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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海洋</h2>

當以實瑪利不由自主地在棺材店門前停下腳步,當他看見人家出殯就要尾隨其後,貪婪地觀看,當他的憂鬱症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以至需要一種有力的道德來約束自己,免得他故意鬧到大街上,把人們的帽子一頂一頂地撞掉的時候,他本能地意識到,他必須趕緊出海了。出海,在麥爾維爾看來,是擺脫塵世苦難、厭世感、憂鬱症的一劑良藥。海洋作為與陸地相對立的一個地理概念,在麥爾維爾那裡,是為一切羅曼蒂克、憂鬱症和心不在焉的年輕人而設的天然的避難所。

漫無邊際的大海是一個閃耀著金黃色光芒的成熟的麥地,又是一個碧綠、柔和、溫順的巨大牧場。它還是一架看不見機杼的織布機,晝夜不停地替他的主人(上帝)製造華美的衣裳。對於一個水手來說,出海捕鯨既是對農事詩、牧歌的重複書寫,同時也意味著與上帝(或魔鬼)展開神秘的對話,意味著對超自然的一切進行沉思。對麥爾維爾而言,也許後一點更為重要,因為據他看來,沉思和水是始終結合在一起的,《白鯨》亦可以解釋為水的沉思錄。當那艘名為“裴廓德號”的大船有了初步的斬獲,在左右兩側各懸起一個鯨頭時,麥爾維爾有理由將它們分別命名為洛克和康德。

然而,大海既是牧場和麥地,同時亦是人間最大的墓地;既是婢女,又是暴君,它喜怒無常的天性也具有了幾分上帝的性質。這一點,麥爾維爾和他的讀者都十分清楚。除了年輕而富於幻想的主人公本人之外,恐怕不會有多少讀者把海洋看成是治療憂鬱症的適當場所(當然,現代醫學證明了日光浴對憂鬱症患者的確有些好處),相反,成年累月的海上航行使人染上憂鬱症倒是有可能的。我們只要想一想小說中的亞哈瀕於瘋狂的強迫症的來源,即可明白這一點。麥爾維爾深知海上捕鯨業的嚴酷性,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當滿載而歸的捕鯨船一旦靠岸,水手們往往從船上被直接抬進了醫院(葬身魚腹者還不在此列);他也曾打過這樣一個比方:陸地生活中最瘋狂的自殺行為,到了海上,在捕鯨者的法典中,即可被稱為“謹慎”。相對於陸地,海洋既兇殘,又任性:“它像一隻野性勃發的雌老虎,在叢林裡翻翻騰騰地把它自己的小老虎壓死了一樣,海洋也是這樣洶湧奔騰,連最有威力的大鯨也給衝得撞上岩石,跟四分五裂的破船並排撇在那裡。除了它才能控制自己以外,誰都支配不了它,控制不了它。它像一匹發瘋的戰馬,呼呼喘喘地使它的騎手喪命,這個無主的海洋蹂躪了地球。”

看來,隨著思考的深入,對海洋狂暴恐怖的認識漸漸佔據了麥爾維爾意識的中心,到了本書的第五十八章,作者竟然透過以實瑪利之口,直接向讀者發出了這樣的忠告:不要因為不切實際的幻想而離開陸地,將自己投身於陰險成性的海洋,因為你一旦離開了那個寧靜安謐的塔希提小島(被海水包圍的陸地),你多半就再也回不去了。

不需要太高的智力,我們很容易就會了解到,麥爾維爾的忠告與他在小說開頭的許諾是自相矛盾的。另外,麥爾維爾對於大海的性質及其功能的認識是混亂的,即使從抽象的象徵意義上來看也是如此。如果我們把這個問題求教於麥爾維爾本人,相信他亦無能為力。這種矛盾的混亂既不是敘事文體上的瑕疵,亦非源於作者技術上的遺漏或疏忽。我認為,它是作者內心無法克服的困惑的直接反映。

麥爾維爾認為,與海洋相比,陸地上的生活雖然擁有安寧,但這種安寧卻是一種假象,因為“人類都是天生就在脖子上套著絞索的”,威脅只不過是暫時地隱跡,一旦“死神倏然降臨”,人類這才體會到了生命中那種悄然而來的難以索解的卻又永遠存在的危險。在人與命運的搏擊之中,陸地生活並非理想的競技場,因為這種搏擊的真相被重重偽飾包裹了起來。水手與海洋的關係之中,包含著一個簡單而古老的寓言。捕鯨水手面對無邊的海洋時,生命本身的意義既具體、直接,又抽象、充滿象徵性。水手既是一個商業利潤的追逐者,同時又是一個哲學家和詩人。他們既憂鬱又快樂。他們憂鬱是因為大海讓他們知道命運不可改變,而快樂則是源於他們對命運的全部接受。麥爾維爾曾經這樣讚歎他筆下的水手:

他會囫圇吞下一切結果,一切信條,一切信念和勸說,一切有形無形的困難,不管多麼疙瘩煩難的東西,就像一隻消化力很強的鴕鳥把子彈、鉛丸都吞了下去。

因此我們完全可以理解,為什麼捕鯨水手坐在隨時會喪命的捕鯨小艇上,就像陸地上的人晚上坐在家中的火爐前一樣安詳自適,心中毫無畏懼。麥爾維爾的意思是,海上隨時隨地會出現的巨大風險需要水手們拿出最大的勇氣與之周旋,與這種風險的殘酷程度以及水手們無所畏懼的內心相比,陸地上的憂鬱症如果不是被徹底遺忘,那麼就是不治而愈了。如果作者把這樣一種觀念貫徹到底,那也沒有什麼問題。但是,亞哈船長怎麼辦?

我們如果將亞哈也視為一名憂鬱症患者,由於他病得十分嚴重(小說中多次寫到他的強迫症心理,歇斯底里以及瘋狂的徵兆),即便海洋能夠治癒他這名“超級病人”,那麼治癒的過程也許就是徹底毀滅的過程(小說中所提供的事實也的確如此)。麥爾維爾本人對亞哈的態度是意味深長的。他一方面對亞哈不向命運屈服的勇氣給予了最大程度的讚美,同時又把亞哈的行為稱之為不折不扣的瘋狂。更為重要的是亞哈身上的偉大情操在麥爾維爾看來,實際上就是一種偉大的病症而已,他進而認為,人類一切的偉大性都不過是病症的表面形式。這種矛盾的認識在《白鯨》中隨處可見。既然麥爾維爾那麼熱衷於浪漫主義的冒險,並認為生命的價值就在於歷險,那麼這種“歷險”維持在何種程度上才不至於“陷入瘋狂”呢?在洛克的經驗主義和康德的超驗主義之間,究竟應當如何維持平衡呢?

在《白鯨》眾多的人物中,以實瑪利自始至終是一個旁觀者。自從“裴廓德號”啟碇到它的最終沉沒,將瘋子和詩人的角色兼為一身的亞哈和以斯達巴克為代表的水手之間的爭執一直沒有平息過。亞哈顯然是大海的精靈,與莫比-迪克一樣,彼此成為真正的對手(亞哈四十年的生命歷程中,在岸上的時間還不足三年),而斯達巴克和大部分水手只是為了分得捕鯨的利潤才出海冒險的,他們既勇敢、熱情,又本分、理智,他們捲進追擊莫比-迪克的行程之中,帶有被迫的性質。斯達巴克在大船即將沉沒的前夕,依然徒勞無益地向著桅頂的索套手哀嘆:“桅頂的人呀!可看到丘岡上我那孩子的手麼!”他們就像在暴風雪中行走的旅人一樣,遙遠家鄉木屋中溫暖的爐火從未熄滅。在這兩種力量曠日持久的對峙之中,以實瑪利的態度是晦暗不清的:他既不參與爭論,亦不發表見解,只是記錄下了他們的情感與理性之間較量的全過程。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麥爾維爾深刻的猶疑和內心的困惑。

正是這種猶疑和困惑,使我們可以大致整理出海洋在麥爾維爾複雜的認知和想象中所扮演的三種角色,或者說承擔的三種功能。首先,海洋是作為一個古老的、充滿浪漫的夢想的替代物而出現的,以實瑪利就是抱著這樣一個想當然的信念撲入它的懷抱的,大海的漫無際涯,它的力量、神秘,它的激情也許還有它的簡單恰如其分地成為一個象徵物。麥爾維爾不止一次地宣稱:海洋是一個富有激情和浪漫幻想、為陸地生活的枯燥乏味所圍困的年輕人最好的去處。每當以實瑪利為海面上壯觀的景色所吸引,輕快的詩意便會沉渣泛起,在這個方面,海洋是作為陸地的對立面而出現的,它意味著浪漫、詩情和幻想。

其次,海洋是陸地的延伸物。很顯然,在十九世紀中葉,帶有殖民主義征服色彩、充滿商業捕鯨船的大海已不再是人類夢想適當的託寄之所,它的組織形式與體制與大陸毫無二致。但至少在麥爾維爾看來,由於大海的簡單、真實、充滿兇險,它更適合成為一個象徵性的場所,用於書寫人與自然、人與命運抗爭的寓言。

最後,海洋還是一隻“無法抗拒而眼不能見的大手”,一個對人類施以暴行、使人類最為憤怒、沒有形體的龐然大物。《白鯨》中的人物,其名字大多直接來源於《聖經》,似乎“裴廓德號”是另一艘“挪亞方舟”,航行於上帝的國度,只不過它最終沉沒了,從中可以看出麥爾維爾的悲觀主義和宿命論色彩。在這裡,海洋如果不是上帝,那也一定是人與上帝展開對話的理想場所;莫比-迪克如果不是上帝的化身,也一定是上帝充滿警示與啟迪的神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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