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與音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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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康德、叔本華、尼采，還是海德格爾或阿多諾，他們都習慣於將所謂的“真實世界”形容為幽深浩渺的海洋。在康德那裡，這個世界被稱為“物自體”，到了叔本華，它被表述為“意志”，尼采則是“狄俄尼索斯”，而海德格爾和阿多諾則分別將它稱為“存在”和“自然”。然而這個世界並非空洞無物。在幽暗和沉寂的最深處，永恆的歌者塞壬一直在發出令人魅惑的歌唱。

塞壬是恐怖與美麗的複合體。它顯示出希望和誘惑，也預示著傾覆和毀滅的危險。由於塞壬的存在，水手和航海者永遠處於兩難的悖論中。面對歌聲的誘惑，你當然可以選擇迴避，遠遠地繞開它以策安全，也可以無視風險的存在，勇敢地駛向它。據此，人的生活也被劃分為兩種基本型別：安全的生活和真正的生活。

早年的尼采一直試圖尋找第三個選擇。他最終找到的一個差強人意的象徵性人物，正是奧德賽。奧德賽所發明的辦法，是命人將自己綁在桅杆上。這樣，他既可以聆聽塞壬的歌聲，又不至於因誘惑的迷亂而葬身大海。而在《啟蒙辯證法》中，阿多諾再次討論了奧德賽這一形象。與尼采所不同的是，阿多諾認為奧德賽所選擇的不是什麼別的東西，正是為尼采所批判的蘇格拉底式的“理性”。也就是說，奧德賽是比蘇格拉底早得多的理性主義的源頭之一。

文明、宗教、理性乃至科學為人的生存提供了越來越多的保護，同時也是對塞壬歌聲的遠離和忽略。“祛魅”一詞生動地揭示出這種保護所遺漏的部分。尼采曾多次感慨說，假如我們聽任理性的指引，對塞壬的歌唱充耳不聞，那我們可憐的生活中就只剩下了兩樣東西：生意和娛樂。

從某種意義上說，與尼采同時代或稍後的小說家們似乎也遇到了同樣的悖論和虛無。和尼采一樣，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深深地浸透在所謂“後塞壬時代”的悲哀之中，只不過他選擇的道路與尼采完全相反。尼采選擇了非理性的“超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則選擇了非理性的謙卑。托爾斯泰所發現的自我拯救的道路是“激情”。他和海德格爾曾經不約而同地宣稱，沒有激情，生活其實毫無意義。《安娜·卡列尼娜》就是塞壬神話的另一個版本，作者在安娜身上寄託的激情正是對卡列寧式“安全生活”的悲劇性反抗。卡夫卡似乎把塞壬變身為不可企及的城堡。對於理性的反抗，可以是激情、癲狂，乃至於遊戲，卡夫卡則貢獻了一個新概念，那就是孩子氣般不管不顧的任性——這正是卡夫卡寓言的最大隱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