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中國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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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國之前完全沒有想到，在法國十八天中間，我會看見那麼多的中國人。各種各樣的中國人，他們來自世界各地，過著各樣的生活，有著不同的思想，站在不同的立場。他們穿不同的服裝，發不同的口音，有不同的職業。我們參加過巴黎三個大學（第三、第七、第八）中文系的座談會和招待會，會上見到他們；我們出席過在弗納克書籍超級市場裡舉行的和讀者見面會，會上見到他們；我們出席過法中友協的座談會，在那裡也見到他們。有些人好像真是無處不在，不過我也沒有想過避開他們。我過去常說我寫小說如同在生活，我的小說裡的人物從來不是一好全好，一壞到底。事物永遠在變，人也不會不變，我自己也是這樣。我的思想也並不是一灘死水。所以我想，即使跟思想不同的人接觸，只要經過敞開胸懷的辯論，總可以澄清一些問題。只要不是搞陰謀詭計、別有用心的人，我們就用不著害怕，索性擺出自己的觀點，看誰能說服別人。

離開了祖國，我有一個明顯的感覺：我是中國人。這感覺並不是這一次才有的。五十二年前我就有過。我們常常把祖國比作母親。祖國的確是母親，但是過去這位老母親貧病交加、朝不保夕，哪裡管得了自己兒女的死活！可是今天不同了。出了國境無論在什麼地方，我總覺得有一雙慈愛的眼睛關心地注視著我。好像丹東講過類似這樣的話：人不能帶著祖國到處跑。我不是這麼看法。這次出國訪問使我懂得更多的事情。不管你跑到天涯地角，你始終擺脫不了祖國，祖國永遠在你的身邊。這樣一想，對於從四面八方來到巴黎的中國人，我的看法就不同了。在他們面前我熱情地伸出手來，我感覺到祖國近在我的身旁。祖國關心漂流在世界各地的遊子。他們也離不開祖國母親。即使你入了外國籍，即使你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即使你在某國某地有產業，有事業，有工作，有辦法，吃得開，甚至為子孫後代作了妥善的安排，倘使沒有祖國母親的支援，一旦起了風暴，意想不到的災禍從天而降，一切都會給龍捲風捲走，留給你的只是家破人亡。這不是危言聳聽，一百年來發生過多少這樣的慘劇和暴行。幾十萬、上百萬的華僑和華裔越南“難民”今天的遭遇不就是最有力的說明麼？過去華僑被稱為海外孤兒。我一九二七年一月在上海搭船去馬賽，在西貢、在新加坡上岸閒步，遇見中國人，他們像看到至親好友那樣地親熱。這種自然發生的感情是長期遭受歧視的結果。一九三一年我寫過短篇小說《狗》，小說中的我會“在地上爬，汪汪地叫”，會“覺得自己是一條狗”，難道作者發了神經病？我寫過一篇散文《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在上海》，文章裡有人說：“為什麼我的鼻子不高起來，我的眼睛不落下去？”難道我缺乏常識，無病呻吟？不！在那些日子裡一般的中國人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我們是不會忘記的。今天重讀我一九三五年在日本寫的短篇《人》，我又記起那年四月裡的一場噩夢，那天凌晨，好幾個東京的便衣警察把我從中華青年會宿舍帶進神田區警察署拘留到當天傍晚。我當時一直在想：要是他們一輩子不放我出來，恐怕也沒有人追問我的下落，我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中國人，一個“孤兒”。

今年四月三十日傍晚我們中國作家代表團在巴黎新安江飯店和當地僑胞會見，我們感謝華僑俱樂部的盛情招待。出席聚餐會的人有好幾十位，但據說也只是要求參加的人中間的一部分。席上我看見不少年輕人的臉，我也見到那位從日內瓦趕來的女編輯，她是我一個朋友的外甥女，她想了解一些祖國的情況，但是我們的法國主人已經無法為我們安排會談的時間了。還有不少的年輕人懷著求知心到這裡來，他們需要知道這樣或者那樣的關於祖國的事情。總之大家都把希望寄託在這個聚餐會上，反正我們一行五個人，每個人都可以解答一些問題。這個聚會繼續了三個多小時，我或者聽，或者講，我感到心情舒暢，毫無拘束。年輕人說：“看見你們，好像看見我們朝思暮想的祖國。”他們說得對，我們的衣服上還有北京的塵土，我們的聲音裡顫動著祖國人民的感情。我對他們說：“看見你們我彷彿看見一顆一顆向著祖國的心。”遊子的心是永遠向著母親的。我要把它們全帶回去。

聚餐以後大家暢談起來。可是時間有限，問題很多，有些問題顯得古怪可笑，但問話人卻是一本正經，眼光是那麼誠懇。我好像看透了那些年輕的心。有些人一生沒有見過母親；有些人多年遠遊，不知道家中情況，為老母親的健康擔心；有些人在外面聽到不少的流言，無法解除心中的疑惑。他們想知道真相，也需要知道真相。我不清楚我們是否滿足了他們的要求，解答了他們的疑問。不過我讓他們看見了從祖國來的一顆熱烈的心。我緊緊地握了他們的手，我懇切地表示了我的希望：大家在各自的崗位上努力吧。祝我們親愛的母親——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萬壽無疆。我們為親愛的祖國舉杯祝酒的時候，整個席上響起一片歡騰的笑語，我們互相瞭解了。

當然不是一次的交談就可以解決問題。我這裡所謂“互相瞭解”也只是一個開始。過了一個多星期，我們訪問了尼斯、馬賽、里昂以後回到巴黎，一個下午我們在貝熱隆先生主持的鳳凰書店裡待了一個小時。氣氛和在新安江飯店裡差不多，好些年輕的中國人拿著書來找我們簽字。我望著他們，他們孩子似的臉上露出微笑。他們的眼光是那麼友好，那麼單純，他們好像是來向我們要求祝福。我起初一愣，接著我就明白了：我們剛從祖國來，馬上就要回到她身邊去，他們向我要求的是祖國母親的祝福。

我還見到一位從國內出來的年輕人，他有一個法國妻子，說是幾年後學業結束仍要回國。他對我女兒說：華僑同胞和法國朋友在一些會上向我提問題十分客氣，有些尖銳的問題都沒有提出來。這個我知道，不過我並不害怕，既然參加考試，就不怕遇到難題。我不擅長辭令，又缺乏隨機應變的才能。我惟一的武器是“講老實話”，知道什麼講什麼。我們的祖國並不是人間樂園，但是每個中國人都有責任把它建設成為人間樂園。對那位從中國出來的大學生，我很想作這樣的回答：“你袖手旁觀？難道你就沒有責任？”還有人無中生有地在文章裡編造我的談話，給自己喬裝打扮，這隻能說明他的處境困難，他也在變。他大概已經明白了這樣一個真理：人無論如何甩不掉自己的祖國。

最後，我應當感謝《家》的法譯者李治華先生。四月二十五日早晨我在戴高樂機場第一次看見他，五月十三日上午他在同一個機場跟我握手告別，在我們訪問的兩個多星期中，除了在馬賽和里昂的兩天外，他幾乎天天和我在一起，自願地擔任繁難的口譯工作。要是沒有他的幫忙，我一定會遇到很多困難。他為我花費了不少的時間和精力，我沒有講一句感謝的話。我知道這只是出於他對祖國母親愛慕的感情。他遠離祖國三十多年，已經在海外成家立業，他在大學教書，剛剛完成了《紅樓夢》的法文全譯本，這部小說明年出版，將在法國讀書界產生影響。但是同他在一起活動的十幾天中間，我始終感覺到有一位老母親的形象牽繫著他的心，每一個遊子念念不忘的就是慈母的健康，他也不是例外……

我的工作室裡相當熱，夜間十一點我坐在寫字桌前還在流汗。這裡比巴黎的旅館裡靜，我彷彿聽見夜在窗外不停地跑過去。我的生命中兩個月又過去了。我沒有給那些人中間任何一個寫過一封信，可是我並沒有忘記他們。我每想到祖國人民在困難中怎樣挺胸前進的時候，我的腦子裡就浮現出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中國人。一滴一滴的水流入海洋才不會乾涸。母親的召喚永遠牽引遊子的心。還需要我講什麼呢？還需要我寫什麼呢？難道你們沒有聽見母親的慈祥的呼喚聲音？我已經把你們的心帶到了她的身邊。

7月22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七九年八月五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