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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收到法國朋友從馬賽寄來的照片。我一遍一遍地看它們,又想起了馬賽。這一次我在馬賽只住了一天。但是我找到了一九二八年住過的美景旅館。我在短篇小說《馬賽的夜》裡寫過:“我住的地方是小旅館內五層樓上一個小房間。”就只有這麼一句。但是在《談自己的創作》中卻講得多一些。我這樣說:“有時在清晨,有時太陽剛剛落下去,我站在窗前看馬賽的海景;有時我晚飯後回到旅館之前,在海濱散步。”在我的另一個短篇《不幸的人》裡,敘述故事的人在旅館中眺望日落、描繪廣場上窮音樂師拉小提琴的情景,就是根據我自己的實感寫的。印象漸漸地模糊了,可是腦子裡總有一個空曠的廣場和一片藍藍的海水。

五十一年後我又來到了這個地方。我找到了海濱的旅館,還是一位同行的朋友先發現的。我站在旅館門前,望著這個非現代化的建築物,我漸漸地回到了過去的日子。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八日起我在馬賽住了十二天。海員罷工,輪船無法開出,我只好一天一天地等待著。在窗前看落日,在海濱閒步,在我是一種享受。此外我還做過兩件事:讀左拉的小說,或者參觀大大小小的電影院,這是我在《馬賽的夜》裡也講過的。我在法國至少學會兩件事情:在巴黎和沙多—吉里我學會寫小說;在馬賽我學會看電影。我還記得我住在沙多—吉里中學裡的時候,我的房間在中學食堂的樓上,有時晚上學校為學生們在食堂放映電影,住在我隔壁的中國同學約我下去觀看,我總是藉故推辭,讓他一個人去。不知什麼緣故,我那時對電影毫無興趣。在馬賽我只有那個新認識的朋友,他也姓李,還在唸書,是巴黎一位朋友給我介紹的,因為是四川同鄉,不到一天的功夫我們就相熟了。他約我去電影院,很快我就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我回到國內,也常看電影。看了好的影片,我想得很多,常常心潮澎湃,無法安靜下來,於是拿起筆寫作,有時甚至寫到天明。今天,我還在寫作,也常常看電影,這兩件事在我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收到的照片中有一張是我和遠近七隻灰鴿在一起拍攝的。依舊有安閒的鴿子,依舊有藍藍的海水,可是大片的水面給私人的遊艇佔據了,過去窮音樂師在那裡拉小提琴的廣場也不見了,一切都顯得擁擠,行人也不少。美景旅館似乎還是五十一年前那個樣子,我在門前站了一會,腦子活動起來了。我想起當時我怎樣從這小門進出,怎樣從五層樓的視窗望海濱廣場,我有一個印象:旅館兩旁的樓房大概是後來修建的,彷彿把它壓得透不過氣來。這樣的記憶不見得可靠,人老了,記憶也混亂了。只是當時我沒有這個印象,所以我這樣說。這天下午我去參觀古希臘修道院舊址的時候,法國朋友送了我一本《古馬賽圖》。書中共收一百五十二幅繪畫,從十五世紀到十九世紀前半葉,當然看不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馬賽。因此在海濱散步的時候,我常常想,我要是當時照個相那多好。那位姓李的朋友的聲音我還不曾忘記,可是他的面貌早已煙消雲散了。

重來馬賽,我並不感到寂寞,我們代表團一行五人,還有同行的中國朋友、法國朋友和當地法中友協的主人。我們毫無拘束地在海濱閒步,談笑。微風帶來一陣一陣的魚腥味:我們走過了魚市,看見家庭主婦在攤上買各種各樣的鮮魚。我們買票搭船去伊夫堡,再從那裡回到海濱時,魚差不多銷售一空,一個上午過去了。

去伊夫堡,在我們這些中國客人都是第一次。五十一年前我在馬賽住了十二天,聽那位姓李的朋友講過伊夫堡的事,它在我的腦子裡只是一個可怕的陰影,一個囚禁犯人的古堡。回國以後才知道這裡關過米拉波,才知道大仲馬寫《基度山伯爵》的時候,為他的英雄挑選了這樣一個監牢,他當時經常同助手到這個地方來作實地調查。我去伊夫堡,不僅是為了看過去的人間地獄,而且我還想坐小船在海上航行,哪怕只有幾分鐘,幾十分鐘也好!

我達到了這個目的。海風迎面吹來,藍色海水開出了白花,船身在搖晃,我也在搖晃。看見平靜的海面起了浪,看見船駛向古堡,我感到興奮,感到痛快。我不暈船,我愛海,我更喜歡看見海的咆哮。海使我明白許多事情。

我走進了古堡,到了過去囚禁政治犯的地方,看到一間一間的囚室,看到一個一個人的名字。每個給帶進來的人大概都會想到但丁的一句詩:

Lasciate ogni speranza,voi ch’entrate.<sup>[2]

我站在底層的囚室裡,也想到但丁的那句詩,那是寫在地獄入口的大門上的。我掉頭四顧,那麼厚的牆,那麼高的小窗,那麼陰冷的囚房,又在孤零零的海上小島上!進來的人還會活著出去麼?“鐵假面”(居然真有“鐵假面”,我還以為是大仲馬寫小說時創造的人物!)的結果不知道怎樣。米拉波伯爵居然回到人間了。我似夢非夢地在囚房裡站了一會,我有一種奇怪的想法:比起我、我們所經歷的一切,這裡又算得什麼呢?法國人不把它封閉,卻對外國客人開放,無非作為歷史教訓,免得悲劇重演。巴士底獄沒有給保留下來,只是由於民憤太大,革命群眾當場搗毀了它。我們的古人也懂得“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天卻有人反覆地在我們耳邊說:“忘記,忘記!”為什麼不吸取過去的教訓?難道我們還沒有吃夠“健忘”的虧?

走出古堡,我重新見到陽光,一陣潮溼的海風使我感到呼吸自由。開船的時刻還沒有到,我坐在一塊大石上,法國友人給我拍了照。在這塊大石的一側有人寫了“祖國萬歲!”幾個紅色的法國字。望著藍藍的海水,我也想起了我的祖國。

馬賽的法國朋友對我們親切、熱情。小儒先生從尼斯開汽車趕回來同他父親一起到火車站迎接我們,還有當地法中友協的瑞羅先生和加士東夫人。他們為我們在一所現代化的旅館裡預訂了房間。我們在馬賽過了一個非常安靜的夜晚,睡得特別好。的確是現代化的旅館,我們住進以後,還得研究怎樣開關房門。同行的朋友按照巴黎的規矩,晚上把皮鞋放在房門外,第二天早晨才發現沒有人擦皮鞋,擦皮鞋的機器就在近旁。只有在飯廳裡才看得見服務員。我們是在同機器(不是同人)打交道。因此在機場跟好客的法國主人告了別,走上了飛機,我還在想一個問題:不搞人的思想現代化只搞物質現代化,行不行?得不到回答,我感到苦惱。但是飛機到達里昂了。

7月6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四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

[2]意即你們進來的人,丟開一切的希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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