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自己是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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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週內，連續走進三所高中演講，講白先勇和余光中。出發前我都會有點遲疑，講完回來的路上，我都會有點失神後悔，不是那麼確定自己究竟在幹嘛。

我到現在清楚記得自己念高中時，最受不了被強迫去聽演講。從小參加週會留下的深刻印象，覺得臺上演講的大人，只會講兩種內容：一種是我們已經聽過幾千遍，通通一樣的東西；另一種是他們自己都不見得相信，更做不到的教條。前一種，讓我厭煩；後一種，讓我感到虛偽。

高中三年，我只記得聽過一場有意義、學到東西的演講。那是朱西寧先生講“文學與社會”。演講那天，出了大太陽，放學後四點鐘的莊敬樓禮堂極度悶熱，我可以感覺到汗珠一直不斷沿著背脊流淌下來。朱老師的聲音溫雅，沒有什麼激動起伏，娓娓道來，於是很快地，我可以看到周遭其他同學的頭開始一上一下，再一會兒，陸續有人悄悄背起書包，打後門溜走了。可是這些都沒有影響我，我始終保持興奮狀態，將朱老師一句句的話銘刻在心上。

那場演講是“建青社”辦的，“建青社”沒有權力逼同學去聽演講，我是絕對心甘情願去的。那陣子，我飢渴地讀了一本又一本朱老師寫的小說，而且跟隨學長到過朱老師家一次，我信任朱老師不可能講平常其他講者那種言不由衷的話。

很長一段時間，有學校邀請去演講，我一定先問：“學生是自願來聽講嗎？”如果不是，我就拒絕去。我無法對著一屋子幾百個心不甘情不願的學生侃侃而談，我一定會想起自己少年時候的感受，我會覺得背叛了少年時候的自己。

大概兩年前吧，一位高中老師改變了我的決定。我在電話中很客氣地拒絕她的邀請，表明我無法在全校週會演講，還誠實地說明了理由。那位老師有點激動地說：“可是我們的週會還是得開啊！”我差點笑出來，因為你們總是要開週會，所以我就應該去演講？“當然不是！”老師解釋說，“我們的學生，平常沒有什麼機會接觸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所以我特別想借週會時間，找不一樣的人來講話。你不來，我就又得去找那些願意來講的人，他們就又會講同樣的、類似的話……”

“可是我說的，他們聽得進去？”

“當然不會都聽進去，然而總會有幾十個聽進去了……”

我被說服了。我願意為那幾百人中間的幾十個人、甚至幾個人走一趟。只要有一個人聽進去，我的時間精神就不算浪費。我把自己想象成窗戶，努力準備應該帶什麼樣不同的人生光景讓他們看到。或許，真的有那麼幾個孩子，在短短的一兩個小時中，剛好願意開啟眼睛，看到他們沒看過的繁花雜樹。

跟一屋子高中生講話沒那麼容易，我常常講到精疲力竭，聲音沙啞，癱倒在回程的火車座位上。我想出一個句子來安慰自己：“窗戶從來不喊累、不抱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