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尋找放浪形骸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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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音從牙尖開始，慢慢回吞，在口腔裡遊走，迴旋，升至鼻腔，龔琳娜仰起頭，微微變動口型，控制著這個聲音，收胸，提氣，轉移共鳴。一個音，就這樣衍生出十個以上的不同音色。這不是表演氣息。龔琳娜唱杜甫的《登高》，不盡長江滾滾來，一個“來”字，被唱得史詩般蕩氣迴腸。

聽龔琳娜演唱，感覺她用來敘事的不是歌詞是聲音。就像那首神曲《忐忑》，啊、咿、歹、地，都是些中國京劇唱腔中的虛詞，提取出來，極端化地演繹。字的意義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音色。同一首曲，甚至同一個音裡，多種音色在極其快速的節奏中變化，老旦、老生、黑頭、花旦，誇張變形，有怒，有喜悅，有怨，有悲憫，傳遞著一種糾結複雜的情緒，聲音成為一件樂器。

那些毫無意義的擬聲字作為單音節語言，鏗鏘嘎嘣脆，聽上去有濃厚的漢語特徵和美感。我們的祖先就是這麼唱的，只是文字的發展使老祖宗的語言變成了襯字（比如呼兒咳喲嘿），但隱含在那些字裡的情緒和節奏還在，不需要理解就被一石擊中，直接觸發，所以聽《忐忑》，還不知道什麼意思，我們就被不明不白地被調動起來了。

前幾天去聽龔琳娜的演唱會，才發現《忐忑》只是她的一聲吆喝，圍觀下去，兜裡翻出來的全是神曲。從《相思染》《山鬼》，到《愛諾依》《你在哪裡》，呼號、掙扎、魔性、鬼魅，掏心掏肺的歡樂，“都是些色彩飽和度很高的夢魘”。聽這樣的歌，想到遠古，那時有一種叫“女巫”的人。她在眾目睽睽之下把族人帶到天上，輕微的幻覺，煙霧繚繞的儀式，大量的酒，大麻種子被投進火裡，那些纏綿詭異的囈語不就是人類心之初始的禱詞嗎？

龔琳娜來自貴州，是從苗族飛歌和侗族大歌中唱出來的異嗓。聽她演唱，完全不是我們以往那些字正腔圓眉目傳情的娛樂體驗，你完全忘記了美。深重的抬頭紋，神經質般緊張堅定的眼神，誇張失態的姿體動作，這些在別人身上災難性的觀賞體驗，發生在龔琳娜身上，卻成為她的藝術精髓和人性證明。你原諒、接受、欣賞她的粗樸和忘形，只因為一點，你確信她是真的，並甘願被她挾持，一道奔赴自在和自由。

在我們的記憶裡，民樂多是絲竹纏綿的抒情小調，幾把二胡揚琴琵琶，不足以表達壯麗闊大的情感。龔琳娜以極端的方式，讓我們聽到了民族音樂裡最重要的表達：人聲。幾年前聽過一次劉索拉的音樂會，開場《生死慶典》就把我震呆了，琵琶、簫笙、鼓、揚琴、古箏，簡單幾個樂器，更多地加入了劉索拉無詞的哼唱、叫喊，以及中國戲曲、民歌甚至“跳大神”的手法。舞臺上的樂器發出種種陌生甚至癲狂的聲音，有點兒神經質，狂喜的臨界點上，是硬朗的鼓點，和以男子雄壯的叫聲。整個劇場上空，自始至終縈繞著她尖厲、迸雲裂帛般的聲音……整首曲子激越，翻騰，追趕，讓人喘不過氣，聲場恢宏，一點不亞於交響樂，從沒想過中國民樂還能表現出那麼兇悍痴狂的情緒。

細想一下，中國音樂文化其實有非常張揚的一面，比如秦腔、梆子，猶如中國書畫中的重彩和潑墨、草書。一般唱歌講究運氣丹田，但龔琳娜、劉索拉，感覺她們是從腳底往上唱，傾注全身的氣力，把身體和音樂相統一。她們的高音是真聲，是高位置的高音，很瘋，很野，不怕唱破，同時腦子又特別清楚，高音在高處反覆，不擔心它啞，不會上氣不接下氣，陰陽轉換卻氣場穩定，最後歌者釋然，身體開啟，把自己扔出去，達到一種打通氣脈的自由。那種聲音可能對身體確實不好，但人的靈魂需要那樣的聲音。

人聲對於一個歌者到底意味著什麼呢？人聲不只是歌唱，還包括從嗚咽到花腔，包括一切人的聲帶能發出的聲音。原來在樂器掩映下的長嗟短嘆，哼鳴喘息，跌跌撞撞，突然騎著單薄的聲線，坐著高音上了雲端，那種迸發在聲音裡的自由，實在讓我這樣聲帶乾澀樂音枯竭的人望塵莫及，心生恨意。

剛剛落成的中國國家博物館，第一個展覽迎來了德國《啟蒙的藝術》。戈特利布·希克的畫作《丹內克肖像》被選作本次展覽的主題背景畫，放置在整個展覽的開篇。啟蒙運動前，肖像油畫是貴族們的特權，普通人是無法入畫的。丹內克是位普通村婦，這幅肖像，“預示著啟蒙運動帶來了普通人自由價值的覺醒”。畫中年輕的女人丹內克姿態鬆弛，坐在戶外的凳子上，長風吹過，渾身洋溢著自信和自由的氣息。這個女人讓我想起了龔琳娜，她一路從西南貴州的大山裡走來，聲音裡沐浴著雲貴高原的雨露星風。她說：“我的嗓子是個通道，我的思想、我的情感都透過這個通道釋放出來。當我有能力隨心所欲表達的時候，我感覺到我自己，那是種完全的自由。”

每個人都有自己接近自由的方式，有人用大腦，有人用筆，有人用身體……龔琳娜用的是聲音。很多時候，自由的獲取並不一定意味著對強權的抗爭和血腥，它很可能跟權勢無關，跟知識和認識無關，它只關涉一個人的心性，像一個盲人沉浸於自己的世界，是一種佛性。它可以，也應該是日常和歡樂的。“一個人尋找放浪形骸的自由”，是龔琳娜《山中問答》裡的一句歌詞，那是她所有吟唱的主題，也是我們每個人尋求的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