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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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夏天，我畢業留校，在華東師大中文系寫作教研室當老師。暑期裡有一箇中學師資培訓班，我被系裡指定給主講教師當助教。學校還沒有給我分配教師宿舍，我只得暫時留在學生寢室裡。學生大多回家了，第一宿舍空空蕩蕩。蟬鳴、暴雨和漫長的夏日，適宜閱讀和酣睡。我晨昏顛倒地過著日子，既輕鬆自在，又百無聊賴。

一天早上，我到系辦公室取信，碰到了寫作教研室的同事徐芳女士。她告訴我，晚上系裡有一個座談會，問我願不願意參加。那時徐芳已經是很有影響的詩人了，她先我一年留校，把提攜我這樣的文學青年看成是她理所當然的職責。雖然她只比我大一歲，可每次見到她，都只能恭恭敬敬地叫她一聲“徐老師”。在徐老師主持的這次座談會上，出現了兩個陌生的面孔。其中年齡稍長、說話斯文一位，名叫王中忱；另一位身材健碩、目露精光的年輕人，人稱吳濱。他們都是剛剛創刊不久的《中國》雜誌社的編輯。兩個人衣著樸素、笑容可掬，翹著二郎腿，手搖大蒲扇，沒有一點北京欽差的派頭。若非徐芳老師特意介紹，我們還以為他們是哪個生產隊的蹲點幹部呢。被邀請參加這個座談會的人，囊括了華東師大的文學創作界幾乎所有的精英。夏雨詩社的前後兩任社長宋琳和張小波、散文社的社長姚霏，自然都悉數到場。

王中忱首先介紹了《中國》雜誌社的辦刊方針和基本宗旨。他說了很多，我們記住的似乎只有一點：《中國》雜誌與其它文學期刊最大的不同，是致力於發表年輕作者銳意創新的作品，以發現文學新秀為己任。王中忱還提到，他們之所以撇開正常的組織程式，繞過地方作家協會和學校的各級組織，直接與文學愛好者見面溝通，目的也在於此。我們頻頻點頭，可心裡根本不把他的話當回事。話說得很好聽不管用，你一旦把作品寄過去，就滿不是那回事了。在那個年代，默默無聞的作者要想發表作品真是太難了，用葉兆言的話來說，寄出去的作品就如同放出去的信鴿，用不了多久，它還會原封不動地飛回來的。能得到編輯部的退稿信已經很不錯了，更常見的情形是，鴿子一出籠，就會飛出我們的視線，不知所終，音信全無。不過，考慮到王中忱是《中國》雜誌的編輯部主任，他的話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主編丁玲她老人家，他姑妄言之，我們也就姑妄聽之罷了。

接下來，王中忱充分發揚了民主程式，提議讓我們每個人依次發言，談一談自己的文學見解和創作近況。這就使得像我這樣屬於文學圈外圍的初學者，也有了不慌不忙說話的合法機會。我在胡亂地發表了一通對文學的看法之後，就提到了不久前去浙江調查方言時寫成的一篇小說。王中忱問我作品帶來了沒有，我回答說，當時是寫在一個工作日誌上，還未謄抄。王中忱就囑咐我回去把它抄出來寄給他。見他這麼鄭重其事，說實話我當時就後悔了。那是一篇為打發旅途寂寞在火車上寫成的遊戲之作，目的是為了取悅坐在我對面的同伴——一位從事幼兒教育的老師。正因為這種遊戲心理在作怪，所以寫的時候，信馬由韁，極盡誇飾之能事。這樣的東西寄給人家，豈不是自取其辱嗎？不過，小說謄抄出來以後，略作了些修改，我還是將它寄給了《中國》雜誌社。

第二年（一九八六）初春的一天，我去學校的大禮堂看電影，在門口遇見了著名的文學批評家李劼。他遠遠地朝我喊了一句：你發在《中國》上的那篇小說我看了，很不錯。那時我才知道，《中國》雜誌社將我那篇題為《追憶烏攸先生》的玩笑之作真的登出來了。我的第一反應是如釋重負。不管怎麼說，王中忱這個人，說話還是算數的。又過了兩個月，我收到了《中國》雜誌社寄來的一份邀請函，讓我暑期去青島，參加中國作協的筆會。

《追憶烏攸先生》是我正式發表的第一篇作品，不消說，參加筆會這樣的活動，也是平生頭一遭。可當時我正在經歷失戀的打擊，喜悅來得很不是時候。華東師大被邀請與會的，還有教育系的姚霏。我們各自去系裡履行了報批手續，去十六鋪碼頭預定了去青島的船票，還準備了一大堆後來根本沒有派上用場的仁丹和暈船藥。

青島的筆會，被安排在海邊的一座部隊療養院裡舉行。為海軍首長修建的這座療養院，樸素中透著奢華，也可以說奢華中顯出樸素。我所居住的那個房間，東南兩面朝海，躺在床上都可以看見大海中乘風破浪的軍艦。除了寬大的臥室之外，每個房間都配有裝飾考究的會客廳。當然最顯眼的，莫過於屋裡鋪著的紅色地毯。我還是第一次住在有地毯的房子裡，感覺上很不真實。我的同屋和我一樣，也沒見過什麼世面，他不斷盤問我，這樣的房子是給司令住，還是給軍長住？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他是一位農民作家，來自山東的菏澤，名叫陳進軒。當他的家人接到來青島開會的通知，滿世界去找他的時候，他老人家正在地裡揮汗如雨地割麥子呢。由於時間很緊，他從麥地裡鑽出來，一路小跑，直接就去了火車站。為了證明他並非說謊，老陳高高地挽起褲腿，執意要我去欣賞他那被麥茬戳得紅腫的小腿。老陳是一個十分樸實的人，我們很快就混熟了。他給我講了很多他們當地的奇聞異事、風俗掌故，還把他們地方上的一些少兒不宜的酸曲唱給我聽。也許衣服沒帶夠，我記得他每天都要把大量時間用在洗衣服上。

我原先以為所謂的“筆會”，就是將作家們召集到一起開會，可是我們在青島的十多天裡，會是一天沒開過。也沒人管你幹什麼。後來我們才知道，不開會，正是筆會的原則之一。看來這個世界上的新奇事還真不少呢。我和老陳結伴，在海邊的沙灘上撿了幾天貝殼之後，終於有點不知道如何打發時間了。好在不久之後，我又結識了一個新玩伴——來自福建的北村（我們當時還叫他康洪）。我們之所以走得很近，主要是因為年齡相仿，同時又都來自大學的緣故。開頭幾次見面，話題總是離不開殘雪女士發表在《中國》上的《蒼老的浮雲》。北村是一個十分健談且雄辯的人，他對各種名色的西方現代小說理論十分熟悉，而且常常夾帶著一些自己的私貨，不時發明出一些只有他自己才能搞懂的概念來。我記得他所發明的最費解的理論之一就是“暗射”，很容易使人聯想到“謀殺”和“伏擊”，以及諸如此類見不得人的勾當。不過，那時的北村基本上還是一個靦腆、純情的青年，似乎正在熱戀中。如果你看見他愁容滿面，那一定是因為找不到地方給遠在福州的女友打電話；如果看見他情緒過於亢奮，多半是因為剛剛給女友打完電話。他不知從哪裡搞來了一本克洛德·西蒙的《佛蘭德公路》，是編輯部的校樣，還未公開出版，書名被錯誤地翻譯為《弗蘭達爾的道路》。這部書的清樣引發了我們持久而熱烈的討論，但討論的重點僅限於這本書的題詞：

我過去以為自己在學習怎樣生活，

其實是在學習怎樣死亡

丁玲因為身體原因未能到會，讓我們一睹大師風采的希望落了空。而王中忱據說要在北京的編輯部看家，也讓人不太好理解。因此，我們基本上是跟在吳濱的身後轉。參加這次筆會的作家，依照年齡、職業以及熟悉程度，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不同的圈子。由吳濱招呼著，在這些圈子之間不停地穿梭往來，成了我們每天的日常功課。陳明和牛漢先生平常很少露面，我們只能偶爾在餐廳裡朝他們遠遠地瞄上一兩眼。北島、多多和徐星他們紮成一堆，似乎也不太容易接近。他們在晚上偶爾也會舉辦一些交誼舞會什麼的，據北村說，舞伴還是從青島歌舞團請來的專業演員。我倒是很想去長長見識，但我們屋的老陳認為去跳舞純屬浪費時間，還不如關在屋裡下盤象棋來得好玩。多多據說早年受過正規的聲樂訓練。有時候，在眾人的央求下，他也會在餐廳裡唱上一段歌劇或藝術歌曲，我們在尚不知歌劇為何物的前提下，一致公認他比專業演員唱得還要好。而北島和我也有過一次交談。當時我們正在前往嶗山的途中。在車上，我們恰好坐在一起，一句話不說似乎不太禮貌，也有悖人之常情。於是他忽然問我道：你是從哪裡來的？我回答說：上海。他接著道：以後來北京，找我玩來。我說，那敢情好。談話就此結束。還有幾位作家，似乎是從部隊裡來的。他們總愛神秘兮兮地聚在一起暢談政治內幕。有一天，我和老陳去他們屋裡串門，恰巧碰見他們在討論林彪和陳伯達的逸聞趣事。那些當初聽上去匪夷所思的無稽之談，在今天居然為大量的文獻資料所證實，可見他們也不是一般人。

在二十剛出頭的這批作者中，除了北村、姚霏和我之外，還有兩位女作家。其中之一是來自加中國最北段加格達奇的遲子建，另一位則是瀋陽軍區創作組的龐天舒。可是儘管年齡相當，遲子建和龐天舒也不怎麼樂意搭理我們。即便是在路上遇見了，她們也懶得用正眼瞧你。不管怎麼說，這種男女作者不相往來的局面多少有點不太正常。而據姚霏說，打破這種壁壘的最好的辦法，莫過於我們主動去登門拜訪。登門拜訪的方法雖好，可時機的選擇可能有些問題。一天中午，當我們敲響了女作家的房門之後，裡面傳出的聲音竟然是“我們正在睡覺”。不過，房門總算是開啟了。龐天舒將我們讓進客廳，忙著為我們倒水沏茶。於是我們立即熱烈地討論起文學來。從中午談到下午四五點鐘，直到睡眼惺忪的遲子建從臥室裡走出來。她露面之後的一番話，像是在和我們打招呼，可分明又像是在對我們冷嘲熱諷：“我看你們聊了半天，也沒聊出什麼名堂來嘛！什麼托爾斯泰呀，陀思妥耶夫斯基呀，不都是些文學常識嘛。文學常識又有什麼好聊的呢？害得我一個下午沒睡好覺！”

我們愣了半晌，除了落荒而逃之外，似乎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來。

多年後，我與遲子建成為很好的朋友之後，她仍向我抱怨說：那天下午，你們的煙抽得也太兇了。可見她當時對我們的印象有多麼惡劣。

說起來，在青島筆會期間，和我來往最多、關係最近的作家，既不是北村和姚霏，也不是我的同屋陳進軒，而是來自長春電影製片廠的韓志君和貴州作家李寬定。兩個人都頗有大哥風範，到哪兒都願意捎上我。到了筆會的後半程，我們三個人幾乎有點形影不離了。老韓是著名的編劇，代表作是《籬笆，女人和狗》，而李寬定則是鄉土小說的代表，根據他的小說改編的電影《良家婦女》也正在熱映中。筆會結束後，他們去上海訪友，正好與我同船。有一次我們在甲板上閒聊，老韓問我有沒有女朋友。我說有過一個，不過剛剛分手。在一旁的李寬定就安慰我說，沒關係，到上海之後，我再給你介紹一個。我以為他是說著玩的，哪裡知道我們抵達上海之後不久，他真的不知從哪裡找來了一個女孩與我見面。看來，在那個年代說話算數的，也不止王中忱一人。儘管那個女孩的修養和美貌讓人一見難忘，但我卻無法對她有任何表示，因為回到上海的第二天，一度分手的女友就與我和好如初了。

在此後的二十五年裡，我與老韓再未謀面。至於李寬定，我們曾有過一段時間的書信往來。我也曾在一九八七年邀請他來華東師大做過一次講演，後來音問日疏，漸漸地就失去了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