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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多星期後的一天，赫塞爾廷先生頂著那顆白髮蒼蒼、又瘦又小的腦袋來找羅伯特，說是哈勒姆警探正在辦公室等著想見他一面。

整個事務所能當得起“辦公室”三個大字的地方只有一處，那就是正對門廳的赫塞爾廷先生的房間，他平日就是在這裡對事務所員工發號施令。平心而論，其實羅伯特的房間和後面納維爾·貝內特佔的那間小屋子也是辦公室，只不過裡面鋪著地毯，放著桃花心木桌而已。“辦公室”後面正兒八經地設了間等候室，大小與貝內特佔的那間小屋子差不多，不過事務所的客戶都不太喜歡進等候室。訪客進“辦公室”說明來意後，一般都會待在那兒閒聊，一直聊到羅伯特有空接待他們。那間小小的等候室很早以前就被塔夫小姐佔用了，她需要幫羅伯特回覆信件，在那兒既不受訪客干擾，又能避開那個探頭探腦的勤雜工。

赫塞爾廷先生回去接警探的時候，羅伯特驚奇地發現自己有些坐立難安，學生時代結束後，他再也沒有過這種感覺，那時的他每次去看考試成績公示時，內心都萬分煎熬。現在他居然為了一個陌生人陷入困境的事情如此不安，難道是因為他平日的生活太過寡淡，以至於稍微不同就擾亂了他的心情，還是因為過去一週他一直考慮夏普母女的事情，現在已經不把她們當陌生人了？

他振奮精神，決定心平氣和地接受哈勒姆帶來的訊息，無論好壞。哈勒姆小心翼翼地表示，蘇格蘭場的意思是基於現有證據，他們不會提起訴訟。布萊爾注意到他用了“現有證據”一詞，心裡細細斟酌一番。警方沒有放棄這個案子——蘇格蘭場有放棄案子的時候嗎？——他們只是按兵不動而已。

在現在這種情況下，蘇格蘭場按兵不動並非什麼好事。

“是因為他們缺少補強證據吧。”他說。

“他們找不到那個讓她搭便車的卡車司機。”哈勒姆說。

“這一點他們肯定一早就知道。”

“的確，”哈勒姆贊同道，“沒有司機願意冒著被解僱的危險承認這種事，尤其是搭便車的還是個女孩，運輸公司的老闆對這方面要求得很嚴格。這案子牽扯到一個女孩，女孩還遇到了麻煩，警察又在調查取證，有點兒腦子的人都不會主動承認見過她。”他接過羅伯特遞過來的煙，“他們需要那個卡車司機，”他說，“或者像他一樣的證人。”緊接著他又補充道。

“對，”羅伯特若有所思，“你對那個女孩瞭解多少，哈勒姆？”

“那個女孩？我也不知道，人還不錯，好像挺誠實，讓人看著感覺像看到了自己女兒。”

羅伯特意識到，哈勒姆的回答代表了許多人的觀點，一旦此案成立，他們要面臨的就是這種狀況，證人席中每個對女孩抱有好感的男人都會把她看作自己的女兒。她不是什麼孤苦無依的流浪兒童，而是個普普通通的鄰家女孩，這恰恰能激發人們強烈的認同感。她那一身得體的校服，鼠灰色的頭髮，不施粉黛的臉蛋，迷人的顴骨，率真的眼睛，完美地符合控方律師心中的受害人形象。

“跟其他的同齡女孩一樣，”哈勒姆說，他還在考慮這個問題，“對她沒什麼壞印象。”

“所以說，你不以眼睛的顏色來評判他人。”羅伯特心不在焉地說，他還在想那個女孩。

“啊！怎麼可能不！”哈勒姆的回答有點兒讓人意外，“據我觀察，如果一個人的眼睛是淡藍色，那麼單憑這一點就可以給他定罪，不必等他開口承認，這種人都是花言巧語的騙子，相信我準沒錯。”他猛吸一口煙，繼續說道，“現在想想，他們有時還會殺人，雖然我並沒有見過幾個殺人犯。”

“多謝提醒，”羅伯特說，“以後遇到淡藍色眼睛的人我一定保持距離，以保安全。”

哈勒姆咧嘴一笑，“只要你不露財就沒事。淡藍色眼睛的騙子都只是圖財，不到走投無路的地步不會害命。真正的殺人犯看的不是眼睛的顏色，而是眼睛的位置。”

“位置？”

“是的，它們的位置不對稱。我是說，眼睛的位置。殺人犯的兩隻眼睛好像分別屬於兩張不同的臉。”

“你不是沒見過幾個殺人犯嗎？”

“是沒幾個，但是我讀過所有的案件資料，還研究過他們的照片。說起來真是奇怪，寫謀殺的書居然都沒提及這一點，這種情況明明很常見，我是說眼睛位置不對稱的情況。”

“說到底還是你自己的理論。”

“是的，是我個人觀察的結果。有時間你也應該試試，實在有趣得很，目前我的理論已經進入實踐階段。”

“在大街上實踐？”

“那倒不至於。我都是看謀殺案的卷宗，一有新案子，我就等著看照片，每次看到照片，我都會想：‘看吧，我說什麼來著！’”

“如果看了照片你發現犯人的眼睛非常對稱呢？”

“這種一般是人們常說的意外殺人，這類謀殺常常情況比較特殊，無論是誰處在那種境地都可能犯同樣的錯誤。”

“如果說，納澤·鄧布林頓有個德高望重的牧師，他盡職盡責地為人們服務了五十年，一眾教友為表感謝組織了一場演講，在他們演講時，你發現照片中的牧師眼睛非常不對稱，這時你會得出什麼結論？”

“這人一定是妻賢子孝，薪資尚可，不問政事，遠離廟堂，與當地大人物相處甚歡，還總能得其所想——他沒有任何殺人動機。”

“你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哼！”哈勒姆一臉嫌棄地說，“跟你講道理簡直是對牛彈琴，白瞎了我的好理論。”他起身準備離開，想了想又說，“我還以為律師會很樂意學些辨認陌生人的技巧呢！”

“你只是在荼毒一顆純潔的心靈，”羅伯特毫不留情地抨擊他，“以後我再也沒辦法客觀地審視我的客戶了，肯定總惦記著人家眼睛的顏色和位置。”

“嗯，這也算是一種收穫，你也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謝謝你特意來告訴我‘法蘭柴思事件’的進展。”羅伯特收斂情緒，認真地說道。

“要是給你打電話，”哈勒姆說，“估計全鎮的人都該知道了。”

“無論如何，非常感謝！我必須立刻告訴夏普母女。”

哈勒姆離開後，羅伯特拿起電話。

正如哈勒姆所說，他不方便在電話裡講太多，只能告訴她們情況比較樂觀，他會立刻趕去與她們會面，這樣應該能讓她們寬寬心。而且——他看看手錶——這個時間點夏普老太太一般都在休息，也許他能避開這個老巫婆，而且他還存了點兒小心思，希望能有機會和夏普小姐促膝長談一番。

但是，電話無人接聽。

他不屈不撓地撥了足足五分鐘的號，撥得總機的接線員十萬個不樂意，結果還是沒人接聽電話。夏普母女不在家。

就在他等著接線員撥號時，納維爾·貝內特晃了進來，他像往日一樣，穿著粉色襯衣，打著紫色領帶，裹著花呢外套，簡直是醜得天理難容，人神共憤。羅伯特邊聽電話，邊打量他，心中感慨萬千，他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有一天，傳統穩重的他退居二線，這個貝內特家族的小夥子成為事務所的大老闆，那堂堂的布萊爾&海伍德&貝內特律師事務所會變成什麼樣子？他知道這小夥子有點兒才氣，但是要在米爾福德生活單憑一點兒才氣遠遠不夠，這裡秉承的理念是“什麼年齡做什麼事”，成年人就該有成年人的心態；而納維爾似乎一直沉迷於自己的小圈子，絲毫沒有要面對現實的打算，也許他自己也沒意識到，他仍然對這個世界充滿十足的好奇，這一點從他那張揚的穿衣風格上可以看出。

倒不是說羅伯特想讓這小夥子穿上傳統莊重的黑色西服，他自己就穿了一件灰色的花呢外套，而且他的客戶多是鄉下人，特別看不上那種一本正經的“城市”衣服（瑪麗恩·夏普打電話時一時失言，稱呼一個穿衣比較“城市化”的律師為“那個穿著條紋西裝的小矮個兒”）；但是花呢也分很多種，納維爾穿的那種顯然不討人喜歡，甚至可以說讓人難以忍受。

“羅伯特，”電話還是沒打通，羅伯特只好作罷，他放下聽筒，聽到納維爾對他說，“考爾索普財產轉讓案的相關檔案我已經處理好了，如果你這邊沒什麼事，下午我打算去一趟拉伯洛。”

“你不能給她打電話嗎？”羅伯特問，納維爾跟拉伯洛主教的三女兒訂婚了，訂婚儀式既簡單又時髦。

“哦，我不是去找露絲瑪麗，她去倫敦了，要在那兒待一個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