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倫理孤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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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上的失蹤

「我」這個中年婦人出走到巷子口，又回家了，她繼續關在公寓裡，繼續聽每一家的鑰匙怎麼開啟，怎麼關門。

有一次「我」和張玉霞聊天時，提到她很討厭住在四樓B的劉老師。張玉霞說，「他很愛孩子唉！」「有幾次我和娃娃一起，遇見了他，他就放慢腳步，跟娃娃微笑。」但是這個「我」還是覺得劉老師很怪異，身上有一種「近於肉類或蔬菜在冬天慢慢萎縮變黃脫水的氣味」。

這個單身的劉老師，從小學退休之後，常常在垃圾堆裡撿人家丟掉的洋娃娃，有一次在樓梯間剛好遇到第一人稱的「我」，他拿著一個破損的洋娃娃頭，向「我」展示，說這洋娃娃的眼睛還會眨。劉老師經常撿一些破損的洋娃娃頭、手、腳回來，放在黑色的木櫃裡，而這件事就和社會事件中頻頻發生的兒童失蹤案連結在一起。

失蹤不一定是具體的失蹤，可能是心理上的失蹤。如果你有看過法國超現實導演布紐爾（LuisBunuel）的作品《自由的幻影》（LeFantomedelaliberte），裡面有一段以超現實的手法，處理兒童失蹤。那一段是老師在課堂上點名，點到了Alice，Alice也喊了「有」，可是老師卻說她失蹤了，馬上通知家長來。她的父母到了學校，Alice說：「我在這裡。」但爸爸媽媽說：「噓，不要講話。」然後轉頭問老師：「她怎麼會失蹤？」

失蹤在電影裡變成了另一種現象，其實人在，你卻覺得他不在。

例如一對貌合神離的夫妻，他們躺在同一張床上，對彼此而言卻是失蹤的狀態。我們一直覺得被綁架才叫失蹤，可是如果你從不在意一個人，那麼那個人對你而言，不也是失蹤了。

電影啟發了我把失蹤轉向一個心理的狀態，表示失蹤的人在別人心裡消失了，沒有一點具體的重量。我有一個朋友也是單親媽媽，孩子很小的時候，她的工作正忙，晚上應酬也很多，她沒有太多時間陪小孩，就讓小孩掛串鑰匙上下學。她也很心疼小孩，卻沒辦法陪伴她，又很擔心孩子被綁架，所以她就在每天晚上回家時，孩子己經寫完功課準備要睡了，她硬拉著小孩一起練習各種被綁架的逃脫術。有一次，她就在我面前表演，戴上綁匪的帽子、口罩，讓孩子練習逃脫。當時我覺得好可怕，就像軍隊的震撼教育一樣，可是讓我更震撼的是，這個城市的父母都已經被兒童綁架事件驚嚇到覺得孩子都不在了，孩子明明在她面前，卻覺得她已經失蹤了。

朋友的故事變成小說裡，張玉霞和孩子娃娃每天晚上的「特別訓練」。而住在叄樓的這個「我」，每天晚上就會聽到各種乒乒乓乓的聲音。

愛成了寄託，喪失了自我

這個公寓裡最大的寂寞者－－「我」，因為沒辦法出走，就把生命寄託在兒子身上，所以她生活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收到兒子詩承寄來的信時，拿著紅筆勾出重點，她每讀一次，就覺得還有重點沒

晝到，再畫一次。他的兒子讀法律，寄來的信很少問候父母，都是摘錄一些中文報紙上的新聞，有一次提到了兒童失蹤案，引起了「我」的興趣，她開始蒐集報紙上的報導，準備要寄給兒子。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我」這個中年婦女，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居住在遙遠美國的兒子身上，他所關心的事情，就變成她關心的事情。－－當我們在倫理的網路之中，很難自覺到孤獨，就是因為我們已經失去自我，而這個自我的失去，有時候我們稱之為「愛」，因為沒有把自己充分完成，這份愛變成喪失自我主要的原因。

有一天，娃娃失蹤了。失蹤不再只是新聞報導，而變成一個具體事件，而且是在「我」住處樓上發生的事情。娃娃的母親張玉霞幾乎到了崩潰的地步，而這一切是「我」所預知的，她聽著下班後的張玉霞上樓、開鎖、關門的聲音，然後她走到房門邊，「等候著張玉霞在房中大叫，然後披頭散髮地衝下叄樓，按我的門鈴，瘋狂地捶打我的房門，哭倒在我的懷中說：『娃娃失蹤了。』」

人在某一種寂寞的狀態，會變得非常神經質，敏銳到能看到一些預兆，而使得假象變成真相。

布紐爾另一部電影《廚娘日記》（LeJournald’unefemmedechambre），敘述一個紳士在妻子死後，僱用一個廚娘，廚娘在日記裡寫著這個外表行為舉止都很優雅的紳士，其實是一個好色之徒，常常偷看她洗澡更衣。這部電影有一大半是在對比這個紳士的裡外不一，一直到最後才揭曉，原來偷窺是廚娘長期寂寞裡所產生的性幻想。

所以小說裡的「我」聽到張玉霞的尖叫聲、哭聲，然後衝下來按門鈴，哭倒在她懷中，這是幻想還是真實發生？我們不知道。她開始安慰張玉霞，然後報警，叄天后來了一個年輕俊美的警察，警察到她家就說，他是「為了多瞭解一點有關劉老師的生活」而來，他們都覺得劉老師最有嫌疑，因為劉老師非常愛娃娃，在樓梯間遇到時就會對他微笑，摸摸他的頭，還會買糖給他。

在兒童失蹤案經常發生的時期，一些原本愛小孩的人，看到小孩都不敢再靠近了，怕讓人誤會。這個劉老師原本是大家口中的好人，因為他特別愛孩子，他退休後還會到小學門口，陪孩子玩，教他們做功課。可是在兒童綁架勒索案愈來愈多時，人們開始懷疑他，甚至是懷疑這個糟老頭是不是有戀童症？劉老師突然就從一個慈父的形象，變成了戀童癖。

一成不變的危機

當年輕的警察看到茶几玻璃板下壓的一張詩承的照片，隨即漲紅了臉，「他說是詩承在某南部的市鎮服役時認識的，那時他正在一所警察學校讀書，他們在每個營區的休假日便相約在火車站，一起到附近的海邊玩。」

作為母親的「我」聽完嚇了一跳，詩承當兵時從來沒有跟她說過和一個警察這麼要好，這時候他身為母親的寂寞，以及倫理中的唯一連繫，再次面臨了危機。

我其實是想一步一步解散這個「我」引以為安的倫理，因為所有倫理的線都是自己所假設的，其實它無法綑綁任何東西，也連繫不起任何東西。如果沒有在完成自我的狀態下，所有的線都是虛擬假設的。

在小說裡「我」是真正的主角，雖然很多朋友看小說，會覺得劉老師是主角，或張玉霞是主角，但是我自己在撰寫時，主角是假設為第一人稱的這個「我」，我就讓她一步一步地面臨倫理的崩解，而和社會上存在的現象去做一個對比，而這個角色可能是我的母親，可能是我的朋友，也可能是許許多多的中年女性，當她們把倫理作為一生的職責時，所面臨到的困境。

這個問題不只在臺灣，日本也有類似的現象。在日本，離婚率最高的年齡層是在中年以後，就是孩子長大離家後，做妻子的覺得該盡的責任已經盡了，便提出離婚，說：「我再也不要忍受了」，往往會把丈夫嚇一大跳。這樣的報導愈來愈多，不像我們所想像的年輕夫妻才會離婚。

有人說，這是因為婚姻有很大一部分是為了倫理的完成，當倫理完成以後，她就可以去追尋自我了。但我覺得應該是在充分地完成自我之後，再去建構倫理，倫理會更完整。

小說的最後，警員拿到了搜尋令，進去劉老師的房間，發現一個好大的黑色櫃子，開啟櫃子，裡面都是洋娃娃的頭、手、腳．殘破的身體。他沒有綁架兒童，他只是蒐集了一些破損的洋娃娃，可是這個開啟櫃子的畫面，會給人一種很奇怪的聯想。我常在垃圾堆裡看到一些人形的東西，例如洋娃娃，一個完整的洋娃娃是被寵愛的，可是當

它壞了以後－－我們很少注意到，兒童是會對玩具表現暴力，我常常看到孩子在玩洋娃娃時，是把它的手拔掉或是把頭拔掉－－這些殘斷的肢體會引起對人與人之間關係奇異的聯想。

最後的結尾，我並沒有給一個固定的答案，只是覺得這個畫面訴說一股沉重的憂傷，好像是拼接不起來的形態。

基督教的故事裡，有一則屠殺嬰兒的故事。在耶穌誕生時，民間傳說「萬王之王」（TheKingofKings）誕生了，當時的國王很害怕，就下令把當年出生的嬰兒都殺死。所以我們在西方的畫作裡，會看到一幅哭嚎的母親在一堆嬰兒屍體旁，士兵正持刀殺害嬰兒。我想，這是一種潛意識，因為殺害嬰兒是一種最難以忍受的暴力，稱之為「無辜的屠殺」，因為嬰兒是最無辜的，他什麼都沒有做就被殺死了。我以木櫃裡殘破的洋娃娃這樣一個畫面，試圖喚起這種潛意識，勾引起對生命本能的恐懼，進一步去探討在臺灣社會裡一些與倫理糾纏不清的個案，藉由它去碰撞一些固定的倫理形態－－所謂「固定」就是一成不變的，凡是一成不變的倫理都是最危險的。

當埃及「血緣內婚」是一成不變的倫理時，所有不與家族血緣通婚的人，都會被當成亂倫。所以，我們不知道，我們在這個時代所堅持的倫理，會不會在另一個時代被當成亂倫？人類的新倫理又將面對什麼樣的狀況？

先個體後倫理

比較容易解答的是，在清朝一夫多妻是社會認同的倫理，而且是好倫理，是社會地位高、經濟條件富裕的人，才有可能娶妾，而且會被傳為佳話、傳為美談。可是現在，婚姻的倫理己經轉換了。而同一個時代，在臺灣和在阿拉伯的婚姻倫理也不一樣。

我相信，倫理本身是有彈性的，如何堅持倫理，又能保持倫理在遞變過程中的彈性，是我認為的兩難。大概對於倫理的思維，還是要回到絕對的個體，回到百分之零點零一的個體，當個體完成了，倫理才有可能架構起來。

西方在文藝復興之後，他們的倫理經歷了一次顛覆，比較回到了個體。當然，西方人對「個體」的觀念，是早於東方，在希臘時代就以個體作為主要的單元。而以個體為主體的倫理，所發展出的夫妻關係、親子關係，都不會變成一種固定的約制、倚賴，而是彼此配合和尊重。

許多華人移民到歐美國家，面臨的第一個困境，就是倫理的困境。我妹妹移民美國後，有一次她很困擾地告訴我，她有一天對七歲的小孩說：「你不聽話，我打死你。」這個小孩跑出去打電話給社會局，社會局的人就來了，質問她是不是有家庭暴力？我妹妹無法瞭解，她說：「我是他的母親，我這麼愛他。」她完全是從東方的倫理角度來看這件事。

對我們而言，哪吒之所以割肉還父，割骨還母，是因為身體是我們對於父母的原罪，父母打小孩也是理所當然。可是西方人不這麼認為，他們覺得孩子不屬於父母，孩子是公民，國家要保護公民，即使是父親、母親也不能傷害他。

現在在臺灣，社會局也在做同樣的事，保護孩子不受家庭暴力的威脅，可是你會發現，我們的家庭仍在抗拒，認為「這是我們家的事」，最後就私了－－倫理就是私了，而不是提到公眾的部分去討論。

倫理構成中私的部分，「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這個部分，造成了許許多多的問題被掩蓋了。例如家庭性暴力，有時候女兒被父親性侵害，母親明明知道，卻不講的，她覺得這是「家醜」，而家醜是不能外揚的。她沒有孩子是獨立個體、是公民的概念，所以會去掩蓋事實，構成了倫理徇私的狀況。

你如果注意的話，這種現象在臺灣還是存在，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我沒有下結論說我們一定要學習西方人的法治觀，也沒有說一定要遵守傳統的倫理道德，我們要思考的是，如何在這個兩難的問題裡，不要讓這樣的事情再發生。

做父親的拿掉父親的身分後，是一個男子；做女兒的去掉「女兒」的身分，是一個女性，而古埃及「血緣內婚」的文化基因可能至今仍有影響力，所以父親與女兒之間的曖昧關係還在發生，只是我們會認為這是敗德的事情、不可以談論的事。而這些案例的持續發生，正是說明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原因，人是在道德的艱難裡，才有道德的堅持和意義。

如果道德是很容易的事情，道德沒有意義。我的意思是，做父親的必須剋制本能、了結慾望，使其能達到平衡，而不發生對女兒的暴力，是他在兩難當中做了最大的思維。思維會幫助個體健康起來，成熟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