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小說敘事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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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一</h2>

耿佔春先生在一次談話中曾提到，我們對於敘事文學在二十世紀末所面臨的普遍困境的描述，一開始就存在著某種錯覺。他做出這樣的暗示，並不是對於急劇變化中的社會對文學的疏離和冷漠視而不見，對於文學在社會生活中所佔的份額及其影響力的縮減缺乏瞭解。問題恰恰在於，我們在發出小說死亡，文學日暮途窮一類的哀嘆時，必然有著一個潛在的心理背景和比照尺度，在很多人的眼裡，這一尺度就是十九世紀的文學黃金時代。

這種比較雖然有著統計學上的、表面的合理性，但危險也同樣存在。從時間上來說，歐洲小說除了十九世紀的輝煌之外，尚有十七、十八世紀相對的沉寂，中世紀的漫漫長夜；而從空間上而言，歐洲之外還有非洲、印度、埃及、南美和中國。因此，敘事文學在十九世紀的歐洲所造成的空前繁榮的局面僅僅是一個特例，而且，這種繁榮主要指向文學在公眾生活中的地位，文學對於大眾的影響力。這種輝煌曾經達到了怎樣的程度，它所留下的陰影就會濃重到怎樣的程度。兩者都被誇大了，以至於我們忽略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文學從根本上來說是個人的事業。假如它是一個奇蹟，也是個人用無數痛苦和夢想堆積起來的奇蹟，假如文學是一個神祇，只有那些感覺到在世界的胸膛裡始終有神秘事物敲擊著的人們，才會感到親切的共鳴。

在我的意識中，時代或地理因素從未成為一個重要問題，國度、種族，甚至是道德觀和宗教信仰亦不會成為閱讀的取捨準則，只有個人的心靈在面臨歡樂的歌唱，面臨晦冥的顫慄才會帶給我們長久的震撼，只有語言，讓我們心懷希望和感激。

當我試著就二十世紀的小說創作寫下一些浮光掠影式的感想時，我對於以下一些名字懷有敬意：卡夫卡、普魯斯特、威廉·福克納、博爾赫斯、雷蒙德·卡佛。他們所探索的不僅僅是未知世界，而且是未知世界的真理；不是瞭解，認知和記述，而是領悟和啟示。中世紀有了但丁就有了一切，同樣，卡夫卡和博爾赫斯的存在為二十世紀的文學挽回了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