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靳以逝世二十週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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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好像在飛跑，靳以逝世一轉眼就二十年了。但我總覺得他還活著。

一九三一年我第一次在上海看見他，他還在復旦大學唸書，在同一期的《小說月報》上發表了我們兩人的短篇小說。一九三三年年底在北平文學季刊社我們開始在一起工作（他在編輯《文學季刊》，我只是在旁邊幫忙看稿，出點主意）。這以後我們或者在一個城市裡，或者隔了千山萬水，從來沒有中斷聯絡，而且我仍然有在一起工作的感覺。他寫文章，編刊物；我也寫文章，編叢書。他寄稿子給我，我也給他的刊物投稿。我們彼此鼓勵，互相關心。一九三八年下半年他到重慶，開始在復旦大學授課。他進了教育界，卻不曾放棄文藝工作。二十幾年中間，他連續編輯了十種以上的大型期刊和文藝附刊，寫了長篇小說《前夕》和三十幾本短篇小說和散文集，併為新中國培養了不少優秀的語文教師和青年文學工作者。今天不少有成就的中年作家大都在他那些有獨特風格的刊物上發表過最初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得到他的幫助。那些年我一直注視著他在生活上、在創作上走過的道路，我看見那些深的腳印，他真是跨著大步在前進啊。從個人愛情上的悲歡開始，他在人民的歡樂和祖國的解放中找到自己的幸福，《青的花》的作者終於找到了共產黨，他的精神越來越飽滿，情緒越來越熱烈，到處都聽見他那響亮的、充滿生命和信心的聲音：“你跑吧，你跑得再快再遠，我也要跟著你轉，我們誰也不能落在誰的後邊。”

二十年過去了。他的聲音還是那樣響亮，那樣充滿生命和信心。我閉上眼，他那愉快的笑臉就在我的面前。“怎麼樣？”好像他又在發問。“寫吧。”我不加思索地回答。這就是說，他的聲音、他的笑容、他的語言今天還在給我以鼓勵。

靳以逝世的時候剛剛年過五十，有人說：“他死得太早了。”我想，要是他再活三十年那有多好。我們常常感到惋惜。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和其他幾位老作家在“牛棚”裡也常常談起他，我們卻是這樣說：“靳以幸虧早死，否則他一定受不了。”我每次挨鬥受辱之後回到“牛棚”裡，必然想到靳以。“他即使在五九年不病死，現在也會給折磨死的，”我有時這樣想。然而他還是“在劫難逃”，他的墳給挖掉了。幸而骨灰給儲存了下來，存放在龍華革命公墓裡。可是我哥哥李林的墓給剷平以後，什麼都沒有了<sup>[2]。

一九五九年靳以逝世後，中國作家協會派人到上海慰問他的家屬，問起有什麼要求，家屬希望早日看到死者的選集或者文集。協會同意了，出版社也答應了，不過把編輯的事務委託給作家協會上海分會辦理。最初聽說要編四冊，後來決定編成上下兩集。《靳以文集》上集已經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印數少，沒有人注意，而且“大寫十三年”的風越刮越猛，即使還沒有點名批判，出這樣的書已經構成了右傾的罪名，再沒有人敢於提起下集的事。於是石沉大海，過了十幾年還不見下集的影子。死者的家屬問原來的編輯人，說是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交出了原稿。出版社呢，還沒有人到出版社去交涉，但回答是料想得到的：“現在紙張缺乏”，或者“不在計劃以內”。不過我想，倘使靳以忽然走運，只要風往這邊一吹，下集馬上就會出來。否則……誰知道靳以是什麼人？已經十幾年沒有印過他的一本書了。

要是靳以死而有知，他會有什麼感想呢？

8月11日

*《隨想錄》第一集香港三聯版和人民文學版書影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一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

[2]墓是我給他修建的。墓上有一本大理石的書，書上刻著這樣三行字：“我的心在這裡找到了真正的家。”這是從他翻譯的小說《懸崖》（俄國岡查羅夫著）中摘錄下來的，字還是請錢君匋同志寫的。運動一來，連書、連碑、連死者的遺骨都不知弄到哪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