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語言孤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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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言慎行的民族

從動物的舌頭，到青銅器上的吐舌圖象，再到聽不懂的語言，醞釀出了這篇奇怪的小說〈舌頭考〉。

這篇作品也牽涉到蘇聯解體和現代中國處境等政治問題，同時我塑造了一個人物叫作呂湘，一個湖南的人類學者，藉他來闡述從楚墓裡挖出來的吐舌怪物，以及我對語言的興趣。

我在小說中杜撰了一個考古的發現：聯合國文教組織裡的一個考古小組在南美高地發現一具距今一千七百萬年前的雌性生物遺骸。這具骸骨出土後，人類學家要斷定它是動物、猿人或者人類；最大的區別就是人類的脊椎直立，偏偏這具遺骸的脊椎直立，又有一點點尾椎，有點像袋鼠後腿站立、用尾巴支撐身體的姿態。

這項發現在世界各地引起熱烈的研究，包皮括一位來自波羅的海愛沙尼亞的人種學教授烏里茲別克，當他在芝加哥的學術討論會上，以他左派的唯物史觀認定這是一具人類最早的母性遺骸時，全場譁然。這個情況有點像《小王子》裡，土耳其的天文學家發現了一顆行星，但因為他在發表時穿著土耳其的傳統服飾，太不符合學術界的規矩，所以沒有人相信他。

我們會發現學術界裡有一些外在的規矩，如同語言一般，流於一種形式，它不是檢定你的創意性、論證的正確性，而是一些外在架構。有參加過論文口試的人就會知道，口試委員所關心的往往是論文的索引、參考資料，而不是論文中你最引以為豪的創意。這又是一種荒謬，一切都是很外在的，包皮括語言，變成一種外在的模式符號，其內在的本質完全被遺忘。

在〈情慾孤獨〉裡，我提到了儒家文化不鼓勵孤獨，而這個巨大的道統其實也不鼓勵人們在語言上做精細修辭。孔子說過：「巧言令色，鮮矣仁。」他認為「仁」是生命裡最善良、最崇高的道德，而一個語言太好、表情太豐富的人，通常是不仁的。孔子的這句話影響了整個民族，變成說話時少有表情、語言也比較木訥。

這不就是我們小時候常常受到的訓誡：不能隨便講話。客人來時講太多話，父母會認為有失身分，等客人走就要受處罰。但小孩子哪裡知道什麼是有身分的話，什麼是沒有身分的話？最後就變成了不講話。

語言和文化習慣有很大的關聯，在希臘文化中有修辭學、邏輯學（logos），後者更是希臘哲學一個很重要的基礎。所以，你可以看到柏拉圖的哲學就是《對話錄》，即是語言的辯證。在西方，語言訓練從小開始，你可以看到他們的國會議員說話時，常常會讓人覺得嘆為觀止，然後納悶：「怎麼搞的？我們的立法委員不會有這樣的表現？」

相對地，孔子要求人的內在多於外在，如果有人講話講得很好聽，就要進一步「觀其行」，行為若不相符，他是無法接受的。

東西方對於語言的訓練，沒有絕對的好或不好，這是一個人如何去處理自己語言的問題。

忽視語言的儒家

春秋戰國的九流十家並不是都否定語言的重要性。公孫龍、惠施的「名家」學派，說的就是希臘人的邏輯學（邏輯學其實可以翻譯為「名家之學」，但我們現在用的是音譯）。名家有所謂「白馬非馬」的邏輯辯證，可是如果現在有個人指著一匹白色的馬告訴你：「這不是馬」，你會覺得很不耐煩，但這就是語言學。從語言邏輯來看，白馬和馬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如果你會覺得不耐煩，那麼你就是很儒家。

「白馬非馬」探討的是辭類的問題，在希臘文化裡有嚴格的分別，然而在中國就變成了「巧言令色」。所以儒、道、墨、法等各家都有著述傳世，名學卻很難找到其經典，只有一些零散的篇章，如「白馬非馬」、「卵有毛」之類的寓言，都是名學學派發展出來對語言結構的討論。

西方符號學也是討論語言的結構，主張在檢驗思想內容前，要先檢驗語言的合理性，如果語言是不合理的，那麼說出來的也一定是錯誤的，必須先將錯誤處標示出來，然後去找到符號學的定論。我們的文化在這方面的檢驗很弱，所以你可以看到政治人物的語言都非常混亂，西方的政治人物使用語言很講究，因為隨時可能會被攻擊，可是我們對語言並沒有這麼嚴格的要求，使語言的含義經常是曖昧不明

的。

莊子的哲學裡也有關於語言的討論。莊子和好朋友惠施有一段廣為人知的對話，他們在河邊看魚，莊子說：「你看，魚在水裡遊，多麼快樂。」這句話很多人都會講，如果今天站在莊子旁邊的是孔子，一定不會如惠子一般回答：「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這句問話就涉入語言的修辭學、符號學，惠子的用意是要讓莊子的問話接受邏輯驗證。

如果你身旁有個如惠子一樣的朋友，恐怕都不太敢講話了。可是莊子回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他依照惠子的邏輯推翻惠子的推論。接下來的對話都是邏輯辯證，在儒家道統眼裡是完全排斥、毫無意義的對話。我們可以推測，如果名家能夠壯大的話，或能彌補儒家文化對語言的忽視。

儒家文化不講究語言的精準性，基本上儒家的語言是接近詩的語言，是一種心靈上的感悟，把語言簡化到一個非常單純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