅子是安娜的白人外祖父——據說他一度每年都去一趟里斯本和巴黎——在一九一四年大戰之後家裡開始有錢的那幾年建造的，前門臺階築成半圓形，用的是進口的灰白色大理石。現在這些大理石有了裂縫，從裂縫裡生出青苔，那天早晨下著雨，臺階上落了大樹的花粉，十分溼滑。
威利在城裡的軍事醫院醒來，周圍盡是黑人傷兵，一個個面孔發亮，疲憊的眼睛佈滿血絲。安娜來看他的時候，他說：“我想離開你。”
安娜用那種曾經令他著迷，現在仍然很喜歡的聲音說：“你摔得不輕。我幾次三番叫那個新來的女僕清掃臺階。那些大理石總是那麼滑。尤其是下過雨之後。在這種地方鋪大理石臺階，真夠蠢的。”
“我想離開你。”
“威利，你滑倒了。昏迷了好一陣子。大家把叢林裡的戰事說得太誇張了。你知道的。仗不會再打下去了。”
“我想的不是打仗。這世上到處都是讓人摔跟頭的東西。”
她說：“我以後再來。”
她再過來的時候，他說：“你認為如果有人看見我身上這麼些擦傷和劃傷，會以為我出了什麼事？會以為我對自己做了什麼？”
“你的精神正在恢復。”
“我已經陪伴你十八年了。”
“你是說你已經厭倦我了。”
“我是說我已經給了你十八年。我沒法再給了。我沒法再過你的日子了。我要過自己的日子。”
“那只是你的想法，威利。如果離開這兒，你要去哪兒？”
“我不知道。但我絕不能再待在這兒過你的日子了。”
她走後，他叫來黑白混血的護士長，用極慢的語速拼出英文單詞，口述了一封給薩洛姬妮的信。這麼多年，正是為了應對眼前這種情況，他一直記著薩洛姬妮的地址——哥倫比亞的、牙買加的、玻利維亞的、秘魯的、阿根廷的、約旦的，以及其他五六個國家。然後，他以更加緩慢的語速——因為對德語單詞沒把握——向護士長口述了一個西柏林的地址。他交給她一張五英鎊的舊鈔票，是安娜以前給他的。那天晚些時候，護士長帶著信和鈔票去了一家印度人開的幾乎被掃蕩一空的商店，這是鎮上僅有的幾家商鋪之一。葡萄牙人離開、游擊隊接管之後，這裡就沒有正常的郵政服務了。不過這個印度商人在東非海岸人脈廣泛，能夠把東西送上當地北去的帆船，帶至達累斯薩拉姆和蒙巴薩。信件到了那裡，就能貼上郵票寄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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