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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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白鯨》是一部象徵小說，這大概沒有什麼疑問。問題在於如何理解作品中的象徵、指代物及其物件之間的關係，如何詮釋象徵的內涵和意義。在歷來對《白鯨》的解讀中，批評界似乎有過度詮釋的嫌疑。如果一隻菸斗（象徵著享樂），一條繩索（代表著團結與協作），一尾烏賊魚（暗示著恐怖）都具有無限詮釋的可能，那麼，《白鯨》中沒有什麼人物、事物和場景不具備象徵性。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學語言與它所表述的意義之間本來就不是榫合枘嚴的。由於文字本身的曖昧不明，它的暗示性，激發想象和聯想的力量，閱讀意圖的水流總是要溢位文字內容的杯沿，也就是說，文學作品一旦進入“詮釋”的領地，則沒有什麼詮釋不是“過度”的。

有人（比如艾柯）曾提出，合理的詮釋是讓讀者的理解和想象、作者的意圖以及本文意圖三者之間達成一種暫時的妥協與和解。這種說法的好處是：給讀者的意圖劃定界限，使它受到一定的節制，不至於使詮釋漫漶無涯，流蕩失控。這種妥協一般來說是能夠達成的。因為，不管作者將自己隱藏得多深，不管作家多麼不願意為作品的內涵和意義負責，從敘事中，我們總是能夠捕捉到作者意圖的蛛絲馬跡。正如瓦爾特·本雅明所說的那樣，無論作者偽裝得多麼巧妙，“教諭”的目的總是若隱若現。但在《白鯨》這部小說中，情況卻有所不同。作者從不憚於說出自己的觀點，從表面上來看，這些觀點或觀念都十分明朗；作者也不會故意隱瞞自己的意圖，這些意圖有時還相當直露。但是，在作者的觀點或觀念之中，沒有一個能貫徹到底，自圓其說；他的意圖也不是處於統一和諧的狀態。我的意思是說，麥爾維爾的觀念從區域性來看是明朗或明確的，但是，由於它的每一個命題總有其反命題，每一次意義的闡述總是伴隨著相反的消解衝動，因而從總體上來說它是相當混亂、矛盾的。我認為，這種混亂和自相矛盾並非是有意為之（它與詹姆斯·喬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有意識製造混亂的文體有著重要的區別），而是內心迷惘狀態的真實反映。在這一點上，麥爾維爾既不同於他所崇拜的莎士比亞，也不同於他的啟蒙者卡萊爾，甚至也不同於他的導師霍桑。正是他的困惑和遊移給敘事意圖帶來了混亂，從而為讀者的詮釋騰出了廣闊的空間。

亞哈船長率領“裴廓德號”的水手追擊白鯨的過程是整部小說的中心情節，也是最富有象徵意味的事件。如果我們假設讀者是一位社會學家，他完全可以賦予這部壯觀而浪漫的史詩以嚴格的社會政治視角。因為“裴廓德號”的冒險史可以被視為十九世紀中葉美國社會發展狀況的隱蔽的象徵。“裴廓德號”就像一個微縮的世界，其社會分工、社會階層十分清晰。從船長、大副、二副到一般水手，每個人都享用不同份額的拆賬，而且海洋也不再是一個浪漫的冒險場所，它同樣受到現實社會政治因素以及遊戲規則的約束。亞哈船長一出場，就與那些試圖透過捕鯨而分取紅利的水手不一樣。他既老派，又固執，還多少有點異想天開，不願意受到一般社會化程式的控制；他去追擊白鯨，既不是為了獲利，也不是為了娛樂，而是服務於某種“高尚而神秘”的目的。亨利·納希·史密斯曾經將莫比－迪克描述成一頭尚未為人們真正理解的龐然大物，從某種意義上它暗指美國社會急劇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而亞哈恰如福克納筆下的那個老處女愛米莉（威廉·福克納《獻給愛米莉的玫瑰花》），完全生活在傳統社會的陰影之中，對於新型社會的一般倫理既不能適應，也自動地遊離於這個倫理之外。因此，亞哈無論是肉體，還是精神，都在這種社會更迭和鉅變之中留下了難以除去的痕跡。如果說愛米莉小姐是一朵靜靜枯萎的玫瑰，那麼亞哈則以他的非凡勇氣與他身心所面臨的幾乎難以超越的障礙展開了自殺性的搏擊，由於歷史的潮流不為一己之力而改變，因而他的追擊只能以毀滅而告終。在偏重於社會政治視角的學者眼中，亞哈的瘋狂是他與社會生活格格不入，陷入自我封閉和徹底孤立的必然結果。

對於弗洛伊德的門徒們來說，《白鯨》這部小說無疑是一個適合於精神分析的理想文字。亞哈這一形象也提供了一個病理學獨特個案。麥爾維爾本人也認為亞哈船長身上的偉大與勇氣本身就是一種疾病。用現代精神病的標準來衡量，亞哈所患的疾病既有憂鬱症，也有妄想狂的成分，當然也還有自我幽閉和強迫症的明顯徵兆。如果幹脆將亞哈描述成瘋子，那也許是不確切的，因為在整個追擊白鯨的過程中，他的理智並未崩潰，有時還相當清醒。比如，他為了迷惑那些水手，讓他們誤認為自己追擊白鯨的目的亦不過是為了獲取商業利潤，每次發現大鯨（不是莫比-迪克），他裝出一副急不可待的樣子下令攻擊，甚至，為了防止自己險惡的機心過早的暴露激起譁變，他還下達了一條莫名其妙的命令：讓瞭望手發現一隻海豚也要報告。但是，只有亞哈本人心裡明白他究竟要做什麼，或者說，他的心智出了怎樣的問題。如果我們簡單地來說，他的心靈遭到了囚禁，有一種不可知的力量統攝並控制住了他。一個常年飄蕩在海上，經受著單調孤寂生活折磨的人，很容易把這種無形的、不可知的控制者想象為一個具體有形的物件。對於亞哈來說，這個適當的物件就是那個他長久的對手兼夥伴、他從未戰勝過、被數不清的傳說偽裝起來並咬掉了他的一條腿的莫比-迪克。

在亞哈的意識中，白鯨成了另一個象徵：它是一堵牆，“那堵緊逼著我的牆”。他如果能夠得救或康復，就必須打碎那道牆：“囚犯除了打穿牆壁怎麼能跑到外邊來呢？”也許，麥爾維爾也向我們做出了這樣的暗示，人人都是他心靈的囚徒。我們還知道這也是霍桑的主題，但與麥爾維爾不同的是，霍桑從未想到過要去打碎囚禁著自我的那道牆壁。所以，從心理學和精神分析學的角度來看，亞哈追擊白鯨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他與自我生死搏鬥的過程，他惟一的敵人不是莫比-迪克，正是他自己。麥爾維爾也曾意味深長地發出過這樣的感慨：“亞哈船長在追擊自己的影子。”有評論說，亞哈是因為被莫比-迪克咬掉一條腿而產生了復仇心理，從而不惜一切代價去追擊它。這一論點儘管在作品中亦能找到支援它的零星證據，但還是過於簡單了。亞哈那條被咬掉的大腿只不過無時無刻不在提醒他——那堵緊逼著他、讓他須臾不得喘息的牆的存在。美國著名的評論家牛頓·阿爾文，乾脆將亞哈對白鯨的追擊描述成“一種反抗的本我與一種壓迫性文化的超自我進行殊死搏鬥的歷程”。然而，亞哈只不過是作者虛構出來的人物，對亞哈所做的任何形式的精神分析必然都會把作者牽涉進來，尤其是麥爾維爾本人的童年。在美國，的確有人對麥爾維爾童年進行過考證並找出了相應的證據。

我們當然也可以從基督教神學的角度對亞哈與白鯨的衝突進行考察和描述。有人說，《白鯨》是一個道德寓言：它告訴人們必須順從上帝的意志和神力。梅普爾神甫的講道以及小說中三次出現的預言家的警告似乎明白無誤地表達出作者的這種告誡的意圖。另外，麥爾維爾從小受到薰染的加爾文教的教義似乎也能夠支援這一判斷。加爾文教宣稱宿命論，認為人企求得到拯救的惟一道路是向上帝歸服，並企求他的悲憫。但是，一個明顯的事實是，這一判斷與作者在作品中時常流露出來的對亞哈向命運挑戰的敬佩與讚揚是互為矛盾的。

另一個問題是，白鯨究竟象徵著什麼？是上帝呢？還是魔鬼？是不可抗拒的萬能意志？還是破壞一切的魔鬼般的力量？從小說本身所提供的資訊來看，無論我們認同哪一個答案，都會不可避免地陷入自我矛盾的怪圈。順便說一下，在霍桑那裡上帝與魔鬼本來就是一回事。麥爾維爾觀念上曾經受霍桑的影響，因此他創造出莫比-迪克這個神魔合一的怪物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