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革命孤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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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最後的荒涼

前面提過，魯迅的小說〈藥〉就是以秋瑾為主角。魯迅也留日，且是紹興人，他從小就在秋瑾被砍頭的街市口走來走去，其內心受到的震撼不可言喻。所以，我認為魯迅是一個非常瞭解革命者孤獨的小說家。

魯迅自己卻不走向革命。當時每個黨都希望魯迅能加入，因為他

的影響力實在太大了。可是，從頭到尾，魯迅沒有加入任何一個黨。他保持高度的清醒。只是寫文章感念年輕的革命者，他的學生柔石、胡也頻都是在白色恐怖時遭到逮捕的年輕詩人，魯迅為文時，甚至不能寫出他們的名字，只能以散文〈淡淡的血痕中〉追悼。

一九一七年俄羅斯列寧革命前，幫助列寧的也多半是詩人，其中包皮括馬雅可夫斯基、葉賽寧，他們在革命前奔走呼號，寫了幾首詩讓大家在酒酣耳熱之際可以高聲朗誦，激動人心，但是在革命成功後，這兩個人相繼自殺了。

有一段時間，我的書桌玻璃墊下壓著葉賽寧自殺後的照片，太陽穴上一個窟窿。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做？大概是警告自己，這就是革命者的下場，或者，是紀念詩人與革命者的孤獨之間非常迷人的關係。

這些人的詩句多年來感動著每一個人，而他們的生命卻多走向了絕對的孤獨。

何謂絕對的孤獨？就是當他走上刑場時，他感覺到自己與天地之一切都沒有關聯了。

而這部分，歷史不會說。

後人講到林覺民、講到秋瑾、講到徐錫麟、講到陳天華，是從一個政治的角度稱他們為「烈士」，所以他們慷慨赴義，死而無怨，歷史不會寫到他們也有孤獨的一面，更不會提到他們生命最後的那種荒涼感。

秋瑾是在黎明之前被拖到紹興的街口，對她而言，不但再也看不到真實的日出，也看不到整個國家民族的日出，漫漫長夜何等煎熬，這是生命最後的荒涼。而她的屍首曝曬數日，是不能去收的，誰去收誰就是同黨，直到一兩個星期後，她的好友吳芝瑛冒著九死一生偷回屍體，把屍體運到杭州埋在西湖岸邊。

吳芝瑛也是不得了的人物。秋瑾很多資料能保留下來，就是歸功於她一生的知己吳芝瑛。這些清代後期的女性，其所作所為，我們今日讀來都要覺得瞠目結舌。

回到九○年代臺灣的學運，當時我在東海教書，擔任系主任的工作，從電視新聞與報章媒體得知有那麼多的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過夜，有那麼多的學生佔據臺北火車站，發表演說，要求與政府高層對話。而再晚一點大陸的天安門廣場上，也有一批學生集結，大家是否還記得？吾爾開希穿著睡衣去與李鵬對話的書面。

他們讓我想起在巴黎的年代。

一旦革命成功，便不可能再是詩

但是，革命者若不是最後畫下一個漂亮的句點，其實蠻難堪的。這是我一直想講的矛盾，革命者的孤獨應該有一個死去的自我，可是革命不就是為了要成功嗎？為什麼所有的革命者都是以失敗者的角色在歷史上留名？

革命者本身包皮合著夢想的完成，但是在現實中，一旦革命成功，夢想不能再是夢想，必須落實在制度的改革，以及瑣瑣碎碎大大小小的行政事務上，它便不可能再是詩。

如果你堅持革命者的孤獨，就必須是像司馬遷寫《史記》所堅持的美學意識形態。並不是說不能當劉邦，我相信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劉邦而不是項羽，都想成為成功者而不是失敗者，但是在美學之中，留下的符號總是一個一個出走的孤獨者、失敗者。

現在我經過臺北火車站、經過中正紀念堂，十多年前學運的畫面還會躍入腦海，而十多年前學生對我說：「我不要搞政治，也不要參與這些東西」時，我說：「這不是政治，你那麼年輕，去旁邊感受一下那種激昂吧！」

說這話時，我一直回想到二十五歲時在巴黎所受到的震撼。

這麼說好了，你的生命裡有沒有什麼不切實際的夢想？沒錯，就是不切實際，因為青春如果太切合實際，就不配叫作青春了。

因為青春本來就是一個巨大的夢想的嘉年華。

參加學運的人不一定都是為了政治目的，包皮括我在巴黎一起參加學運的朋友，有些人就是因為男朋友或女朋友參加而參加，他們甚至不知道遊行的議題到底是什麼。但是，曾經感受過那份激昂的人一生都不曾忘記。

我還記得當年經過中正紀念堂時，看到一個約莫大二、大叄的男學生，有一張很稚嫩的臉，已經被推為學生領袖了，他必須向大家發言，他必須懂得組織，這麼多的學生光是吃飯問題、衛生問題就叫人頭痛了。當他在臺上講話時，有時會羞怯，有時會說得不好，有時還會撥一下頭髮讓自己漂亮一點；然後跳一個時空，這張臉可能到了立法院、總統府，仍然站在講臺上侃侃而談‥‥

這兩張臉要如何去迭合？對我而言，就像秋瑾那張照片的問題。

後來這些人都變成很熟的朋友，也常常會碰到，我總是試圖在他們臉上找回革命者的孤獨感，如果我能夠找到一絲絲的孤獨，我會覺得很高興，雖然我不知道會不會因為這個夢想，使他的官做得不倫不類？

這可能是我的問題吧！

也許我應該再寫一篇有關臺灣學運的小說，因為世界上很少有學運這麼成功。當年參與野百合學運的人，今天都身居要職，這時候對於學運的反省和檢討，以及對參與的革命者內在孤獨感的檢視，會是一個有趣的題目。為什麼十年來沒有學運了？是社會都改革了嗎？還是所有的夢想都不再激情了？

夢醒時分

七○年代我在巴黎參加安那其組織，帶頭的是一個姓蔡的香港學生，記憶中他的頭髮很漂亮，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男性有這麼美的頭髮，我發現他每次在跟大家談克魯泡特金的時候，旁邊圍坐的人都在看他的頭髮。就在那一剎那間，我有一個很奇怪的感覺：領袖應該要很美的。

革命這東西真的很奇怪，它的魅力總是來自一些你無法說明的東西。

那個時候，我記得組織裡不管是男性、女性都很迷戀他，每次他講話講到困頓的時候，會出現一種很奇特的表情，柔弱的、自責的‥‥你可能會想，一個革命領袖怎麼會是柔弱的，應該是很剛強的呀？事實就是如此，你可以注意一下，有時候我們投票給一個人，就是因為他的柔弱使你覺得心疼。

這位蔡姓領袖是我所接觸到的第一個學運領袖，他所帶領的團體整個變成美學。我們那時候住在巴黎的一個地下室中，大家睡在一起，有一臺打字機，大家輪流打字，辦了一個刊物叫《歐洲通訊》，裡面有很多克魯泡持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很多人出去工作，例如我去做導遊，賺了錢回來就放在一個筒子裡，大家一起用。

我跟很多朋友講過，後來我退出是因為發現有人偷筒子裡的錢。那大概就是我的夢醒時分了吧！我覺得，如此高貴的團體裡怎麼會有

這麼骯髒的事情？

所以我們也可以說，革命者的孤獨是革命者迷戀自己年輕時候的潔癖，而且深信不疑。你相信理想是極其美好的，而且每個人都做得到，你也相信每個人的道德都是高尚的，會願意共同為了這個理想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