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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繼續談友誼。

里昂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從那裡帶走的是另一種回憶。

我第一次來到里昂。我在日記裡這樣寫著:“七點半到達里昂(機場)。來接的人不少,還獻了花。某夫人帶著她兩個女兒開車把我送到沙瓦旅館。”某夫人是當地友協的一位成員,她的兩個“女兒”中一個叫克勒爾,另一個叫杜偉鳳,是來了不久的中國留學生,寄宿在夫人的家裡,夫人把她當親閨女看待,叫她做“女兒”。杜偉鳳不過十八九歲,同夫人母女相處得很好。某夫人送我們到旅館,同我們照了相,又把我們接到一家中國菜館萬福樓去。我原以為只是“共進晚餐”,沒有想到飯店樓上三張長桌都坐滿了人,大約四十位左右。

我們好像在這裡過節日,談笑、祝酒,毫無拘束,彷彿舊友重逢,也不知從哪裡來的那麼多的話!一直談到午夜,大家才想到結束。還有少數人來得較晚,但也在這裡待了兩個多小時。還是那位夫人把我送回旅館,我因為這個歡樂的聚會一再向她致謝。她帶著兩個“女兒”走了。第二天我沒有再見到她們。不到傍晚,我就坐上了飛巴黎的客機。我多麼想再見她們一面,小姑娘似的杜偉鳳和她的法國“母親”在一起不正是我們兩國人民友誼的最好的象徵麼?

在里昂我們待了不到一天。我們參觀了中法大學的舊址,參觀了十九世紀的大教堂,參觀了古羅馬劇場的廢墟;我們看了絲織博物館,看了過去絲織工人居住的地區,瞭解了過去絲織工人的鬥爭;我們遊覽了現代化的商業中心,參觀了現代化的圖書館。短短的大半天的時間裡,我們從古羅馬跑到本世紀後半葉五光十色的噴泉。每時每刻我們都受到親切、熱情的接待。現代化的建築和裝置,壯麗的景象和吸引人的活動使我眼花繚亂。但是牽繫住我的心還是深厚的友情。

在里昂也有兩份報刊的記者來採訪,那是兩位年輕姑娘,我沒有機會讀到她們的報道或者文章,但是我覺得我是在同兩個謙虛的學生親切交談。我的確應當感謝許多見過面和不相識的朋友的友好的語言和善意的鼓勵。就是對偶爾在報刊上出現的挖苦和不實之詞,我也把它們當作對我的“鞭策”。譬如有人諷刺我寫了那些關於“戰鬥友誼”的報告文學,有人責怪我解放後沒有發表長篇小說。我也曾反覆思考,心平氣和地作過解釋。沒有寫長篇小說,只是因為我想丟開那枝寫慣黑暗和痛苦的筆,我要歌頌新人新事,但是熟悉新人新事又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我錯就錯在我想寫我自己不熟悉的生活,而自己並沒有充分的時間和適當的條件使不熟悉的變為熟悉,因此我常常寫不出作品,只好在別的事情上消磨光陰。這說明知識分子的改造十分艱鉅。我自己應當負全部責任。

至於友誼,我不會為過去那些散文感到遺憾。固然我在這方面走過不少彎路,有時候把白臉看成紅臉,把夢想寫成現實。即使一些文章給時間淘汰了,但人民的友誼永遠不會褪色。我開始寫作時有一個願望就是追求友誼。我第一次到法國,有一個願望也是追求友誼。在五十多年的創作生活中我始終沒有停止對友誼的追求。我這次在巴黎、在沙多—吉里都講過類似的話:五十二年前我在這裡感受到友情的溫暖,寫完了我的第一部小說,今天我懷著感激的心情來尋找我的腳跡,只是為了向法國朋友們表示謝意。

這一次我的確“滿載而歸”。在萬福樓我舉杯祝酒,我說:“我們在這裡過友誼節。”吃中飯的時候,法國朋友和我們又在一所法國大飯店相聚,人數不到前一個晚上的三分之一,我們吃著當地的名菜,談著美麗的前景,談笑更自然、更親切。友誼一直是我們談話的主題。一位女主人在席上遞給我一件禮物,可能是一本書,一本畫冊,或者一本照相簿,是用花紙包好了的。她說這禮物表示了法國朋友的心意。她那認真的、善意的表情使我感動。我鄭重地接受了它。在來飯店之前我還接受了另一件禮物,那是一幅畫的複製品。是“圖書的力量”書店主人送給我的。我把兩件禮物放在一起。後來到商業中心參觀,我女兒把它們從我手上接了過去。朋友們陪我們逛了一個下午,七點二十分我們才上飛機。瘦長的鬍子不多的法中友協里昂分會的負責人一直和我們在一起,我記下他的名字,以後又忘記了,但是他的面貌我不會忘記。在萬福樓他曾小聲教大家唱《絲織工人之歌》。在我們回國的前一個下午我在巴黎法中友協幹部會議的會場上又看見他。分別時,我緊緊地握著他的手,望著他那十分友好的笑容,我的話到了嘴邊又給嚥下去了。我想對他講什麼呢?

原來是這樣一件事情:那兩件禮物給傳來傳去,上了飛機放在行李架上,忘記拿下來。我請陪同我們到外地訪問的法中友協主席貝熱隆先生找人到機場查問,飛機已經到別的國家去了。回到巴黎我們又住了五天,可是沒有再聽見人談起那兩件禮物。

兩個月又過去了。回憶仍舊在折磨我。我想到那一個沒有寫上字的花紙包,和那幅複製的畫和它的沒有署名的封套,我彷彿受到誰的嚴厲的譴責。我始終記住那一句話:法國朋友的心意。我沒有把它們帶回國內,我辜負了法國朋友的友情。我談論友誼,絕不是使用“外交辭令”,我是認真地追求它,嚴肅地對待它。為了這失去的禮物,我不會原諒自己。我必須把心裡的話寫出來,才能夠得到安寧。

我相信親愛的里昂友人會了解我這歉仄的心情。

7月9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九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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