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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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華師大校報編輯部曾組織過一個全校性的“小說接龍”遊戲。參加者除了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外，還有幾位已畢業的作家校友助陣。這次活動具體有哪些人參加，什麼題目，寫作的順序如何，究竟寫了些什麼，如今早就忘了。只記得參加者被邀至編輯部的會議室，大致定下題材和故事動機，由某位作家開頭，隨後十幾個人依次接續，由校報分期連載。我前面的一位作者似乎就是大名鼎鼎的南帆先生，因為總擔心將人家的構思寫壞掉，頗受了數日的失眠之苦。

華東師大中文系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凡是今後從事於文學理論研究的學生，必須至少嘗試一門藝術的實踐，繪畫、音樂、詩歌，小說均可以。本科生的畢業論文也可以用文學作品來代替。我不知道這個規定是何人所創（有人說是許傑教授，不知是否真確），它的本意是為了使未來的理論家在實踐的基礎上多一些藝術直覺和感悟力，可它對文學創作的鼓勵是不言而喻的。一直到今天，我都認為這是華東師大中文系最好的傳統之一。我因為沒有繪畫和音樂的基礎，只得學寫詩歌及小說。

另外，那時有太多的閒暇無從打發。所謂“不為無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至少我個人從未想到過有朝一日會成為“作家”，或去從事專業創作。《陷阱》、《沒有人看見草生長》等小說，完全是因為時任《關東文學》主編的宗仁發先生頻頻抵滬，酒酣耳熱之際，受他慫恿和催促而寫成的。而寫作《追憶烏攸先生》是在從浙江建德返回上海的火車上。因為旅途漫長而寂寞，我打算寫個故事給我的同伴解悶。可惜的是，車到上海也沒有寫完，當然也就沒給她看，此人後來就沒有了音訊。回到上海不久，就遇到王中忱、吳濱先生來滬為《中國》雜誌組稿，此稿由中忱帶回北京後竟很快發表，我也被邀請參加了中國作協在青島舉辦的筆會。

《迷舟》寫出來之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只是在幾個朋友間傳看而已，我並沒有將它投往任何一家刊物。後來吳洪森先生看到此文之後，便將他推薦給了《上海文學》。沒過多久，我就接到了《上海文學》周介人先生的一封親筆長信。周先生的來信充滿了對後輩的關切，但卻認為《迷舟》是通俗小說，而《上海文學》是不發表通俗類作品的。洪森得知《上海文學》退稿的訊息後大為震怒，甚至不惜與周先生公開絕交。為一篇不相干的稿件而與相知多年的朋友斷交，在今天看來似乎有點不可思議，可據我耳聞，類似的事情在那個闊綽的年代裡並不罕見。我是一個比較消極的人，若非洪森執意勸說我將《迷舟》轉給《收穫》的程永新，此稿很有可能現在還在抽屜裡。不過，現在想來，周先生當年認為《迷舟》是通俗小說，也不是沒有他的道理，因為這個故事原來就是幾個朋友在草地上閒聊的產物，甚至我在文中還隨手畫了一幅兩軍交戰的地形圖。（後來，《收穫》發表此文時竟然保留了這幅圖，令我最感意外，亦大為感動。）何況，他作為名聞全國的重要雜誌社的負責人，認真處理了稿件，並給一個初學者親自寫來長信予以鼓勵，對洪森而言，也不能說沒有盡到朋友的義務。最讓我難忘的是，《迷舟》在《收穫》發表並有了一些反響之後，周介人先生特地找我去他的辦公室談了一次話。他坦率地承認當初對《迷舟》處置不當，作為補償，他約我給《上海文學》再寫一篇小說（這就是稍後的《大年》）。當時談話的情景，在他故去多年之後，至今仍讓我感懷不已。

“遊戲性”一詞，在批評界討論八十年代的文學創作時曾屢遭詬病。坦率地說，那個年代的寫作確有些遊戲成分，校園寫作更是如此。當時很多作家都有將朋友的名字寫入小說的習慣。今天的批評界動輒以“元敘事”目之，殊不知，很多朋友這麼做，大多是因為給作品中的人物取名字太傷腦筋，也有人藉此與朋友開個玩笑。當然，別有用心的人也是存在的。有位作家對某位批評家的正當批評銜恨在心，竟然將他的名字冠之於某歹徒，而這位歹徒最終被我公安幹警連開十餘槍擊斃。有時，作家也會將同一個名字用於不同的小說，比如，有一段時期，馬原小說中的人物不是“陸高”就是“姚亮”，而北村小說則頻頻出現“王茂新”、“林展新”這樣的人名。記得我曾向北村當面問過這個問題，北村的回答讓我很吃驚：他每次從廈門坐海輪來上海，來的時候是“茂新”號，返程則是“展新”號。

一年春天，中文系全體教師去崑山和蘇州旅遊。系裡派我和宋琳去打前站，聯絡住宿和吃飯等事。我們臨時又拉上了正在讀研究生的譚運長。我們三個人辦完事後投宿於崑山運河邊的一個小旅館裡。那晚下著雨，我們幾個人無法外出，又不甘心呆在房間裡，就下樓和門房的服務員聊天。女服務員因為要值夜班，正覺得時光難耐，也樂得和我們幾個人胡侃。

後來，譚運長忽然就想出了一個主意：我們三個人各以動物為題材寫一篇小說，以午夜十二點為限，完成後依次到門房朗誦給服務員聽，最後由她來評判，分出一、二、三名。宋琳當時已經是馳譽全國的著名詩人，且一直看不起小說，自然不屑於這類“殘叢小語”，但被逼無奈，只得勉力為之。

我記得譚運長寫的是《袋鼠旅行記》，似乎是寫孔子騎著袋鼠周遊列國，最終抵達了“銀坑”地方，而引出一系列的傳奇。在朗讀過程中，服務員笑得趴在桌子上渾身亂顫，始終沒能抬起頭來。宋琳因根本不會寫小說，只得胡寫一氣。一看他的題目，也覺得怪怪的，叫作《黑猩猩擊斃馴獸師》，和他的老鄉北村一樣，馴獸師居然也叫“林展新”。這篇後來發表於《收穫》的小說處女作，讓他嚐到了寫小說的甜頭，此後又陸續寫出了《想象中的馬和畜養人》等作品，在校園裡傳誦一時。

如今在給學生上寫作課時，常被學生“如何寫作”這類大問題所困擾。在不知從何說起的窘境中，往往以“亂寫”二字答之。我這麼說，並不是開玩笑或有意敷衍。廢名在談及杜甫和庾信的“亂寫”時，是在試圖說明一個高妙的寫作境界，當然難以企及；可對於初學者而言，要想徹底解放自己的想象力，拋開譭譽得失，“亂寫” 也實在是一個必不可少的訓練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