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的敘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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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一、K的迷失</h2>

要想確定K的身份，他試圖進入城堡的目的和意圖，他的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計劃以及他的結局都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按照弗拉基米爾·普洛普和A.J.格雷馬斯的敘事理論，有關K的一切活動似乎可以壓縮成一個簡單的序列或句式。事實上，正是這種被誇張了的簡單性讓人感到震驚。

假如我們將《城堡》視為一個巨大的暗房，那麼依據K的行為而沖洗出來的底片則具有以下性質：行為線索本身的清晰程度使背景的映像更加模糊，反過來，背景的模糊又使得線索具有隨意性，就像是一隻顫慄的手畫出的不規則的紋線。假如我們將K的活動看作一道照亮暗房的光線，那麼，由於它過於微弱，飄忽不定，不免給人以這樣的印象，與其說它照亮了暗房的格局，不如說它使黑暗更加顯著。在K的行動序列中，“照亮”假如不是變相的遮蔽，也不過是曇花一現。

在《審判》和《美國》中，主人公K和卡爾視覺上的侷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不是敘事上的視角限制，也不是人為的修辭學和方法論，而是一種被決定的命運邏輯，也就是說，無論是K，還是卡爾，他們所看到的只能是區域性，區域性的區域性，彷彿是一個自我幽閉症患者的內分泌腺所起的作用，“可能”只有首先成為“只能”，才能最終成為它自己。《城堡》中所蘊含的巨大的不確定性，並不是對日常生活經驗的抵消，而是它的提純物。這種不確定性以K內心的迷惘感以及在完成某種使命時遇到的難以逾越的障礙為前提，同時又構成了超越這種障礙的全部基礎。這種自相矛盾的排斥性力量形成了卡夫卡喜劇的中心情節。

我們之所以將《城堡》看成一幕喜劇，不僅因為卡夫卡沿用並改造了傳統喜劇故事中的戲劇性因素，還由於他的幽默感為敘事提供的反諷效果。

毫無疑問，K的身份只不過是一名土地測量員，作為一種職業，它一開始就顯示出了可有可無的性質，K固然可以憑藉這一身份來城堡工作（事實上，他一接到通知就匆匆趕來了），但這一身份並不是自明的。它的重要性取決於城堡的態度。也就是說，K的身份的合法性具有相當大的依賴成分。一旦它所依賴的物件出了問題，合法性就會立即消失（土地測量員這一身份作為卡夫卡眼中的個人在資本主義市場上所佔據的位置的轉喻，本身就是焦慮的反映）。因此，當K踏著積雪，從一個遙遠的地方來到城堡的一個客棧時，城守的兒子希伐若對他的態度是值得玩味的。首先，希伐若是否應當接待K，如何接待K，都取決於城堡是否曾經需要過土地測量員這一事實；其次，即便他獲悉了K的身份，瞭解到K的到來出於城堡的邀請，冷淡的態度卻並未好轉，反而進一步加深了。希伐若自有他的直覺（作為一個城堡官員的兒子，他對城堡的熟悉程度與K相比是不成比例的。在他與K的衝突中，希伐若地位的優越感是不言自明的）。假使城堡當局曾經下令招募一個土地測量員，那也不能說明任何問題。

和客棧老闆、莊稼漢、希伐若對他職業和工作的冷漠相對應的是，K對自己作為一個優秀土地測量員的職業卻充滿了虛妄的自豪感。由於K對城堡當局向他的邀請確信不疑，對他在城堡工作期間理應受到的重視和禮遇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他對困難的估計，對自身狀況的審視具有了諷刺性的偏差。當K面對希伐若的粗暴無禮表現出了真正的冷靜、滿有把握的自信時，喜劇的帷幕已經悄悄地拉開了。

在《美國》這部小說中的第二章，卡爾受到一位商人的邀請去鄉間別墅作客。他的舅舅，也是他在美國惟一的保護人卻出於某種隱秘的動機不同意他前往，但最終他還是被說服了，卡爾在趕赴鄉間別墅的途中完全沉浸在鄉間甘甜芬芳的氣息中，沉醉在對商人女兒的不著邊際的想象裡，並未意識到自己已經被判決的命運——在他去鄉間的途中，舅舅已決定將他拋棄。他的舅舅派出了一位信使（它使我們多少會聯想起《城堡》裡的巴拉巴斯），同時追趕著卡爾的馬車，去宣讀讓卡爾滾蛋的親筆信。判決已經作出，只是不可思議地被懸擱著。真正的喜劇就出現在這樣一種懸擱的縫隙中——K因為明顯地意識到了商人的冷遇（這種冷遇可以解釋為商人預先從信使的口中獲悉了K被拋棄的真相，他沒有必要再對K偽裝好客以博取他舅舅的好感）而對主人發出威脅，賭氣似的要求回家。卡爾的威脅可以看成是一個孩子的撒嬌舉動，其目的是為了索取更多的熱誠和重視，其內在基礎則依賴於舅舅顯赫的地位。問題在於，卡爾發出威脅的基礎已經不存在了，甚至他也回不去了。

這一情節似乎也可以作這樣的解釋，當商人提出邀請，讓卡爾去鄉間做客本身即是一個預先設定的陰謀，舅舅表面上的拒絕只不過讓陰謀更像陰謀而已，不管情形如何，卡爾的命運在開始已經被決定。

在卡夫卡看來，個人的自由實際上就是命運在判決前夕掙扎的自由——他可以選擇的只是迷失（毀滅）的方式，就像一隻老鼠，要麼被捕鼠器夾住，要麼撲入一隻貓的懷抱。從某種意義上說，《城堡》是《美國》第二章的重寫，反之亦然。隨著情節的展開，我們（還有K）不久就會看到，他受命前來城堡工作的所謂指令只不過是當局龐大機器在運轉過程中出現的一個故障。他來到城堡的理由被突然抽空，成了一個多餘而又礙手礙腳的人，他首先應當做的工作不是丈量土地，而是確立自己地位的合法性。

K來到城堡的使命既然可以被界定為測量土地，那麼，他要順利地完成這項工作，必須獲得開展這項工作的外部條件，而首要條件是當局的需要，這樣一來，得到包括村長在內的城堡當局的工作許可，並與最高當局的代言人克拉姆見面就成了一個關鍵。K的迷失，首先是從使命的核心（測量土地）向邊緣地帶（獲取工作的許可）潰敗開始的。儘管他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真正使命，但他在邊緣地帶逗留得越久，目標也就離他越遠。他掙扎得越劇烈，返回中心的道路越遙不可及。K最終得出的結論只能是虛幻。正如村長所告誡的那樣，什麼都無法確定：“你聽到的惟一真實可靠的東西，就是我們的電話機傳送的這種低聲哼唱的聲音，此外什麼都是虛幻的。”

作為一個異鄉人，K的行為舉止，他的熱情和執著，他的既天真浪漫，又英勇無畏的性格都與城堡的整個氛圍格格不入，而對於K在來到城堡之前的所有經歷作者卻未作詳細的交待。在小說的第二節，當阿瑟和傑里米亞兩位助手向他行禮致敬的時候，K“不禁想起了他過去服役的日子”（他原先是一名軍人嗎？），隨後，他想起自己的故鄉：

……迷了路，或者進入了一個奇異的國度，比人類曾經到過的任何國度都遠，這個國度是那麼的奇異，甚至連空氣都跟他的故鄉大不相同，在這兒，一個人可能會因為受不了這種奇異而死去，可是這種奇異又是這麼富於魅力，使你只能繼續向前走，讓自己越迷越深……

在這裡，故鄉並不是一個地理概念，它僅僅指向精神記憶的家園，指向一種傳說。K在城堡中遭受的挫折使他多次回憶起自己的故鄉，但卻從未產生返回故鄉的衝動，這也是意味深長的。

也許會有人說，既然K在城堡進行土地測量的合法性始終得不到證實，那麼他何不離開這個村莊，返回故鄉呢？K的解釋也許是城堡奇異魅力的蠱惑。另一個原因是，我們對於這座廢墟堆積成的迷宮的性質缺乏足夠的瞭解，因為得不到證實的合法性未必就可以判為非法。城堡是否需要一個土地測量員這個問題雖然被無限懸擱，但當局畢竟給他派出了兩名助手，克拉姆畢竟給他寫出了一封封洋溢著鼓勵，勸慰之辭的信函。“這兒沒有誰留下你，但是也決不是說要把你攆走”，而且，城堡當局在無緊要的事情上立即滿足了K的願望，從而奪去了K獲勝的可能性，同時也奪去了他的任何反抗的念頭。可以自由進出的迷宮決不是一個真正的迷宮，而廢墟的“魅力”是不可抗拒的，它幾乎是剝奪了人的任何自主性，甚至包括“退出遊戲”的願望。

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這樣相信：不管K心目中的故鄉具有怎樣超凡脫俗的性質，無論K在來到城堡之前具有怎樣的生活經驗，毫無疑問在K的血液中，自有一種韻律應和著城堡的節拍。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後面還要談到。

K顯然意識到了迷失的危險性，正如一個在沙漠中迷路的人急不可待地尋找路標一樣，K在城堡下的村莊裡首先發現的標識物就是弗麗達和自己的兩位助手，他無力辨別標識物的真偽，進而陷入了更大的迷亂。他異想天開地將當局派來的兩名助手視為與他一樣的外鄉人，應當並且可以“互相支援”；而弗麗達的愛情，似乎為他提供了某種天然的許諾，甚至使他獲得了共同對付黑暗，完成自己使命的信心。

K為了達到目標而表現出來的不顧一切的決絕姿態使我們想到了保羅·蒂裡希對生存勇氣的一系列描述。在蒂裡希看來，這種勇氣正是不顧一切，不顧非存在威脅的決絕姿態。只不過，保羅·蒂裡希是正面的闡述，而卡夫卡則是反諷中的暗示。勇氣在蒂裡希那裡是“必須”，而在卡夫卡那裡則是“只能”。

K的勇氣的確令人驚奇，為了完成虛無的工作，道德的概念被K偷換成了道德掩蓋下的不擇手段。這多少反映了K的性格中工於心計的一面。這在小說一開始，K對渥斯華爾德謊稱自己是K的助手時就表現了出來。隨後，他因為有可能接觸克拉姆的情婦（弗麗達），而立即將奧爾珈拋在了一邊；偽裝出孩子般的口吻與漢斯交談，藉此博取他的幫助，並透過他爭取漢斯母親的支援；他試圖勾引佩披以便打聽克拉姆的下落；最後，他犧牲了弗麗達的愛情。

不惜一切手段達到沒有可能實現的目標，這是卡夫卡為他的喜劇所設定的前所未有的形式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