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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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春天，南京郊外的曉莊來了一群外鄉人。他們在荒野上開墾，搭建茅草屋，修廁所，蓋禮堂，造圖書館，建宿舍。

領頭人是陶行知，中國平民教育先驅。陶先生1922年從美國學成歸來，受蔡元培邀請任教北大。目睹國家民間教育的慘痛景象，寢食難安，認為“平民教育比精英教育更為迫切”，遂辭去教授待遇，告別大城市三代同堂的天倫之樂，脫下西裝，穿上布衣草鞋，來到南京郊外生活貧瘠、鴉片賭博橫行的鄉村曉莊，籌建新式民間學堂。

在這一年《自由談》新年特刊上，陶行知這樣問：“我們充飢的油鹽菜米麵是從哪裡來的？我們禦寒的棉花絲綢是從哪裡來的？我們安居的房屋所用的木石磚瓦是從哪裡來的？我們今天不應該下鄉拜年、下鄉送禮、下鄉報恩嗎？”

曉莊師範不要少爺和小姐，不要文憑迷，不要書呆子。陶行知帶領學生們自己建校舍，開荒墾地，施肥，把勞動創造的生活當每天的課程。陶行知提出曉莊學校培養學生的五個目標：科學的頭腦，健壯的雙手，農夫的身體，藝術的情趣，改造社會的精神。學校經費緊張，經常兩頓稀飯一頓乾飯，卻有鋼琴、小提琴、《大英百科全書》的課程。

教學理念上，曉莊師範獨樹一幟——“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在陶行知眼裡，教學和改造社會是一回事，都是為了造就人，不是造就人上人，而是造就人中人，讓人有人味。學生成為農民，自然放下身段，和周邊的鄉村連成一體，下意識地參與鄉村建設。曉莊師範開辦後不久，又在周圍開辦了更多的平民學校、鄉村醫院，江蘇省民政廳評那一年的曉莊為“民有、民治、民享之鄉村”。

“凡我腳步到的地方就是平民教育到的地方，一個一個去教，一步一步去做”，他自己編撰的《平民千字課》見人就送，累計發行五十萬本。陶行知的目標是培養一百萬個鄉村教師，改變一百萬個鄉村，從而使整個中國富強起來。

1927年到1937年被稱為民國的黃金十年，開放和民主，激起了社會知識分子投身社會改造的熱情。還是在這期間，1929年，剛剛獲得耶魯博士學位的晏陽初，畢業第二天，就應募以北美基督教青年會戰地服務幹事的身份，遠涉重洋，來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的法國戰場。那裡有二十多萬華工，挖戰壕、救傷員，被稱作“苦力”。

親近接觸，晏陽初第一次意識到這些“苦力”並非天生愚笨，目不識丁，而是因為從未有過受教育識字之機會。晏陽初決心教華工識字。他用白話文形式編寫《華工週報》，每天授課。其間，他曾收到一封華工來信，信中稱他為“晏先生大人”：“你自辦報以來，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你的報太便宜，恐怕以後不久會關門，我願把戰爭中存下的三百六十五個法郎捐給你辦報。”

這封信幾乎改變了晏陽初的一生。“我重新認識‘苦力’，我不但發現了苦力的苦，還發現了苦力的力——擺脫自身命運的努力。苦力教育了我！”晏陽初立志不做官，不發財，不為文人學士效力，把終生獻給勞苦大眾，做好名副其實的“平民先生大人”。

兩年後回國，晏陽初放棄唾手可得的名利和大城市生活，來到離北京四百公里的河北定縣，展開實驗性平民教育。隨晏陽初前往的，是一批留洋回來的博士，陣容非常豪華：瞿菊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陳築山（國立北京法政專科學校校長）、熊佛西（哈佛大學戲劇學博士）、馮銳（康奈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傅保琛（康奈爾大學鄉村教育博士）、陸燮均（威斯康星大學博士）、陳志潛（哈佛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碩士）……即便在今日，這份名單也實屬壯觀。

透過“定縣實驗”，晏陽初更加確信，中國農民自古以來患有四大病症，愚、貧、弱、私，平民教育就是培養人們的知識力、健康力、生產力、組織力，來戰勝四大頑疾。他在定縣推行的鄉村教育，基本涵蓋四大類：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公民教育。留洋博士們把鄉村當作社會實驗室，開辦農民學校，教村民們識字遣詞，學科學，改良農業技術，創辦農民報，建立廣播電臺，開展農民戲劇，上演詩歌朗誦民謠演唱等——難以想象，八十年前的一個閉塞鄉村已經有如此豐富的文化生態。

1933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走訪定縣，他在記錄中寫道：“定縣人民，從外表上看，並沒有什麼和中國其他各地村民不同，但形成他們許多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們的心靈以及其整個生活的前途……黃土之中，一個年輕的農民用鋤頭寫出：在中國掃除文盲；而旁邊一位姑娘則寫道：為國家塑造新公民。”

1929年到1931年，先後有近百位當時的社會精英人士舉家搬到定縣。晏陽初希望透過這樣的平民教育實踐，造就“一代新民”。

想起這兩位中國平民教育的先驅，是在看完《智族GQ》本期報道《波士頓人》後。哈佛、麻省理工、布蘭迪斯、百布森……世界上沒有哪個地方像波士頓那樣，聚集了如此密集的頂級大學和商學院，也聚集了密度最大的中國留學生。地域的特殊，造就了人才氣質的特殊，這些面目全新的一代中國精英留學生，被稱為“波士頓人”。

報道記錄了“陽光書屋”專案的成員。楊臨風從哈佛商學院畢業，創業計劃是回中國農村做貨郎，把零售商品帶到貿易不便的雲貴鄉下，他同時創立一個幫助農民工從城市僱主手裡爭取權益的組織；秦玥飛在耶魯讀書的時候，就利用假期回國在湖南、甘肅的農村調查，研發出一款專為中國農村學生設計的平板電腦；還有劉禹奇，從肯尼迪學院畢業後，到湖南衡山賀家村做起了村官；楊歌在參與農村資訊工程之前的履歷是伊頓公學、沃頓商學院和BCG諮詢公司……現在他們共同服務的專案是“陽光書屋”，致力於農村教育資訊化。文章描繪了這群名校學生耳朵上插著香菸，披著軍大衣，皮帶上夾著手機，穿著防泥雨鞋到試點學校探訪的場景。

繼承陶行知、晏陽初先生的衣缽，這是新一代教育精英對中國鄉村教育實踐的延續。陶先生當年說：“我是個中國平民，去國外一趟好像成了貴族，回來我還是要做中國平民。”陶先生的意思，我的理解是，接受最精英的教育，仍要知行合一，樂於從事最鄉土的實踐。中國平民不只是個身份，還關涉價值觀和信念：不管你有多強，守住弱；不管你多富有，守住質樸；不管你有多得意，守住謙卑。

當年，陶行知的曉莊師範有個教學方式叫“小先生制”，就是任何人，你知道一個道理，應該馬上去告訴別人。“中國平民”就是我今天知道的道理，和你們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