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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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他已經十多年後。黑了，瘦了，不再光滑的臉，十多年歲月的煙塵，但牙齒很白，眼裡還有光。那年大學畢業，他一人背起行囊回到老家湖北英山，在縣裡最好的中學當起了老師。後來幾次同學聚會，也沒有見到他。

8月，他到北京，帶來一群孩子。那是今年從全縣考上英山一中高中部的二十名學生。學校這麼做，一是獎勵他們已經取得的成績，二是看看北大清華，用更清晰的目標激發他們考大學的鬥志。

潔白的短袖襯衣，學生藍長褲或短裙，這是一箇中國普通縣城的二十名優等生。這些孩子才十五六歲，沒有城裡孩子的放鬆和時髦，可面容純淨，目光清亮，一點兒也不土。

同學囑咐我帶幾本雜誌，“給他們開開眼界”。我帶了三本。一本2006年的4月刊，封面專題《少年中國》。那篇報道記錄了郎朗、韓寒、丁俊暉等一批二十歲出頭少年的成長。一本2006年9月刊，《100箇中國人的夢想》。我們採訪了100個各個行業各個階層的普通中國人，記錄了他們偉大或是卑微的夢想；第三本是2007年1月刊，《影響我們未來的100人·事·物》，希望那些有關未來的炫目圖景能給孩子們以想象。

可能少見這樣印製精良，又虛張聲勢的雜誌，孩子們顯然被吸引了，雜誌裡展現的世界對他們來說完全陌生。興奮，茫然，還有的一臉矜持，那是一個少年面對花花世界的自尊。我無法確切知道這幾本小書究竟給了他們什麼，但還是感受到一種有關眼界、文明生活的影響和流傳。我希望這幾本雜誌所展現的人生故事和生活品質，能夠在課本之外豐富他們對未來的嚮往，開啟夢想，激發他們對世界的好奇……在那個短暫一見的晚上，我想告訴他們的比幾本雜誌要多得多。

十多年前去過一次湘西鳳凰，在沈從文的故居，碰到一對父子。父親是湘西自治州作協的會員，兒子還在鳳凰鄉下一所中學讀初二。父親告訴我，他每年都會帶上這個兒子來沈老故居一趟，沾沾靈氣，為的是把兒子培養成一個大作家。兒子名字叫文玉，十六歲，高大壯實，喜歡讀名人傳記，胸懷抱負，但學習成績不好，一再留級。他帶我到故居四樓涼臺上，看著鳳凰古鎮起伏錯落的房屋，十分自豪地說，我們鳳凰大吧，我要到縣裡最好的高中來讀書。鳳凰是他十六歲生命中到過最遠的地方。

從故居出來，父子倆邀請，我們搭乘拖拉機，去他們鄉下的家。顛簸三個小時，突突突突地進了深山，天越黑，夜越深，感覺陷入了山的重圍。到他們家已經晚上9點。祖屋不算大，但有一百餘年了，還沒通上電，漆黑一片。地下挖個坑，點火架鍋，算是爐子。吃什麼已經記不得了，但那天晚上，圍著爐子，對著他們全家，我這個平時沒什麼話的人不停地說了四個小時，告訴他們湘西之外的湖南，湖南之外的中國，中國之外的世界……我有股強烈的願望，鼓動他們全家，支援這個十六歲的孩子考到州府去讀高中，然後考到長沙甚至北京去讀大學，這樣才能擺脫深陷大山的命運，像他仰望的那些傳記英雄一樣實現夢想。如果走不出去，終有一天，他會被這裡的大山圍困，壓死。鄉下人睡覺早，平時9點就上床，可那天過了12點，一家人還振奮不已。我興奮也疲憊，知道對這個偏遠貧窮的家庭來說，那條路何其漫長。

第二天我要走了。臨行前，文玉父親在他們家院子裡栽了一棵梨樹，說是象徵他兒子的夢想和我們的友情，“歡迎你每年都來，看看這棵樹。”兩個月後，收到文玉父親給我寄來的一本《鳳凰縣誌》，上面題了一首詩，願我和文玉“嚴實勤恆，摯友一生”。接下來的半年，我不斷給文玉寄一些考高中的學習資料，偶爾收到他勵志信。可那年夏天考完高中，再也沒收到他的訊息。

十多年過去，老屋前的那棵樹想必已是梨花燦爛。如果沒有考取好的高中，大學自然更是遙不可及，年過三十的文玉是不是已經眉目黯然，留在山村，重複起他祖輩的生活？年少時的夢想，是不是已經被那間龐大、昏暗、沒通電的老屋吞沒？

這是一個失敗的故事。文玉失去的不只是一所高中或者大學，而是改變自己心性和命運的機會。德國教育家第斯多惠說，“教育的意義不只是在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善於喚醒、激勵和鼓舞”，好的教育不是給你知識和技能，它是你生命中的詩歌。

兩個月前碰到一個美國人比得·海斯勒，《紐約客》駐北京記者。那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曾在密蘇里大學修創意寫作，獲英國牛津大學文學博士。十二年前，他隻身前往四川涪陵，在涪陵師範學院做了三年英文教師。在那個人口只有二十萬的古城，他是一個世紀裡第一個到達的美國人。

海斯勒對那個深鎖在長江上游的古城沒有偏見和惡意。他放棄大學裡所學的後現代、後殖民、新歷史主義的條條框框，用一種常識而人性的視點面對他看到的一切。他帶著學生在涪陵喝茶看書，站在江邊看“白鶴梁”自唐朝以來的水文石刻，沿著一千年前開鑿在江邊峭壁上的古老小徑徒步旅行。他教學生誦讀和理解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描述九百年牛津古城的英倫典雅，解析冷戰結束後的世界政治……這一切發生在十年前中國中部那個封閉的小城和學校，簡直是個奇蹟。現在他的學生遍及全國。在上海，南京，在北京，在香港，都會有當年的學生告訴他，那時候，他們確實從他身上，才感受到世界之大，還有完全不同的人類和生活。

這不是一個希望工程的故事。在我們每個人的少年、青年時期，都會遭遇或者錯過一次重要啟蒙，也許只有幾十年後，我們才能意識到它對我們人生產生的重要影響。

跟朋友聊過，我人生有個無法挽回的遺恨，就是在學生時代沒碰到過對我產生重大影響的老師。二十多年前，在那個近乎荒漠的年代，整個國家剛剛從一個噩夢中驚醒，沒有網際網路，沒有流動，沒有海量的資訊和資訊，更沒有自我意識和自由的意志，在一個人的青春期，最需要激情和養分的時候，我們像一隻只土撥鼠，在沒有方向的沙漠裡尋找水源，幾近渴死。後來有一天，在讓人窒息枯井般的生活裡突然看到一線天光——美國電影《死亡詩社》——讓我如夢初醒，原來青春是這樣的，好的教育是這樣的：那所矜貴又沉悶的貴族中學，基廷老師像燈塔一樣（久違的比喻，可沒有比這個更合適的了）刷亮了學生們被功利、世俗蒙垢的心靈，理想、生命、勇敢、堅持、美與惡、詩與愛、仁慈與反抗，電影幾乎隱含了我所能感受到的所有精神體驗，影響了我的人生格局，一個懵懂無知的少年多麼需要這樣強有力的提攜。開闊的胸襟，良好的趣味，純正的世界觀，這種精神的開啟對我們危機四伏的人生多麼重要啊。它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出現，都是機緣。它最終和時間一起，構成一個人的命運。

多年來，四處旅遊中我養成了一個習慣，即到哪兒都喜歡去當地的學校看看。在湖南鳳凰，我曾遊蕩在沈從文就讀過的文昌閣小學。這個學校依山而建，古樹參天，一排排平房教室掩映在風環霧饒的森林裡，沈從文當年因逃學而被罰站的那株銀杏已經是遮天蔽日。在德國海德堡，我見到了最漂亮的大學：山嵐、河流、古戰場遺址，還有那條黑格爾、韋伯、海德格爾散步的“哲學家小徑”。柬埔寨，金邊到吳哥灰土飛揚的公路上，唯一讓人眼明心亮的就是散落在沿途的學校，白襯衣、藍褲子、騎在腳踏車上飛奔的少年，給那些貧瘠破敗的熱帶鄉村帶來最生動的生命想象。還有西藏，崗仁波齊峰下，我們的車在清晨經過一所高原學校，簡陋的校舍和圍牆，牛糞，炊煙和狗，揹著書包、流著鼻涕、帶著高寒笑容向我們揮手的孩子們……

這些場景總會給我溫暖，讓我想起有關學校、青春、生長、命運和滋養這樣一些最簡單最基本的詞語。

那是我們每個人生命中最初始的詩意，是已經喪失，在隨後的日子裡被一再懷想的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