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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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了會兒，”妻子說罷把杯子放回水缸旁邊，看也不看丈夫一眼，便走進臥室去，“誰能料到雨來得這麼急。”上校沒有搭腔。宵禁號一響，他把鍾撥到十一點，然後合上小玻璃門，把椅子放回原處。

他看見妻子正在做晚禱。

“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呢！”上校說道。

“什麼問題？”

“你上哪兒去了？”

“我在那兒聊了會兒天，”她說，“好久沒上街了。”

上校掛好吊床，關上屋門，噴了殺蟲劑，然後把燈放在地上，上床睡覺了。

“我瞭解你，”他難過地說道，“一個人要是不得不說假話，那真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

妻子長嘆一聲。

“我上安赫爾神父那兒去了一趟，”她說，“我拿咱們的婚戒作抵押，求他借幾個錢。”

“他怎麼說？”

“他說拿神聖的信物換錢是罪過。”

妻子在蚊帳裡繼續說：“這兩天我一直盤算著把那架鐘賣掉，可誰也不感興趣，現在外頭到處都在賣分期付款的時新夜光鍾，黑地裡都能看見時間。”上校認識到，四十年來他們共同生活，共同捱餓，共同受苦，可他到底也沒能瞭解透妻子。他感到他們的愛情中也有什麼東西衰老了。

“也沒人要那張畫，”妻子說，“人人都差不多有那麼一張，我連土耳其人那兒都去過了。”

上校聽了很難過。

“這麼說，全鎮的人都知道我們快餓死了！”

“我實在受不了了，”妻子說，“你們男人根本不知道過日子有多艱難。有好幾次我不得不在鍋裡煮石頭，免得左鄰右舍都知道我們揭不開鍋了。”

上校覺得自己受了侮辱。

“這事兒真丟人！”

妻子索性鑽出蚊帳，走到吊床跟前。“我再也不能這樣裝模作樣地過日子了，”她說，氣得聲音都嘶啞了，“這種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日子我受夠了！”

上校躺著一動不動。

“二十年了，我們一直等著他們兌現每次大選後對我們許下的那一大堆諾言，可到頭來我們連兒子都沒保住，”她繼續說，“連兒子都沒保住！”

上校對這樣的責難已經習以為常。

“我們做了我們該做的事。”他說。

“可二十年來，那些人在議會里每個月都拿上千比索，”妻子反駁道，“你看看那個薩瓦斯，他的錢多得連他家那幢兩層樓的房子都裝不下了。他到這個鎮子上來的時候，不過是個脖子上盤著條蛇的賣藥郎中。”

“可他得了治不好的糖尿病！”上校說。

“那你呢，眼下就要餓死了，”妻子說，“現在你該明白了吧，尊嚴是不能當飯吃的。”

一道閃電打斷了她的話頭。雷聲在街上炸開，衝進臥室，如同一堆亂石在床底下滾動。妻子急忙撲進帳子裡找她的念珠。

上校樂了。

“這都是你嚼舌頭的報應，”他說，“我早說過，上帝是站在我這邊的。”

但實際上，他心中苦惱萬分。過了一會兒，他熄了燈，在間或被閃電照得通明的黑屋裡苦思冥想。他想起了馬孔多。頭十年，上校一直盼著人家兌現在尼蘭迪亞許下的諾言。後來，在一個沉悶的中午，一列土黃色的火車風塵僕僕地開到了那裡，車上滿載著熱得喘不過氣來的男女老少，雞鴨貓狗。當時正掀起一股香蕉熱。不出二十四小時，整個鎮子就變了樣。“我該走了，”上校那時說，“香蕉的氣味會把我的腸子燻爛的。”於是他搭回程的火車離開了馬孔多，那是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三下午兩點十八分。直到過了半個世紀他才明白過來：自從在尼蘭迪亞投降以來，他連一分鐘的安寧日子也沒過上。

他睜開眼睛。

“那就別再去想它了。”

“想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