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痛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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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記作者的筆下，詹姆斯·喬伊斯常常被描述成一個冷漠、厭倦、消極悲觀、極端個人主義的作家；而寫作《尤利西斯》時的喬伊斯則又多少有點玩世不恭（天知道他在這部曠世奇書中故意設定了多少陷阱，讓後世的教授和學者傷透了腦筋）。所有這些標籤組合成了詹姆斯·喬伊斯的世俗形象，這個形象與作者本人所宣稱的國家觀念、宗教態度和處世哲學倒是頗為契合。喬伊斯在言論上對於國家觀點的淡漠是眾所周知的。有關他的宗教態度，他在《青年藝術家的肖像》中，曾藉助戴德勒斯之口，把天主教稱為coherent absurdity（有條理的荒謬），而基督教稱為incoherent absurdity（混亂的荒謬），關於他的處世態度，消極、悲觀與機巧、圓滑只不過是一個處世方式的兩種表現形式，其實質是遺世獨立，清高自守，孤傲而冷漠。

喬伊斯在寫作《都柏林人》的時候，他的人生道路似乎就已經走到了盡頭，不管怎麼說，二十歲的喬伊斯對他眼中的世界產生這樣的觀感（我們知道這種觀感以及由此而導致的人生哲學正左右了他的一生）並不是一件平常的事，在讀完《都柏林人》之後，我曾經不斷追問這樣一個問題：什麼樣的障礙使他的情感無法逾越，什麼樣的因擾那麼早就抓住了他脆弱的心，使他精神狀態陷入空前的危機。當然，我們也可以將同樣的問題拋給《悲痛的往事》中的達菲先生。

敘事者在這篇小說中的陳述：達菲先生有一種構思自傳的奇特習慣，時常在自己的腦子裡組成一個關於自己的短句，句子的主語雖說是第三人稱，傳主只能是他本人。《悲痛的往事》所採用的也是第三人稱，這個敘事者與喬伊斯本人又有多少聯絡呢？

在達菲先生的辭典中，平庸、現代化、自命不凡是同一個概念，所謂的中產階級當然是“愚蠢”的同義語。他們把本階級的道德觀念交給警察，把本階級的美好藝術交給歌劇團的經理。如果我們認為達菲先生生來就與中產階級過不去，對他們的庸俗趣味不屑一顧，這是不符合實情的。因為達菲先生對社會底層的工人也同樣沒有什麼好感，在他看來，這是一群不能連續思考六十秒種的空談家，甚至對於乞丐，達菲也感到十分厭惡，他從來不給他們任何施捨，他時常在自己的書桌上寫下一些費解的句子，比如說，男人與男人之間不可能有愛情，男人與女人之間不可能有友誼。由此看來，達菲先生並非只是討厭生活中的某一類人，而是討厭所有的人，不是厭惡生活中的某些趣味，而是厭惡生活本身。為了與這個世界斬斷一切的聯絡，他似乎也只有離群索居這一條路了。這個世界是否存在著達菲先生所喜歡的事物呢，他認為就是“過去”。我們在前面已經談到，“過去”或“往事”是喬伊斯非常喜歡用的一個概念，往往意味著幸福的回憶，但這個概念實際上是非常抽象而空洞的（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內容），喬伊斯只是在某種象徵的意義上使用它，用來反襯“現實生活”的絕望與無趣。在達菲先生看來，他內心的絕望感的最重要的來源就是世界的與人的精神的雙重“混亂”。為了與這種無處不在的混亂相抗衡，他用自己的全部生活建立起個人的“清潔”與“秩序”，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說的那樣，希望在無望的人間建立起上帝的天國，而他把自己一生的全部奮鬥與抗爭，耗費在整理自己的居室的日復一日的勞作中，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代償行為”，也是一個充滿反諷的寓言。他的房間越清潔，他個人心靈的自閉壁壘也就越厚重；他自以為是的步伐越堅定，他內心的迷茫感也就越深刻。他看上去忙得很，工作，看書，寫作，參加墓地遺體告別儀式，在聖誕節訪問他的親戚，甚至他還去劇院聽音樂會，他這樣做似乎只有一個目的，避免自己處在“閒暇”之中，與其說憎惡“閒暇”和無所事事，不如說他害怕面對自己的內心。

就在他去劇院聽音樂會的過程中，一段悲哀的“豔情”故事發生了。他似乎“愛上了”一個有夫之婦，指導她讀書，他接近她，與她交談，充當她的“精神牧師”，使後者很快陷入情網，然後突然地、沒有預兆與理由地斷然離開她，導致她飲酒過度，精神恍惚而死於非命。這個“豔情”故事，我們可以把它與辛格的《市場街的斯賓諾莎》作一個比較。在辛格的小說中，主人公謝菲爾德教授因為女傭的“獻身”而奇蹟般地獲救，從而讓他明白了歌德“生活之樹常青”這個訓誡的真諦，而在《悲痛的往事》中，愛情的結果只不過是多了一個殉葬品而已。不僅如此，我以為喬伊斯的用意是為了讓這段離奇而溫馨的情感糾葛來測量一下主人公達菲先生的虛無的深度。所以，在《悲痛的往事》中，悲劇的主角並不是埃米莉·辛尼科太太，而恰恰是達菲先生本人。達菲覺得自己是一個“被人生的盛宴排斥在外的人”，他活著，而在某種意義上他已經死了。他沒有了愛慾，沒有了生活的動力與激情，甚至喪失了基本的意願。假如說，達菲的身體與精神狀況已完全麻木，他的悲劇性也許還沒有那麼深刻。問題在於，他理智還能隱約感覺到自己的荒謬，他與埃米莉的交往顯然不完全是被動的，他甚至主動接近對方，“抓住機會同她親熱一番”，只有當對方表現了明顯“愛情”的訊號時，他才發現自己的內心已經死去，沒有任何能力。這一點，我們在埃米莉死後，達菲的追悔與悲傷也可以看得比較清楚。我個人認為，儘管喬伊斯在這篇小說中使用了淡淡的揶揄和諷刺，但達菲先生的精神狀況正是這個時期喬伊斯本人的真實寫照。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在《死者》中作進一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