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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主席逝世。在日復一日的哀樂聲中,一個全新的娛樂和傳播工具——電視,突然切人了農民們的日常生活。“鄉村電影”這樣一個高度儀式化的集體娛樂形式也開始走到了它的盡頭。不過,這種更替並非在一夜之間完成。當時,農民們對於飄著“雪花”,有著巨大噪音,常受訊號故障困擾的電視機,暫時還沒有表現出什麼熱情和興趣。似乎一直要等到《加里森敢死隊》的問世,電視才有能力與電影真正分庭抗禮。

隨著國家體制的轉軌,意識形態的悄然變更,《洪湖赤衛隊》、《早春二月》等一批曾經被禁止上映的電影開始進入了公眾的視線。但是,讓舊的“毒草”重見天日,並未阻止新的毒草的瘋狂滋長。《春苗》、《歡騰的小涼河》、《決裂》等影片上映不久就被宣佈為問題電影而遭到禁止。那個時候的政治氣候陰晴不定,令缺乏政治敏銳性的農民一時難以適從。不久之後,日本電影《望鄉》的公開放映很快就成為我們當地爆炸性的新聞。赤裸裸的性愛鏡頭公然出現在銀幕上,農民們顯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電影主管部門徹底查禁這部影片之前,各個鄉村為了不讓他們子弟純潔的心靈受到玷汙,開始了自發的抵制。而在我們的鄰村北角,《望鄉》被安排在了一個破廟裡小範圍放映,所有的兒童和青少年都被拒絕入內。我記得我和幾個同伴圍著那個破廟逡巡了大半個晚上,始終不得其門而入。

在“世道要變”的種種不安的猜測和議論中,戲曲片《紅樓夢》重新獲准上映,成了“鄉村電影”充滿魅惑力的編年史中最後一個重大事件。

我們當地的許多村民都是天生的戲曲迷。大部分南方戲曲,無論是揚劇、錫劇、淮劇,還是越劇和崑曲,都能使他們心醉神迷。而北方劇種則沒有什麼市場,除了京劇,特別是樣板戲之外,他們大多不屑一顧。第一次放映《紅樓夢》是在黃莊。很多遠在十里、幾十裡之外的人都聞風而去。電影放到一半了,可許多觀眾還在途中一路打聽黃莊的準確位置。最後,站在銀幕反面的觀眾有許多人被擠入了池塘和糞坑。村與村之間發生的械鬥令電影一度中止。後來,黃莊的大隊書記透過話筒向觀眾喊話,他們決定第二天再放一場,這才平息了騷亂。不料第二天人更多。天還沒有黑,遠道而來的觀眾像螞蟻搬家似的分批透過我們的村莊,田埂上,河道邊,到處都是。其中不乏小腳老太和耄耋長者。黃莊人擔心出事,不得不臨時決定,將放映地點從大曬場改到稻田裡。

那時是秋末,晚稻剛剛割完,田野裡看上去一望無垠。我和母親就是坐在堆滿稻子的田埂上看完《紅樓夢》的。由於距離實在太遠,我們根本就看不清銀幕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同樣,我也不是很清楚,周圍的那些婦女為何什麼也看不清卻一刻不停地擦眼淚。

男人們普遍不太喜歡林黛玉。他們對扮演薛寶釵的演員呂瑞英情有獨鍾。一位三十多歲還沒有娶上媳婦的木匠一直對著銀幕上的薛寶釵長吁短嘆:賈寶玉不要你麼,你就不要纏著人家了嗄,蠻好把我做老婆,我要你的哇——弄得我身邊的那些女人又是哭,又是笑。

關於這部電影,我們村的一位生產隊長曾說過一段很有名的話。他說,《紅樓夢》這部影片當年的確應該被禁止。隨著這部電影的恢復公映,村裡的那些地富反壞右,那些不齒於人類的資產階級牛鬼蛇神紛紛出籠,蠢蠢欲動,簡直就他媽的像過節一樣。就連我們村的頭號反革命分子,當年號稱能夠雙手打槍的國民黨團副,竟然也成天哼唱著《寶玉哭靈》。資產階級高興之時,就是勞苦大眾倒黴之日……

這位生產隊長所不知道的是,幾乎在同一時間,上海越劇團的《紅樓夢》在資產階級更為集中的香港,竟能連演十八場。由此可見,《紅樓夢》所復活的不僅是一個塵封的時代,而是整個中國似斷若連的民族文化記憶。

如果要我從曾經看過的無數鄉村電影中挑選一部最令人難忘的影片,我也會毫不猶豫地選擇越劇《紅樓夢》,它堪稱真正的膾炙人口,百看不厭。直到現在,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從DVD架上將它翻出來,獨自一個人看上一遍,對我來說,這是唯一一部可以沒完沒了地看下去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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