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錢穆在解釋為富不仁這句話時曾堅持認為，為富不仁是無條件的。言下之意，只要“為富”，一定是“不仁”的。在《聖經》（馬太福音）中，也有所謂富人進入天國，要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困難的說法，耶穌的表述也同樣是無條件的。按照現代經濟學的闡釋，富人“創造了”大量的物質財富，“帶來”了大量的就業機會，為社會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是我們這個時代當之無愧的英雄，你怎能說人家“不仁”呢？當然，按照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上述表述本身就是對真相的故意顛倒，這裡暫且不論。僅僅從資源佔有和消耗的方面而言，我們也不難發現，這種“不仁”實際上也是不容辯駁的。在總體社會資源恆定不變的前提下，富人實際佔用了絕大部分資源，窮人自然所得甚少。到了極端的狀況下，就會上演杜甫所說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的人間慘劇。根據最近的統計數字，即便是今天的社會，全球至少仍有十二億人處於飢俄之中。

讓窮人在追趕富人的道路上疲於奔命，讓富人為了甩開窮人而一騎絕塵，固然可以極大地刺激消費和生產。然而我們不應忘記，對過剩性的追求，不僅僅是富人的天性，也是窮人的天性。再說今天的窮人做夢都想成為明天的富人。對超過基本生活所需的消費需求的人為刺激，最大限度地啟用人的慾望，如果遇到資源限制的瓶頸，我們將如何自處？舉例來說，假如我們認識到中國全部的水資源尚無法支援十三億中國人每天洗一個熱水澡，那從社會公正性的角度說，我們讓誰不洗澡呢？再說，一旦窮人領悟到，在當今時代，他們在有生之年，想盡一切辦法，也無法趕上富人的步伐，而貧窮已經被我們的文化“定義”為恥辱的時候，這些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窮人會如何行動，會產生怎樣的社會、文化和道德後果，幾乎已無需討論。

不論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傳統社會對於豪富和奢侈的警惕、反省和批判從來沒有停止過。相反，文化和社會所倡導的首先是知足和勤儉。中國儒家文化雖然不像佛教那樣從根本上否定人的慾望，但對於過分的縱慾一直持否定態度，所謂富貴不能淫。那麼，奢侈和縱慾，怎麼會堂而皇之地成了今天人類的“共同價值”？對財富和資源佔有的多少，怎麼會成了衡量一個人價值大小的最重要（甚至是惟一）的尺度的呢？

記得小時候讀巴爾扎克的《歐也妮·葛朗臺》，總覺得這個吝嗇鬼的形象，與吳敬梓筆下的“嚴監生”有幾分相似。但仔細想想，又覺得這兩個守財奴不太一樣。到底是什麼地方不一樣呢？嚴監生守財的行為，表面上看是為了節約燈油，稱得上是一個環保主義者，而實際上，正是出於對佔有物的貪婪，在佔有的慣性下被慾望所反制。而葛朗臺的吝嗇則是為了侍奉他的上帝。他的目標自始至終都非常清晰——為以後在天國佔據一個好位置而拼命積累世俗的財富。其邏輯與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文化精神完全一致。因此我們可以說，嚴監生這樣的人是屬於“前現代的”，他的可笑源於慾望的偶發性迷失，而葛朗臺則是現代資本主義文化的實踐者和犧牲品。

眾所周知，除了利潤之外，資本沒有其他目的。資本家既然可以將牛奶倒入大海，他們當然也可以劫持政府，干預國家機器。比如，像美國資本家曾經做過的那樣，透過故意延後或取消公共交通的建設，迫使消費者購買汽車。當然他們也可以控制言論、媒體和話語，培育並塑造他們認為理想的消費者。這就造成了目前社會中司空見慣的滑稽局面：富人大多以慈善者的面目出現，進而被包裝成“救世主”一類的角色，而作為汙染禍首的跨國資本和企業，反而成了“環保英雄”。

因此，中國的環境問題，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個文化問題。正如我們反覆強調的那樣，對過剩性的追求，或者說對文化的依賴，是人類的天性之一，我們當然不可能從根本上取消文化，重新回到茹毛飲血的時代。不過，正因為文化無處不在，它不僅為我們的慾望賦予了具體的形式，也為社會建立了複雜的價值系統。當我們展望下一個三十年環境問題的時候，對文化本身，對控制並塑造我們的社會和文化話語進行批判性反思，就顯得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