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革命孤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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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讀克魯泡特金的作品都是當作詩來讀，因為他一直相信人類終有一天會不需要政府，自動自發地去繳稅、去建設，不需要他人來管理。我年輕的時候相信他，現在的我則相信這個社會一定會有階級，一定會有窮人與富人。

也就是說，當你有一天說出：「哪一個社會沒有乞丐？」時，就表示你已經不再年輕了。

然而，即使你已過了夢想的年歲，年輕時候的潔癖仍然會跟著你，在某一剎那中出現時，還是會讓你寢食難安，讓你想問：「是不是已經老了？是不是已經放棄當年的那些夢想？」

如果說年輕時的夢想是百分之百，過了二十五歲以後會開始磨損，也許只剩下百分之八十、七十、五十或是更少，但是孤獨感仍在。即使都不跟別人談了，仍是內心最深最深的心事。

所以在我的小說〈安那其的頭髮〉裡，我描寫野百合學運的領袖有一頭美麗的長髮，而一個叫葉子的女孩迷戀著他，可是他們之間的男女情感不會激昂過革命同志的情感，因為革命是為了一個更大的、

共同的夢想。因此，葉子可以懷著身孕，仍然在廣場上沒日沒夜任勞任怨地做著所有學運的事情；可是背後有一件事連葉子自己都搞不清楚：她迷戀的是頭髮，還是頭髮下面的信仰？

在古老的基督教神話中，大力士參孫的頭髮被剪掉之後就失去力量；而軍隊、監獄管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剃光頭－－我清楚地記得上成功嶺的第一個晚上，當所有人的頭髮都被剃光時，我感覺到大家都變一樣了。

頭髮好像是個人獨特性的一部分，一旦失去頭髮，個性就消除了。有人跟我說，監獄裡再厲害的老大，一剃掉頭髮，就少了威勢。頭髮好像有一種魔力，像是符咒一樣的東西，影響人類的行為。

我在這篇小說裡用了超現實的處理；在月圓的晚上，一陣風吹來，領袖緩緩拉下那一頭異常美麗的頭髮，竟是一頂假髮‥‥從來沒有人發現。

其實克魯泡特金是一個禿頭，他在瑞士寫《一個反叛者的話》時，拍下一張照片，當時他已經沒有頭髮了。這讓我想到把頭髮的意象和革命者的孤獨結自在一起，於是寫下〈安那其的頭髮〉這篇小說。

革命者的自覺

我個人很喜歡這篇小說裡的一段是關於夜晚的廣場，這個場景是

我在參加野百合學運時，坐在夜晚的中正紀念堂上得到的感受。在白晝的激情過後，到了夜晚，廣場上年輕革命者的叫囂都沉睡了，我看到廣場上一個一個的睡袋，一張一張稚嫩的臉，有的睡袋裡是男女朋友相擁而眠，我突然有了另一種省思，並且感覺到自己與這些年輕生命的關聯。如果說我愛上了革命者，大概就是在這個時刻。

做為一名女子，如果對所愛戀的男子的意見不斷猜測，相信是堅決的要那其主義者的他所鄙視與反對的吧。

有一次葉子問起他有關女子頭髮長短的問題時，他有些不屑地回答說：「解放的安那其的女性是不會以男子的悅樂為自己生存的目的的。」

他說完之後，似乎也自覺到對問話者不屑的表情。長久以來和平的安那其主義的內在訓練使他立刻對自己的行為有了反省。他平息了自己的情緒，有些抱歉地撫愛起葉子的一頭長髮，安靜地說：「葉子，有關頭髮的問題，並不是安那其主義的重點。」

葉子同時感覺著黨人的與男子的愛幾乎是唯一的一次。大部分時間，她仍然無法調整好那來自肉體的悸動的貪戀與頭腦思想中理性信仰的關係。

但是，結果她還是把一頭長髮剪短了。

她這樣想：頭髮既不是為了取悅男子而存在，過去存留長髮的許多近於夢幻的聯想其實可以一併剪除。頭髮的確如領袖所言是最接近人類思考部位的產物，也因此沾帶了最多與思想有關的意識型態的辯證在內。

葉子對著鏡子，把一片及腰的長髮拉成一綹，吸了一口氣，決絕地一刀剪斷了。葉子剪完頭髮，看著鏡子裡的自己，有

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彷彿被剪去的不是頭髮，而是她屬於過去沒有覺悟的女性的種種。

「革命，真正的革命並不是動刀動槍，而是革除掉腦中腐敗、霸道、墮落的部分。」

黨人們不是常常這樣說嗎？

葉子因此覺得從女性中解放了出來，第一次感覺著安那其不僅要解除人類在歷史伽鎖中有開「家庭」、「國家」、「民族」、「階級」等等腐敗墮落的觀念，也同時連帶地要將歷史加諸於性別上的差異與主從性質也一併解放了。

寫這一篇小說時，我其實沒有考慮到讀者的閱讀，我想很多讀者對這一個領域相當陌生，原因之一是臺灣在二次大戰後，思想是被壟斷的，缺乏不同信仰之間的辯論，在戒嚴時代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就像我高中的英文老師陳映真先生，因為翻譯了一篇馬克思理論的小序言，印給他的朋友，就變成了一個政治事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缺乏思想思辨的習慣。不如巴黎人在午餐、晚餐、下午茶時，談到一個政治事件就能提出自己獨特的看法，甚至夫妻之間也會有不同的看法。

甚至當年參與學運的領袖都不一定擁有思辨的習慣。學運成功得非常快，大部分的學運領袖可能叄十出頭歲就變成政府重要的官員，他們沒有時間繼續保有革命者的孤獨，去醞釀對其社會理想進行思辨的習慣。我的意思是說，他們一下子從受壓迫者變成執政者，沒有辦法繼續發展革命者的孤獨感。

當我重讀這篇小說，有一個待別的感觸：一個社會裡的失敗者角

色，其意義與重要性為何？司馬遷的項羽、司馬遷的荊軻，留在歷史上，使失敗者知道他就是該扮演失敗者的角色，使他能發言去對抗成功者，才有所謂的思辨。

對於臺灣學運發展的過程，一方面我們會慶幸對一個保守到開始腐敗的政權，在最短的時間內引起社會的反省與檢討；可是另一方面，新的力量立刻取代舊的，反而無法延續反省與檢討。所以在小說中，葉子懷孕後離開領袖，她好像發現了原來自己是因為愛上領袖的頭髮才變成安那其的黨人，當她離開後，又開始穿起小碎花的裙子、蕾絲邊的襪子，回復到受安那其主義批評為「小資產階級」的小可愛女性形態，但她覺得，她還是要回來做自己。

我當時隱約覺得，如果革命者不是因為充分認識自己而產生的自覺，革命會變得非常危險。

佛學與革命的糾結

清代末年有很多動人的革命者形象，其中之一就是譚嗣同，他是康梁政變六君子之一。他是學佛的人，卻走向激烈的革命，康梁政權失敗，滿清政府在逮捕黨人時，他其實有充分的機會可以逃跑。但他對梁啟超說：「你一定要走，我一定要留。沒有人走，革命無以成功；沒有人留，無以告所有曾經相信這次革命的人。」他決定扮演走向刑場的角色。

我相信，譚嗣同內心裡有一種空幻、一種虛無、一種無以名狀的孤獨，使其將佛學與革命糾結在一起。當他覺得生命是最大的空幻時，他會選擇用生命去做一件最激情的事情，如同我在敦煌看到六朝佛教的壁畫那些割肉餵鷹的故事，我想，那是非常激情的。

譚嗣同讓我們看到一個孤獨的革命者最高的典範吧！其性格延續到了共產黨成立時另一個有趣的革命者：瞿秋白。臺灣大概很少有人知道這號人物，他的書《餓鄉紀程》在臺灣也不容易買到。瞿秋白是一個學佛的文人，會刻印、寫書法、搞詩詞，但是他突然對文人世界的委靡感到不耐，決定出走，所以在一九一七年聽到俄國發生革命時，儘管對俄國一無所知，他還是進了同文館開始學俄文，然後坐火車一站一站慢慢到了俄國。《餓鄉紀程》就是記錄這一段過程，描述與他同行的清朝官吏在車上打麻將，和小太太玩得一塌糊塗時，他卻在苦啃俄文，相信俄國革命成功了，中國革命也一定能成。

我們看到一個學佛、浪漫唯美的文人，卻是最早翻譯共產黨宣言，把共產黨最重要的一首歌〈國際歌〉翻譯為中文（原來是法國巴黎公社的歌曲，後來譯成各種語言為全世界共產黨黨員所傳唱）。瞿秋白回到中國以後，就變成共產黨的領袖；但他終將成為《史記》裡的失敗者。在他成為領袖後，他突然發現自己不是一個領袖，他是愛美的、他是柔弱的，他也鬧出了一些「傳聞」，聽說他和沈從文、丁玲、胡也頻等人在一起時，共產到連婚姻愛情都共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