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個No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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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的階級意識是英國人奉獻給人類社會的文化特產。英國人的階級劃分，與職業、身份關係不大，甚至也與錢無關，判斷一個英國人社會階層的方式微妙而怪異：你說話的口音、所用的詞彙；你如何裝飾、排列花園裡的植物；星期天到了，你是自己洗車，還是開到洗車鋪裡；你吃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吃喝的地點、時間、方式以及和誰一起吃；喝茶加糖，哪怕只加一匙，都暴露了你所屬階層不高階；至於穿衣服，任何時尚的打扮都是低俗的標誌，外表最好過時落伍，以表示你對如何著裝根本不屑……

評判一個人所屬的階級，也是英國人喜歡乾的事。1963年，社會學家洛克伍德發起一種“超階級理論”，他認為，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財富的增加，有一部分人能透過自身的奮鬥或其他綜合因素，從社會較低階級脫離，身份蛻變，在生活方式、思想方法、言談舉止等方面，步入社會的高階階級。

觀點引起英國導演邁克·艾伯特的興趣，他決定檢驗“超階級理論”。1964年，他親自選擇來自社會不同階層的十四個七歲的英國小孩，從當年開始，每隔七年，給這幫孩子拍一部紀錄片。七歲，十四歲，二十一歲，二十八歲，三十五歲，四十二歲，四十九歲……最新一集完成於2012年，這幫孩子已經五十六歲。邁克·艾伯特想知道，這些起跑於不同階級的孩子，長大後，是沿襲原有的階級軌道，重複父輩的生活，還是有機會改變自己的階級屬性，產生突變，躋身於更高階的階級。

約翰是上流社會的孩子，七歲時他已經開始閱讀《觀察家報》，端坐在沙發上暢談自己的未來；安德魯讀的是《金融時報》，會用拉丁文唱歌，理想是讀劍橋三一學院，畢業後做律師；而對平民出身的託尼來說，能做個“賽馬騎手”就已經美夢成真了；十四人中唯一的非白人孩子，西蒙是印度移民的後代，沒有能力規劃自己的未來，你問他“怎麼看待有錢人”，他回答“沒想過”，也許他的生活中從沒有出現過有錢人……邁克·艾伯特將鏡頭對準這些孩子：有的父輩是精英，就讀高階寄讀學校，有的則來自老工業重鎮利物浦。三個女孩出身東倫敦的貧民區；還有的來自“兒童之家”，在沒有父母的情況下長大；另一個來自農村山區……孩子們面對鏡頭，即使什麼都不說，也彰顯著“階級”在他們身上烙刻的印記。

十四歲，二十一歲，二十八歲，三十五歲……沒有什麼比用半天時間，坐在家裡的沙發上，看別人的人生一閃而過更讓人開心了。七歲就看《金融時報》的安德魯，讀完私立貴族學校後果真考取了劍橋，如願做了律師，在倫敦市郊有了自己的別墅，成了皇家法律顧問。可內爾的運氣就沒那麼好，十四歲立志掌握政治權力創造財富，後來牛津沒考上，讀個普通大學還輟學，在蘇格蘭西部的荒野上游蕩。二十八歲時，對於人生和理想，他說“不是我想做什麼，而是能做什麼”。等到四十二歲時參與地方政治，日常生活平淡忙碌，最後對著鏡頭說：“我沒有什麼可抱怨的，我正在慢慢習慣這一切。”那個七歲時搖晃著腦袋說要做騎手的男孩，十四歲時還真去馬會做學徒了，可一年後就放棄了，“天分不夠”，對自己有點兒失望，不過還是得生活，又去開計程車，然後結婚生子，少時的夢想漸行漸遠。從小要探求月亮奧秘的小孩盧斯，後來成了一名工程師，可研究專案失敗，回到大學做了教授，像大多數教師一樣，為取悅學生有時候難免表現出不自然的風趣和謙卑。

童年時快樂無忌；十四歲青春期，面對鏡頭時有羞澀不自然；二十一歲開始抽菸酗酒，或嬉皮裝扮，蔑視社會，同時愛情甦醒；二十八歲時有人結婚生子進入家庭，少年時的叛逆已然遠去；三十五歲進入事業分水嶺，成就有高有低，目光不再銳利，身體開始發福，邁向中年；四十二歲時大多數人承認維持一段婚姻並不容易，年輕時無論多麼神奇的愛情這時也出現了裂痕，有人離異，事業無力，生活混亂，人生進入內外交困的黑暗期，有人面對鏡頭說：婚姻是件最愚蠢的事；四十九歲繼續尋找出路，有人再婚，影片中出現新的伴侶和孩子，為孩子的未來操碎了心；五十六歲，當年在遊樂場無憂無慮一起瘋玩的孩子們，已經各自走過了人生的大半程，隱隱帶著每個人生命中的缺憾，不再掙扎，百困不侵，含飴弄孫，安心老去……

如果有觀眾從1964年開始追蹤這部紀錄片，等待那些可愛的孩子們長大後演繹出精彩人生，多半要失望，因為等了四十多年，他們終於等到十四個天使慢慢變成了十四個Nobody。看他們小，看他們老，看他們努力奮鬥，看他們徒勞掙扎。

拍完《五十六歲》，導演邁克·艾伯特已經七十三歲。他發現自己本來試圖呈現英國社會階級狀況的政治動機，卻演變成一個命運的沉思者，一個“存在主義者”。這部片子讓我們看到政治，看到文化，看到因果，看到別人的命運，也看到自己。

看完這部片子得出兩條結論。一是優良的社會資源早已按既定格局被瓜分殆盡：高階層的孩子基本沒有偏離“精英傳送帶”，安享父輩的生活；低階層的孩子也少有成功上位，只得一路沿襲輟學、早婚、多子、失業的底層命運，陷落於“階級的混凝土”。第二個結論是，即便如此，人生的微渺感，也沒有因其出身階層的不同有本質變化。精英階層看似生活更舒適，但社會對他們的要求更多，他們自身的慾望也更強，他們實現自己慾望的阻力、成本和代價也更大，一旦失敗，命運更加慘烈。他們和夢想的距離，與底層階級與夢想的距離其實是一樣的——如果不是更大的話。這個距離堅如磐石，宿命般強加給任何一個階層，無論高低。這點中外同軌。

邁克·艾伯特把這部影片的拍攝週期定為七年，靈感來自耶穌會的格言：“把孩子交給我，只要七年，我就能還給你一個男人。”希伯來語中，基數詞“七”的詞根有“完美”的含義，如此一來，回到影片本身，聽上去是不是有點兒祈願抑或是暗諷的意味？

用一個下午看完《七年》，我們眼睜睜地看著快樂和清夢是如何遠離那一張張臉，那些一開始稚氣，繼而不屑，然後迷茫，再後來麻木，最後是無所謂的臉。與人生相比，國家、民族、階級、時代都不重要，人生的本質，是人性和時間。這不只是萬里之外十四個英國孩子的故事，也是包括你我在內身邊大多數人的故事。哪裡能有什麼不一樣？天地萬物之逆旅，光陰百代之過客，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剩下的只是蒼茫時間裡有去無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