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學校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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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學校附近。我好像生活在學校附近，既不是學校裡的老師，也不是學校裡的學生。但這並不能說我沒有感覺到校長大有秩序的面孔。如果是位女校長的話，她可能非常嚴肅。女老師太多，是一座小學。所以，我們養成一種對男老師陌生又害怕的習慣：悄立在操場邊，望著雄壯的體育老師跳過山羊——希望他跳過後摔倒。這樣，我們就可以前去圍觀。

操場上的煤渣、沙子屑屑在腳底作響，我生活在學校附近。因為我已差不多遺忘學校生活。操場和高音喇叭，是我們的學校生活中缺少不了的東西。我們常常列隊在操場上，聽著高音喇叭裡聲嘶力竭的召喚。即使是一個最溫柔的女語文老師，從高音喇叭裡傳出的聲音，也像我們早已養成的對男老師的習慣。我們的學校，是和鄉村差不多的：操場——打穀場；一樣的高音喇叭。

“三小隊王敏生社員注意了注意了，快跑步到大隊部來一趟來一趟。”

“五（4）班的李老師請注意，快到校長室集中。”

我想起70年代的學校生活，就往往和鄉村疊合一起。我們是老師們種下的水稻，在初夏的風中一眼望去，還挺可愛。這是來自於這個年齡段的可愛，與教育及知識都沒有什麼關係。我的確已差不多遺忘學校生活了，儘管我常會突然產生好像生活在學校附近的感覺。這種感覺，大約是隱喻。我們所受的教育，好像不是在學校之中，而來自於學校附近。來自於學校附近一個兜售飴糖的大姑娘——她挎著竹籃，竹籃裡放著兩隻鋁皮飯盒。這種飯盒我們在學工的時候也使用過，每天早晨拿著飯盒，我心裡有自豪感：可以不讀書了，終於長大成人了。在工廠食堂，捧著熱氣騰騰的飯盒，看著附近的青工邊吃邊鬧，我覺得他們是最幸福的一群人。他們的飯盒上都刻有自己名字：“蔡國慶”或者“王建軍”。我捧著的飯盒是我父親借來的，上面也刻了個名字：“曹華生”。一喊就成“炒花生”，我為這個名字感到難過。同學們的飯盒也大都是現成的，就是說上面都早刻好了名字。在學工期間，我們都以鋁皮飯盒上的名字相互稱呼，有一個同學極其沮喪，我們一喊她，她就臉紅。她的飯盒上刻著她舅舅的名字：“皮銀濤”。我們喊她“避孕套”。照理說我們那時還不知道這玩意，但學工使我們眼界開闊。我們在一家乳膠廠學工，它生產兩種乳膠製品：氣球和避孕套。以至我後來看到節日裡飄飛的氣球，總會不懷好意地一笑。而大姑娘的兩隻鋁皮飯盒上刻了什麼名字，我當初就沒在意，她的兩隻鋁皮飯盒裡一隻裝了白色的飴糖一隻裝了紅色的飴糖。她說：

“你們不要去睬那個老太婆，我的好，我的紅飴糖是用胭脂調的，她用的是雞血。”

學校的教育使我們嚴肅緊張，有點冷漠，有點麻木。而我以後生活裡的多愁善感，或許與吃多了她的紅飴糖有關吧。在學校附近，還有一個老太婆也在兜售飴糖——她挎著竹籃，竹籃裡也放著兩隻鋁皮飯盒。據說她的紅飴糖是雞血調成的。

這麼多年，我常常會有生活在學校附近的感覺。我們是生活在學校附近的一代。所以，我們也常常在真理與愛情、光榮和夢想的附近徘徊著，躊躇著。對於學校，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老師，不是同學，更不是教室。是操場。操場是學校生活中最大最空的一塊地方、一段時間。我穿越過多少操場呢？煤渣、沙子在腳底屑屑作響。一個秋夜，我與一位女子在操場邊戀愛，這是我們城裡有名的一所中學的操場，它與學校脫離開來，夜晚也不關門。高冷的星辰下，有人跑步，有人學騎車。他歪歪扭扭地騎著腳踏車，一顆彗星跟在身後。在他摔倒的一刻，彗星的尾巴正掃過他的後背，他連忙爬起，藉助這微弱的光芒，扶好腳踏車，檢查它摔壞了沒有。即使相隔遙遠，我也看得清他臉上心疼的蘇州人表情。但這轉瞬即逝，我永遠記得的是一顆彗星跟在他的身後，他歪歪扭扭地騎著腳踏車。

在腳底屑屑作響的煤渣、沙子，我想我記住過多少操場呢？一個人站在操場中央，就像離開學校，在學校的附近。中學時代，我們學軍期間借的是衛生學校的操場：一群人扛著木槍操場上走來走去，在一位士兵的帶領下，趴倒，瞄準，衝啊！我瞄準了繃帶、棉花球和一位抱著一具白皙的骨骼匆匆向一座灰色教學樓趕去的老年教員。他緊抱住死亡的遺物，像我們搭乘上青春的心動。我站了起來，因為在我的左肩膀前方，一條醬色的蜈蚣朝我獰笑，它的腳太多了，多過這世上的道路。我往下望望，同學們又尖又圓的屁股，在藍天之下，如一排一觸即發的炸彈。而此刻還是這般和平啊，一頭山羊——我想是被解剖用的——一頭山羊，在操場邊，在操場邊的一棵羽狀葉的樹下，妹妹般吃著草。這一頭山羊，它被拴在操場邊的一棵羽狀葉的樹上，吃著草。偶爾，它吃吃草。深綠的草。淡綠的草。大的葉片。小的葉片。長的葉片。圓的葉片。尖的葉片。闊的葉片。又尖又圓的葉片下，開著噓噓花朵。休息的時候，男生們騎山羊，女生們採蒲公英。她送我一枝蒲公英，我一咳嗽，灰白的種子就四處飛揚。飛進她眼睛的不是操場上的煤渣和沙子，而是一顆蒲公英種子。她眨巴著眼睛，又抬手揉揉眼皮，一轉身，去找另一位女生——另一位女生翻起她的眼皮，張大著嘴，使勁吹氣。眼皮翻起一抹粉紅，彷彿大路盡頭的朝霞。燃燒的朝霞。從她的眼珠中我看到了衛生學校並不衛生的操場。但很大。

生活在學校附近，其實，我真生活在學校附近。我現在住的房子，與一座小學只隔一條河。早晨，常常被它的高音喇叭吵醒：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立正，稍息！”

他肯定是個體育老師。他把“二”喊成“噢”，這就有了抒情性。我每天在這一首抒情詩的朗誦聲中醒來，有時候，我會想到：我生活在學校附近——我就產生好像生活在學校附近的那種感覺：我想起我的學校生活和我穿越過並記得起的操場。極有可能，我們是生活在學校附近的一代，與秩序和知識靠得很攏，卻到不了它的中心。徘徊著，躊躇著，在真理與愛情的附近，也在光榮和夢想的附近。我們是“附近人”吧，離什麼不遠，但沒有什麼關係。

有一年，我去練市找朋友玩，他是地理老師。夜晚就宿在學校裡：一張老式的木床，床架上還雕著龍鳳和牡丹。我想這樣的木床只能在學校裡找到。睡在上面，搖搖欲墜。我就拼命搖搖，看龍飛，看鳳舞，看牡丹盛開。黎明之際，被隔壁緊鑼密鼓的剁切之聲吵醒，應該說驚醒，不由得一陣雞皮疙瘩。打量一下寢室，太陌生，這太陌生了。儘管我知道隔壁住的老師的妻子是鄉下人，她沒有工作，就做些菜饅頭肉饅頭賣給學生，掙點生活費。但我還是感到害怕。不一會兒，操場上有跑步聲了，一圈圈近了，又一圈圈遠了。無端地，我想起小學時代的一位老師，就鑽出被窩，跳到窗前，大喊一聲。窗外濛濛白霧，如飛滿蒲公英的種子。我大喊一聲：

“報告！畢老師。”

報告完畢，我忙躲進被窩，抱頭大睡。過了不久，我聽到一個聲音：

“誰、誰、誰啊？”

想不到這裡也有一個姓畢的老師。看來畢雖是小姓，老師卻是多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