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倫理孤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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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自己

我記得年少時，讀到哪吒把肉身還給父母，變成遊魂，最後找了與父母不相干的東西作為肉體的寄託，隱約感覺到那是當時的我最想做的背叛，我不希望有血緣，血緣是我巨大的負擔和束縛。父母是我們最大的原罪，是一輩子還不了的虧欠，就是欠他骨肉，欠他血脈，所以當小說描述到哪吒割肉還父、割骨還母時，會帶給讀者那麼大的震撼。可是，這個角色在過去飽受爭議，大家不敢討論他，因為在「百善孝為先」的前提之下，他是一個孤獨的出走者。

哪吒不像希臘的伊卡羅斯成為悲劇英雄，受後人景仰。野獸派大

師馬諦斯有一幅晝，就是以伊卡羅斯為主角，畫了黑色的身體、紅色的心，飛翔在藍色的天幕裡，四周都是星辰，那是馬諦斯心目中的伊卡羅斯。雖然他最終是墜落了，但他有一顆紅色的心，他的心是熱的，他年輕，他想活出他自己，他想背叛一切綑綁住他的東西‥‥

伊卡羅斯的父親錯了嗎？不，他是對的，他告訴伊卡羅斯不要飛得太高，飛得太高會摔死，可是年輕的伊卡羅斯就是想嘗試，他能不能再飛得更高一點？

這裡面還牽涉到一個問題，我們的身體是屬於誰的？在我們的文化裡，有一個前提是：「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我們的身體是父母給予的，所以連頭髮都不能隨便修剪，否則就是背叛父母。

但在〈暴力孤獨〉和〈思維孤獨〉篇中，我提到，我們對自己的身體有一種暴力的衝動，所以會去刺青、穿孔、穿洞，做出這些事的人，他們認為身體髮膚是我自己的，為什麼不能毀傷？他從毀傷自己的身體裡，完成一種美學的東西，是我們無法理解的。那麼，究竟肉體的自主性，要如何去看待？

倫理的分類像公式

在《因為孤獨的緣故》這本書裡，有很多背叛倫理的部分。在〈熱死鸚鵡〉中，醫學系的學生愛上老師；在〈救生員的最後一個夏天〉裡，讀建築設計的大學生回到家裡，爸爸對他說，他要跟他的男朋友

charlie到荷蘭結婚了；這些都不是我們的倫理所能理解的事情，可是正因為有這些只佔百分之零點一的冰山一角，才能讓我們看見，原有的倫理分類是不夠的。

任何一種倫理的分類，就像是一道公式，很多人其實是在公式之外，可是因為這是「公認」的公式，大家不敢去質疑它，所以許多看起來沒有問題的倫理都有很大的問題。

在〈救生員的最後一個夏天〉中，大學生的父親有妻子、兒子，完全符合倫理，可是他卻引爆了一個顛覆倫理的炸彈，他要建立的新倫理是一直存在，卻不容易被發現的事實。它可能就在你身邊，可能就是你的父親或丈夫，可是你不一定會發現，因為這個倫理是被社會的最大公約數所掩蓋了。

然而，當這個社會有了孤獨的出走者，有了特立獨行的思維性，這個倫理的迷障才有可能會解開。

另一種形式的監控

談到倫理孤獨，我想以自己的小說〈因為孤獨的緣故〉作為例子。當我在寫作這篇小說時，身邊有些故事在發生。八○年代後期，綁架兒童的案件層出不窮，每天翻開報紙都可以看到很聳動的標題，而發生這些事件的背景，就是原有的社群倫理結構改換了。

我記得小時候，居住在大龍峒的廟後面，社群裡的人常常是不關門的。我放學回家時，媽媽不在家，隔壁的張媽媽就會跑來說：「你媽媽身體不舒服，去醫院拿藥，你先到我家來吃飯。」那個社群倫理是非常緊密的，緊密到你會覺得自己隨時在照顧與監視中－－照顧與監視是兩種不同的意義；張媽媽在我母親不在時，找我去她家吃飯，這是照顧；有一次我逃學去看歌仔戲，突然後面「啪」的一巴掌打來，那也是張媽媽，她說：「你逃學，我要去告訴你媽媽。」這是監視。

傳統的社群倫理有兩種層面，很多人看到照顧的一面，會說：「你那個時代的人情好溫暖。」可是就我而言，社群所有的事情都被監視著，發生任何一件事情就會引起漫天流言耳語。那個時候，電視、廣播沒有那麼流行，也沒有八卦媒體，但因為社群結構的緊密，訊息傳播得比什麼都快。

到了八○年代，臺北市開始出現公寓型的新社群，愈來愈多人搬進公寓裡，然後你會發現，公寓門窗上都加裝了鐵窗，而相鄰公寓間的人不相往來。當家庭中的男人、女人都出去工作時，小孩就變成了「鑰匙兒童」－－在那個年代出現的新名詞，兒童脖子上掛著一串鑰匙，自己去上學，放學後自己回家，吃飯也是自己一個人。

改變的不只是社群結構，我在大學教書時，從學生的自傳中發現，單親的比例愈來愈高，從叄分之一漸漸提高到了二分之一。這在我的成長過程裡，是幾乎不會發生的事情，不管夫妻之間感情再不睦，家庭暴力如何嚴重，夫妻兩人就是不會離婚，因為在道德倫理規範下，離婚是一件很可恥的事。但在八○年代後，即使女性對於離婚的接受度也提高了－－不只是女性，但女性是較男性更難接受婚姻的

離異。

這段期間，整個社會在面臨一種轉變，不僅是經濟體制、社群關係，還有家庭型態也改變了，我在〈因為孤獨的緣故〉這篇小說中，試圖書寫在整個社會倫理的轉換階段，人對自我定位的重新調整。

小說用第一人稱「我」，寫一個四十六、七歲左右，更年期後期的女性，她的身體狀況及面臨的問題。當時有點想到我的母親，她在四十五歲之後有許多奇怪的現象，當時我約莫二十出頭，沒有聽過什麼更年期，也沒有興趣去了解，只是覺得怎麼媽媽的身體常常不好，一下這邊痛，一下那邊不舒服。那時候幾個兄弟姊妹都大了，離家就業求學，最小的弟弟也讀大學住在宿舍，常常一接到媽媽的電話，就趕回家帶她去看病，持續了一年多。有一天醫生偷偷跟我說：「你要注意，你的母親可能是更年期，她並沒有什麼病，只是會一直說著身體的不舒服。」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更年期」這個名詞，也去翻了一些書，瞭解到除了生理的自然現象外，一個帶了六個孩子的專職母親，在孩子長大離家後，面對屋子裡的空洞和寂寞，她可能一下無法調適，所以會藉著生病讓孩子返家照顧她。

就像醫生對我說的，她的心理的問題大過身體的問題，她的一生都在為家庭奉獻，變成了慣性，即使孩子各有一片天了，她一下子也停不下來，因為從來沒有人鼓勵她去發展自我的興趣。所以我在小說裡用「我」，來檢視自己年輕時候，對母親心理狀態的疏忽，我假設「我」就是那個年代的母親，賣掉公家的宿舍，因為孩子都離家了，不需要那麼大的空間，和父親一起住在一棟小公寓中。

「我」和丈夫之間的夫妻倫理，也不是那麼親密，不會講什麼心事，也不會出現外國電影裡的擁抱、親吻等動作－－我想我們一輩子也沒看過父母親做這件事，我們就生出來了。我的意思是說，那個時代生小孩和「愛」是兩回事。我相信，我爸爸一輩子也沒對我媽媽說過「我愛你」，甚至在老年後，彼此交談的語言愈來愈少。回想起來，我父母在老年階段一天交談的話，大概不到十句。

小說裡的「我」，面對比她大兩歲的丈夫，戴著老花眼鏡，每天都在讀報紙。她很想跟他說說話，可是她所有講出來的話都會被丈夫當作是無聊。她住在叄樓的公寓，四樓有兩戶，一戶是單身的劉老師，一個愛小孩出名的老先生；一戶則是單親媽媽張玉霞，帶著一個叫「娃娃」的孩子。

張玉霞是職業婦女，有自己的工作，可是小說裡的「我」，生活只有丈夫和小孩，當她唯一的孩子詩承到美國唸書後，突然中斷了與孩子的關係，白天丈夫去上班時，她一個人住在公寓裡，很寂寞，就開始用聽覺去判斷在公寓裡發生的所有的事情。她從腳步的快慢輕重，或是開鎖的聲音，聽得出上樓的人是誰。例如張玉霞「開鎖的聲音比較快，一圈一圈急速地轉著，然後框噹一聲鐵門重撞之後，陷入很大的寂靜中。」如果是張玉霞的兒子娃娃，一個八歲的小男孩，回來時就會像貓一樣輕巧，他開門鎖的聲音也很小，好像他不願意讓別人知道他回來或者出去了。

小說裡的「我」分析著公寓裡別人的心理問題，自己卻是處在最大的寂寞之中。如果你有住在公寓裡的經驗，你會發現公寓是很奇怪的聽覺世界，樓上在做什麼，你可以從聲音去做判斷，可是一開了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