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友誼的海洋”[1]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到巴黎，我是那樣寂寞。這一次再訪巴黎，我彷彿在友誼的海洋裡游泳，我發覺有那麼多的朋友。“友誼的海洋”，這是我當時的印象，也是我當時的感受。我很擔心，我已經游到了中心，怎麼能回到岸上？離開這一片熱氣騰騰的海洋是不是會感到痛苦？

兩個月後的今天我坐在自己工作室裡寫字桌前，我的心仍然給拉回到我離開的地方。一閉上眼睛我就看見那一片人海。即使淹沒在這樣的海里，我也不會感到遺憾。

對於友誼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認為對朋友只能講好話，只能阿諛奉承，聽不得一句不同的意見，看不慣一點懷疑的表示。我認為不理解我，並不是對我的敵視；對我坦率講話，是願意跟我接近；關心我，才想把一些與我有關的事情弄清楚。對朋友我願意把心胸開得大一點，看得高一點，想得遠一點。

在我國駐法大使館為我們代表團舉行的告別酒會上，我又見到了第二電視臺的記者克萊芒先生，這是我們第三次的見面。我第一次看見他是在去年十二月，他到我家裡拍電視片，第二次是今年四月他把我從巴黎香榭麗舍大街附近的旅館接到電視臺，同我進行了五分鐘的臨時對話。我們談著同樣的話題：大字報、民主、人權、自由……頭兩次都是面對著全世界，而且限定時間，我有些緊張，但並未失去冷靜，我表示了自己的立場，說了真話，只想到不要引起誤解，卻忘了說服別人。這一次我們碰了杯，我說我真願意跟他辯論一次，幫忙他弄清楚一兩個問題。他說他今、明年還要到中國訪問。我就說，他應當多看看、多聽聽，看了、聽了之後還應當多想想。我的意思是：應當根據自己的見聞作出判斷，不要以為在中國什麼都是十全十美。儘管今天還有人在刊物上吹噓我們這裡“河水渙渙，蓮荷盈盈，綠水新池，豔陽高照”，也有人因為外國友人把“五·七幹校”稱為“五·七營”感到不滿，但是我總覺得外國朋友並不是對我們一無所知。不到三個星期的訪問和交談，我才明白一件事情：法國朋友關心中國，願意瞭解中國，而且正在埋頭研究中國。他們有時接觸到我們設法迴避的問題，也只是為了加深對我們的瞭解，克萊芒先生就是把“幹校”稱為“營”的。我對他只說我在幹校裡受到鍛鍊，學會勞動，學到許多事情。但是在幹校的兩年半的時間裡我沒有一天感覺到我是一個“學生”，這也是不可改變的事實。的確有人把我當作“犯人”看待。我還記得一九七一年九月底我回上海度假的前夕，“工宣隊”老師傅找我談話，對我說：“根據你的罪行，判你十個死刑也不多。”在那些人的腦子裡哪裡有什麼“人權、民主、自由”？據說它們都是資產階級的“遮羞布”。其實資產階級從來是說的一套做的另一套，到了利益攸關的時刻，他們根本沒有什麼“遮羞布”。難道我們因此就不敢面對現實？就不敢把不幸的十年中間所發生的一切徹底檢查一番，總結一下？

去年十二月我在自己家裡同克萊芒先生進行第一次電視對話的時候，我說我在國內享受充分的自由，他似乎不相信，但我說的是真話。他問起李一哲的事情。雖然去年六月我還聽說他們是“反革命集團”，但是沒有經過公開的審判，沒有宣佈罪狀，我知道他們的大字報已經有了法文譯本，在法國電視臺人們正在談論他們的問題。我不瞭解，就沒有發言權，我只好老實地講不知道。我沒有人云亦云，也並未因此受到任何批評。要是我當時不動腦筋，就隨口給人戴上帽子，那麼第二次在巴黎看見克萊芒先生，我怎麼向他解釋？因為李一哲案件已經平反，所謂“反革命集團”只是不實之詞。外國朋友對這個事件倒比我們清楚，講起來有憑有據、頭頭是道。我過去吃過人云亦云的苦頭，現在頭腦比較清醒了。

我同克萊芒先生不止一次地談到“大字報”的事情，但是在熒光屏上我們只有那麼短的時間，外國朋友對大字報有不同的看法，以為大字報就是“民主”的化身。談論大字報，難道我沒有資格發言？整整五年中間，成百上千的“大字報”揭發、肯定我的罪行，甚至說我是“漢奸賣國賊”，在大街上、在大廣告牌上長時期張貼“大批判專欄”揭發我的所謂罪狀，隨意編造我的所謂罪行，稱我為狗，連我的老婆、兄弟、兒女都變成了狗群。我記得最清楚：我的愛人第二次被揪到“作協分會”去的時候，人們在我家大門上張貼了揭發她的罪行的大字報，倘使不是我的兒子晚上把它撕掉，一張大字報真會要她的命。我在巴黎不止一次地說：“大字報有好的，也有壞的。但是總得限定一個地方，不能滿城都貼。大家想想看，要是巴黎到處都是大字報，還好看嗎？”我這樣說，已經很能剋制自己了。貼別人的大字報也不見得就是發揚民主。民主並不是裝飾。即使有了民主牆，即使你貼了好的大字報，別人也可以把它覆蓋，甚至可以撕掉，也可以置之不理。只有在“四害”橫行的時期大字報才有無窮的威力。一紙“勒令”就可以抄人家、定人罪，甚至叫人掃地出門，因為它後面有著“四人幫”篡奪了的一部分權力。但這是早已過去的事情了。今後呢……歷史總是要前進的，我始終這樣相信。歷史是人民群眾寫出來的，我始終這樣相信。靠長官意志寫歷史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了。這一點，關心我們國家前途的外國朋友也能理解，那麼我請他們不要只是留心“民主牆”多了幾張大字報，講了些什麼話，還是更多地注意我們人民群眾在想什麼、做什麼吧。

雖然我們交談的時間有限，可是我們還是增進了相互的瞭解。克萊芒先生告訴我，法國人對我表示關心，有兩個原因，其中一個就是我受過“四人幫”多年的迫害。最近我見到一位訪日歸來的朋友，他在日本受到十分熱情的接待，他說正是因為他受到“四人幫”長期的迫害。我們對外國朋友很少談“四人幫”的迫害，可是別人知道的比我們料想的多。“四人幫”動員了全部輿論工具宣傳了整整十年，沒有把一個人搞臭，倒反而給他的名字添上一些光彩，這不是值得深思的嗎？

倘使我第四次看見克萊芒先生，我們還會繼續進行辯論，但是我們之間的瞭解和友誼一定加深。我們飛渡重洋，探“親”訪友，難道不是為了增進友誼？為什麼我的眼前還有那一片熱氣騰騰的人海？為什麼我的耳邊還響著法國朋友們的親切招呼？為什麼我懷著傾吐不盡的真實感情寫下這一篇一篇的回憶？為什麼我在攝氏三十五度的大熱天奮筆直書的時候恨不得把心血也寫在紙上？原因是：我想到遠在法國的許多朋友，我重視他們的友情，我為這友情感謝他們，我也要把這友情留傳給子子孫孫。

7月16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