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紀念雪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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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香港報上刊出了雪峰舊作詩八首在北京《詩刊》上重新發表的訊息，從這裡我看出香港讀者對雪峰的懷念。我想起了一些關於雪峰的事情。

我去巴黎的前幾天，住在北京的和平賓館裡，有一天傍晚雪峰的女兒來看我，談起五月初為雪峰開追悼會的事，我說我沒法趕回來參加，我想寫一篇文章談談這位亡友。雪峰的女兒我過去似乎沒有見過，她講話不多，是個沉靜、質樸的人。雪峰去世後不久，他的愛人也病故了，就剩下這姊弟三人，他們的情況我完全不瞭解，但是我有這樣一個印象：他們堅強地生活著。

雪峰的追悼會一九七六年在八寶山開過一次。據說姚文元有過“批示”不得在會上致悼詞。姚文元當時是“長官”嘛，他講了話，就得照辦。那算是什麼追悼會！冤案未昭雪，錯案未改正，問題似乎解決了，卻又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出頭。只有這一次要開的追悼會才是死者在九泉等待的那一種追悼會：伸張正義，推倒一切誣陷、不實之詞。我在這裡說“要開”，因為追悼會並沒有在五月裡舉行，據說也許會推遲到召開第四次全國文代大會的日子，因為那個時候，雪峰的朋友們都可能來京參加，人多總比人少好。

我認識雪峰較晚，一九三六年年底我才第一次看見他。在這之前一九二二年《湖畔》詩集出版時我是它的愛讀者。一九二八年年底我第一次從法國回來住在上海，又知道他參加了共產黨，翻譯過文藝理論的書，同魯迅先生較熟。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忽然聽見河清（黃源）說雪峰從陝北到了上海。這年魯迅先生逝世，我參加了先生的治喪辦事處的工作，對治喪委員會某些辦法不大滿意，偶爾向河清發一兩句牢騷，河清說這是雪峰同意的，他代表黨的意見。我並未讀過雪峰翻譯的書，但是我知道魯迅先生尊重黨，也聽說先生對雪峰有好感，因此就不講什麼了。治喪處工作結束以後，有一天魯彥來通知要我到他家裡吃晚飯，說還約了雪峰。他告訴我魯迅先生答徐懋庸文最初是由雪峰起草的。我並不懷疑這個說法。先生的文章發表在孟十還主編的《作家》月刊上，在排印的時候，我聽見孟十還談起，就趕到科學印刷所去，讀了正在排版中的文章，是許廣平同志的手抄稿，上面還有魯迅先生親筆修改的手跡，關於我的那句話就是先生增補上去的。

我在魯彥家吃飯的時候見到了雪峰。我們談得融洽。奇怪的是他並未擺出理論家的架子，我也只把他看作一個普通朋友，並未肅然起敬。他也曾提起答徐文，說是他自動地起草的，為了照顧先生的身體，可是先生改得不少。關於那篇文章他也只談了幾句。其他的，我想不起來、記不下來了。我們海闊天空，無所不談，每次見面，都是這樣，總的說來離不了四個字：“互相信任”。我還記得一九四四年到四五年我住在重慶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雪峰住在斜對面的作家書屋，他常常到我這裡來。有一夜章靳以和馬宗融要搭船回北碚復旦大學，天明前上船，準備在我這裡烤火、喝茶、擺龍門陣，談一個晚上。我們已經有過這樣的經驗了，雪峰走過出版社，進來看我，聽說我們又要坐談通宵，他就留下來，同我們閒談到天將發白、靳以和宗融動身上船的時候。現在要是“勒令”我“交代”這一晚我們究竟談些什麼，我一句也講不出，可是當時我們的確談得十分起勁。

見第一面我就認為雪峰是個鯁直、真誠、善良的人，我始終尊敬他，但有時我也會因為他缺乏冷靜、容易衝動感到惋惜。我們兩個對人生、對藝術的見解並不一定相同，可是他認為我是在認真地搞創作；我呢，我認為他是個平易近人的好黨員。一九三七年我是這樣看法，一九四四年我是這樣看法，一九四九年我也是這樣看法，一九五七年我也是這樣看法。有一次在一個小會上，我看見他動了感情，有人反映今天的青年看不懂魯迅先生的文章，可能認為已經過時，雪峰因此十分激動，我有點替他擔心。解放後他有一次從北京回來，說某同志託他找我去擔任一家即將成立的出版社的社長，我說我不會辦事，請他代我辭謝。他看我意思堅決，就告訴我倘使我不肯去，他就得出來挑那副擔子。我勸他也不要答應，我說事情難辦，我想的是他太書生氣、鯁直而易動感情。但他只是笑笑，就回京開始了工作。他是黨員，他不能放棄自己的職責。他一直辛勤地幹著，事業不斷地在發展，儘管他有時也受到批評，有時也很激動，但他始終認真負責地幹下去。他還是和平時一樣，沒有黨員的架子，可是我注意到他十分珍惜“共產黨員”這個稱號。誰也沒有想到一九五七年他會給奪去這個稱號，而且一直到死也沒有能看到他回到黨裡的心願成為現實。

錯誤終於改正，沉冤終於昭雪，可是二十二年已經過去，雪峰早已一無所知了。但我們還活著。我真願意忘記過去。可是我偏偏忘不了一九五七年的事情。反右運動已經開始，全國人代會剛剛結束，我回上海之前一個下午跟雪峰通了電話，到他家裡去看他。當時的氣氛對他是不利的，可是我一點也感覺不出來，我毫無拘束地同他交談，還對反右運動提出一些疑問，他心平氣和地向我解釋了一番。他殷勤地留我一起出去吃飯。我們是在新僑飯店樓下的大同酒家吃飯的。雪峰雖然作主人，卻拿著選單毫無辦法，這說明他平日很少進館子。他那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在重慶時就傳開了。吃過飯他還依依不捨地拉著我同他夫婦在附近閒走了一會。現在回想起來，他當時可能已經成為批判的物件，自己已預感到大禍即將臨頭了。

我回到上海，過一兩個月再去北京出席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的最後一次大會。我還記得大會是在首都劇場舉行的。那天我進了會場，池子裡已經坐了不少的人，雪峰埋下頭坐在前排的邊上。我想不通他怎麼會是右派。但是我也上了臺，和靳以作了聯合發言。這天的大會是批判丁玲、馮雪峰、艾青……給他們戴上右派帽子的大會。我們也重複著別人的話，批判了丁玲的“一本書主義”、雪峰的“凌駕在黨之上”、艾青的“上下串連”等等、等等。我並不像某些人那樣“一貫正確”，我只是跟在別人後面丟石塊。我相信別人，同時也想保全自己。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前講過：“今天誰被揭露，誰受到批判，就沒有人敢站出來，仗義執言，替他辯護。”倘使有人揭發，單憑這句話我就可能給打成右派。這二十二年來我每想起雪峰的事，就想到自己的話，它好像針一樣常常刺痛我的心，我是在責備我自己。我走慣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聽見大喝一聲，回頭一看，那麼多的冤魂在後面“徘徊”。我怎麼向自己交代呢？

這以後我還見過雪峰多次，不過再也沒有同他長談的機會了。他的外貌改變不大，可是換了工作單位，也換了住處。他給戴上帽子，又給摘了帽子；他勞動過，又在寫作。然後浩劫一來，大家都變成了牛鬼。在什麼戰鬥小報上似乎他又給戴上了“叛徒”的帽子；我呢，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造反派”早已印發專書封我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死敵”，而且我在“四人幫”的掌握中一直與世隔絕。一九七二年我愛人病危，我才從“五·七幹校”遷回上海。第二年七月忽然下來了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和常委馮國柱、金祖敏六個人的決定，我的問題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戴反革命帽子，發給生活費”。這是由我們那個組織的“支部書記”當眾宣佈的，沒有任何根據，也拿不出任何的檔案，六個人的決定就等於封建皇帝的詔令。他們妄想用這個決定讓我一輩子見不了天日。朋友中誰敢來看望我這個“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呢？我也不願意給別人、也給自己招來麻煩。我更害怕他們再搞什麼陰謀、下什麼毒手。我決定採取自己忘記也讓別人忘記的辦法。我聽說雪峰在“幹校”種菜，又聽說他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我不聲不響。我聽說雪峰患肺癌進醫院動手術，情況良好，我請人向他致意；我又聽說他除夕再進醫院，我為他擔心；最後聽說他在醫院裡病故，一個朋友來信講起當時的淒涼情景，我沒有發過唁電；後來聽說在北京舉行無悼詞的追悼會，我也不曾送過花圈。我以為我已經走上了“自行消亡”的道路，卻沒有想到今天還能在這裡饒舌。

我還想在這裡講一件事，是關於《魯迅先生紀念集》的事情。這本書可能在一九三七年年初就開始編輯發排了，詳情我並不知道。八·一三全面抗戰爆發，上海成為戰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業務完全停頓，幾個工作人員也陸續散去。有人找出了《魯迅先生紀念集》的校樣，八百多頁，已經全部看過清樣了。這本書可能是吳朗西經手的，但他留在四川，一時回不來。河清（黃源）是《紀念集》的一個編輯，不過他也不清楚當初的打算和辦法。看見沒有人管這件事，我就想抓一下，可是我手邊沒有一個錢，文化生活出版社也沒有錢，怎麼辦？就在這個時候我遇見了雪峰，我同他談起這件事，我說現在離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日近了，最好在這之前把書趕印出來。他鼓勵我這樣做，還說他可以幫忙，問我需要多少錢。我就到承印這本書的科學印刷所去交涉，老實講出我們的困難。最後印刷所同意先收印刷費兩百元，餘款以後陸續付清。我把交涉的結果告訴了雪峰。有天早晨他到我家裡來交給我兩百元，說這是許景宋先生借出來的。於是我就拉著河清一起動起來，河清補寫了《後記》，但等不及看見書印成他就因父親患重病給叫回海鹽老家去了。十月十九日下午，上海各界在浦東同鄉會大樓開會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我從印刷所拿到十本剛剛裝訂好的《魯迅先生紀念集》放在許廣平同志的座位前面，雪峰也拿到了一冊。

關於雪峰，還有許多話可說，不過他似乎不喜歡別人多談他，也不喜歡吹噓自己。關於上饒集中營，他留下一個電影劇本；關於魯迅先生，他寫了一本《回憶魯迅》。前些時候刊物上發表了雪峰的遺作，我找來一看，原來是他作為“交代”寫下的什麼東西。我讀了十分難過，再沒有比這更不尊重作者的了。作家陳登科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主張作者應當享有版權，我同意他這個意見，主要的是發表文章必須得到作者的同意。不能說文章一脫稿，作者就無權過問。雪峰長期遭受迫害，沒有能留下他應當留下的東西，因此連一九七二年別人找他談話的記錄也給發表了。總之，一直到現在，雪峰並未受到對他應有的尊重。

8月8日

[1]本篇最初連續發表於一九七九年九月四，五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