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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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爾信上說：

阿爾焦姆：

我想跟你談談我的情況。除你以外，我大概是不會給任何人寫這樣的信的。你瞭解我，能理解我的每一句話。我在爭取恢復健康的戰場上，繼續遭到生活的排擠。

我受到接連不斷的打擊。一次打擊過後，我剛剛站起來，另一次打擊又接踵而來，比上一次更厲害。最可怕的是我現在沒有力量反抗了。左臂已經不聽使喚。這就夠痛苦的了，可是接著兩條腿也不能活動了。我本來只能在房間裡勉強走動，現在從床邊挪到桌子跟前也要費很大勁。到這步田地大概還不算完。明天會怎麼樣 ——還很難說。

我已經出不去屋，只能從視窗看到大海的一角。一個人有一顆布林什維克的心，有布林什維克的意志，他是那樣迫不及待地嚮往勞動，嚮往加入你們全線進攻的大軍，嚮往投身到滾滾向前、排山倒海的鋼鐵巨流中去，可是他的軀體卻背叛了他，不聽他的調遣。這兩者集中在一個人身上，還有比這更可怕的悲劇嗎？

不過我還是相信我能夠重返戰鬥行列，相信在衝鋒陷陣的大軍中也會有我的一把刺刀。我不能不相信，我沒有權利不相信。十年來，黨和共青團教給了我反抗的藝術。領袖說過，沒有布林什維克攻不克的堡壘，這句話對我也適用。

阿爾焦姆，你會說我信裡有許多熔化了的鋼鐵。本來嘛，我們的生活本身也不是靠蛤蟆的冷冰冰的血點燃起來的。我要你和我一道相信，保爾會回到你們身邊的，哥哥，咱們還要一起好好幹呢。不可能不是這樣，要不然，當罪惡的舊世界已經在我們的馬蹄下聲嘶力竭地呻吟的時候，國內戰爭的火紅戰旗怎麼還會使我們熱血沸騰呢？如果在棘手的，有時甚至是殘忍的生活面前我們屈膝下跪，承認失敗，那我們工人的堅強意志還從何說起呢？

阿爾焦姆，朋友們聽到這些話時，我有時也看到有人流露出驚奇的目光。誰知道，也許有人會想：他是讓理想遮住了眼睛，看不到現實。他們不明白我的希望寄託在什麼地方。

現在稍稍講講其他方面的情況。我的生活已形成了一個格局，侷限在一塊小小的軍事基地上。這就是我的學習——讀書，讀書，還是讀書。阿爾焦姆，我已經讀了很多書，收穫頗豐。國外的、國內的著作我都讀。讀完了主要的古典文學作品，學完了共產主義函授大學一年級課程，考試也及格了。晚上我輔導一個青年黨員小組學習。透過這些同志，我和黨組織的實際工作保持著聯絡。此外，還有達尤莎，她的成長和她的進步，當然還有她的愛情，她那妻子的溫存體貼。

我們倆生活得很和美。我們的經濟情況是一目瞭然的——我的三十二個盧布撫卹金和達雅的工資。她正沿著我走過的道路走到黨的行列裡來：她以前給人家當傭人，現在是食堂裡的洗碗女工（這個小城沒有工廠）。

前幾天，達雅拿回來第一次當選為婦女部代表的證件，興高采烈地給我看。對她來說，這不是一張普通的硬紙片。我注意地觀察著她，看到一個新人在逐步成長，我儘自己的全部力量幫助她。總有一天，她會進入一個大工廠，生活在工人集體中間，到那時候，她就會最後成熟了。目前在我們這個小城裡，她還只能走這條唯一可行的道路。

達雅的母親來過兩次。她不自覺地在拉女兒的後腿，要把她拉回到充滿卑微瑣事的生活中去，讓她再陷入狹隘、孤獨的生活圈子裡。我努力勸說老太太，告訴她不應該讓她過去的生活在女兒前進的道路上投下－陰－影。但是，這一切努力都白費。我覺得，達雅的母親有一天會成為她走向新生活的障礙，跟這個老太太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握手。

你的保爾

老馬採斯塔的第五療養院是一座石砌的三層樓房，修建在懸崖上開闢出來的平場上。四周林木環抱，一條道路曲折地通到山腳下。所有房間的窗戶全敞開著，微風吹拂，送來了山下礦泉的硫磺氣味。保爾房間裡只有他一個人。明天要來一批新療養員，那時他就有同伴了。窗外傳來一陣腳步聲。

有好幾個人在談話。其中一個人的聲音很耳熟，他在什麼地方聽到過這渾厚的男低音呢？他苦苦思索，終於把藏在記憶深處的一個還沒有忘卻的名字找了出來：英諾肯季·帕夫洛維奇·列傑尼奧夫，正是他，不會是別人。保爾蠻有把握地喊了他一聲。過了一分鐘，列傑尼奧夫已經坐在他的旁邊，快活地拉住他的手了。

“你還活著哪？怎麼樣，有什麼好事讓我高興高興？你這是怎麼啦，真正當起病號來了？這我可不贊成。你得向我學習。大夫也早說過我非退休不可，我就不聽他們那一套，一直堅持到現在。”列傑尼奧夫溫厚地笑了起來。

保爾體會到他的笑談中隱藏著同情，又流露出一絲憂慮。

他們暢談了兩個小時。列傑尼奧夫講了莫斯科的新聞。從他嘴裡，保爾第一次聽到黨關於農業集體化和改造農村的重要決定，他如飢似渴地聽著每一句話。

“我還以為你在你們烏克蘭的什麼地方幹工作呢。沒想到你這麼倒黴。不過，沒關係，我原來的情況還不如你，那時候我差點躺倒起不來，現在你看，我不是挺精神嗎？現在說什麼也不能無精打采地混日子。你明白嗎？這樣不行！我有時候也有不好的念頭，心想，也許該休息一下了，稍微鬆口氣也好。到了這個歲數，一天干十一二個小時，真有點吃不消。好吧，那就想想，哪些工作可以分出去一部分，有時候甚至都要落實了，到頭來每次都是一個樣：坐下來辦‘移交’，一辦起來就沒個完，晚上十二點也回不了家。機器開得越快，小齒輪轉得也越快。現在我們的前進速度一天勝過一天，結果就是我們這些老頭也得像年輕時候一樣幹。”

列傑尼奧夫用手摸了摸高高的額頭，像慈父一般親切地說：“好，現在你講講你的情況吧。”

列傑尼奧夫聽保爾講他前些時候的生活，保爾注意到，列傑尼奧夫一直用炯炯有神的目光讚許地看著他。

涼臺的一角，在濃密的樹蔭下坐著幾個療養員。緊緊皺起兩道濃眉，在小桌旁邊看《真理報》的，是切爾諾科佐夫。

他穿著俄羅斯斜領黑襯衫，戴一頂舊鴨舌帽，瘦削的臉曬得黝黑，鬍子好久沒有颳了，兩隻藍眼睛深深地凹陷進去，一看就知道，他是個老礦工。十二年前，他參加邊疆區領導工作的時候，就放下了鎬頭，可是現在他的樣子，仍然像剛從礦井裡上來的一樣。這從他的舉止言談上，從他講話的用詞上，都可以看得出來。

切爾諾科佐夫是邊疆區黨委常委和政府委員。他腿上得了壞疽，這個病折磨著他，不斷消耗他的體力。他恨透了這條病腿，因為它強迫他躺在床上已經快半年了。

坐在他對面，抽著煙沉思的是亞歷山德拉·阿列克謝耶夫娜·日吉廖娃。她今年三十七歲，入黨卻已有十九年了。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的時候，大家都管她叫“金工姑娘小舒拉”。差不多還是孩子的時候，她就嚐到了西伯利亞流放的滋味。

坐在桌旁的第三個人是潘科夫。他低著那像古代雕像一樣美麗的頭，正在讀一本德文雜誌，不時用手扶一扶鼻樑上的角質大眼鏡。說起來叫人難以相信，這個三十歲的大力士竟要費很大勁才能抬起那條不聽使喚的腿。米哈伊爾·瓦西裡耶維奇·潘科夫是個編輯、作家，在教育人民委員部工作，他熟悉歐洲，會好幾種外語。他滿肚子學問，就連那個持重的切爾諾科佐夫對他也很尊重。

“他就是跟你同屋的病友嗎？”日吉廖娃向坐在輪椅上的保爾那邊抬了抬頭，小聲問切爾諾科佐夫。

切爾諾科佐夫放下報紙，臉上立刻露出了興奮的神情。

“是呀，他就是保爾·柯察金。亞歷山德拉，您一定得跟他認識一下。他讓病給纏住了，不然把這個小夥子派到咱們那些難對付的地方去，倒是一把好手。他是第一代共青團員。

一句話，要是咱們大家都扶他一把，他還可以工作。我是下了這個決心的。”

潘科夫傾聽著他們的談話。

“他得的什麼病？”日吉廖娃又小聲地問。

“一九二○年受傷留下的病根。脊椎骨上的毛病。我問過這兒的大夫，你知道嗎，他們都擔心這個病會叫他全身癱瘓。你看有多嚴重！”

“我馬上把他推過來。”日吉廖娃說。

他們的友誼就是這樣開始的。保爾沒有想到，日吉廖娃和切爾諾科佐夫以後都成了他最親近的人，在後來病重的那幾年裡，他們是他最有力的支柱。

生活還是和從前一樣。達雅做工，保爾學習。他剛要著手小組工作，一個新的不幸又偷偷地向他襲來：他雙腿癱瘓了。現在只有右手還能活動。他做了許多努力，都沒有效果，他知道再也不能行動了，這時候，他把嘴唇都咬出了血。達雅勇敢地掩飾著她的絕望和由於無力幫助他而產生的痛苦。

他抱歉地微笑著說：“達尤莎，咱們倆離婚吧。反正也沒約定，碰到這種倒黴事還要一起過下去。這件事今天我要好好想一想，我親愛的小姑娘。”

達雅不讓他說下去。她忍不住放聲痛哭起來。她哽咽著，把保爾的頭緊緊摟在懷裡。

阿爾焦姆知道弟弟又遭到新的不幸，寫信告訴了母親，瑪麗亞·雅科夫列夫娜扔下一切，立刻到兒子這裡來了。老太太、保爾和達雅住在一起，婆媳倆處得很和睦。

保爾繼續在學習。

在一個－陰－溼的冬天的晚上，達雅帶回來她獲得第一個勝利的好訊息——她當選為市蘇維埃委員了。從那時起，保爾就很少見到她。下班以後，達雅經常從她工作的那個療養院食堂，徑直到婦女部或蘇維埃去，深夜才回到家裡。她雖然很疲勞，腦子裡卻裝滿了新鮮事物。吸收她為預備黨員的日子臨近了。她懷著十分激動的心情迎接這一天的到來。可是，偏偏在這個時候，一個新的不幸又突然襲來。保爾的病情在繼續發展。他的右眼發炎，火燒火燎的，疼得難以忍受，接著左眼也感染了。保爾有生以來第一次嚐到了失明的滋味——周圍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層黑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