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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這些筆記如能印在散頁上,我想更好。它們被隨意地扔在一隻盒子中,而盒子不妨製作精美些,用猩紅的錦緞裱糊。像腐朽時代的韓熙載夜宴。

你開啟盒子,可以隨意揀起一頁:

我想這些筆記能夠印在餐巾紙上的話,那更十全十美了。這說明我們無疑都已飽餐一頓。

請開啟錦盒!

面孔就是臉蛋。那些行走於梯上的吠月女伴,被剝掉蛋殼了。脂粉在六朝的南京槳聲燈影。而南京大學校園裡,我是一個好學者兼寫作狂:白天泡圖書館,如汗溼的內衣;晚上則在寢室寫作。這是我十多年寫作生活中寫得最多的一年,因為南京有脂粉,校園裡有少女的體香。但檢索這時期的作品,我竟沒有一首是寫給這脂粉與這體香的。家貓吃老鼠,更多的時候是吃魚。在家貓看來,魚與老鼠幾無區別:少女與詩歌混為一談了——是我的詩歌,它們保留少女的形體。我詩歌的外部輪廓,在那個時期,像一位發育良好、身材苗條、長頸豐乳和細腰肥臀的少女。不像現在我詩歌的外部輪廓,簡直如一群愚蠢的男人,強壯得沒有水波流轉。

我發現我的傾向:我是在挖掘隱身於我體內的女人。我挖掘了出來,把她的面板養白,然後腹部刺青——我彷彿景德鎮瓷器廠的描花工人。在一隻瓷碗上描繪青花,一樹潦草的梅花落滿去體育場的道路。

最大的危險和恐懼莫過於來自這些斑點了。它們兀兀出現在人體區域性,褐色的圓點、硃砂色的不規則痕跡、墨色的星星與深黃色的鋸齒葉。而危險使我興趣索然或勇氣陡增。而恐懼使我勇氣陡增或興趣索然。這些斑點,是我一首詩裡的標點。我總把標點看成一首詩中最為棘手的部分。為了安排好一個標點,我寧願放棄掉一個警句。標點是一個被肢解或拆散的女人:

。(她的杏眼)

,(她披散著長髮的側面)

、(她踮地的腳趾)

——我把她的零件裝配在一首詩中,如弈者手上的棋子,也像弈者輸棋時難受的咳嗽。但她的斑點令我激動。我常常是站在她的身後,擊倒她。

我很少有好心情。愉快並不是好心情。好心情是發條鬆弛的鐘表,它還在上路,但不與到來的夜晚合拍?《春夜的遊戲》難得是我一首好心情的詩歌,我在寫作這首詩時心情很好。但好心情是難於言表的,所以這首詩裡一點也沒有好心情的影子。其實一旦寫作,好心情就成為心情,無好無壞了。只是在剛完成之際,人是興奮的。興奮不是心情,興奮是行動:創造,破壞,吃,喝,拉,撒,擁抱,抽打。點燃那高掛在綠絨面子上的一盞汽燈,在臺球室裡。那些小杆子們遊蕩鼓樓一帶。

這一首詩,把它看成一張機械製圖,會不會好一些呢。這樣,你就覺得這並不是晦澀的詩歌。我還沒有讀到過晦澀的詩歌,就像我沒有遇到過明白人一樣。而這首詩歌的靈感,也就來自於一張機械製圖,合乎我的生活習慣。這麼多年來,我多想收藏彷彿輪迴的一柄左輪。閒下來,做出握槍的手勢,對準自己已被酒精割痛的腦袋,放上一槍。但嘴裡卻發不出“叭叭”之聲,只是“呀”地一下:我看到自己的屍體,刀子般扎進我的生命。我沉默了,成為業餘內省的人——在長江以南,把布還原成棉花,再用這些棉花堵住傷口。散花的飛天離開敦煌,撒下的也會是棉花。消毒過的棉花。露出你的屁股,等待酒精與針頭吧。青黴素、丙種球蛋白、杜冷丁。我想起醫院裡的蘭草,在它的香氣裡,胖護士如棉花,那小巧的護士則似一枚羽毛。神似一枚羽毛了。羽毛是棉花的表妹,飛天離我們太遠的時候,就沒有乳房和臀部,只是一片一片——一片羽毛。

我還沒寫過一首有關感冒的詩歌呢,儘管我常常感冒——寫詩有時候是一種病。一首短詩要寫得像打一個噴嚏那樣乾脆,而長詩呢,則是一星期不退燒。那些不太好的短詩,就彷彿張大了嘴但就是“阿嚏”不出。不太好的短詩太多了。一首糟糕的長詩,你總能欣賞到部分優點,比如這一首吧,你首先能欣賞到作者的耐心和毅力,他就是能把這些平庸的東西千言萬語地筆錄下來。從這點上,可以說你欣賞到我們身上農民的偉大精神:吃苦耐勞。而一首糟糕的短詩,往往是覺得糟糕時它已糟糕透頂,甚至引不起我們生理上的疲乏和噁心。短的東西,往往是困難的東西。我常常為院子裡交配著的公雞捏一把汗。別說短詩,就是短篇小說要寫得富於創造力——文體上的新鮮,也很困難。喬伊斯在長篇小說的領域裡風頭出足,但在《都柏林人》身上卻捉襟見肘。短篇小說裡有很多大師,比如契訶夫,但在文體上具有創造力的,還只是博爾赫斯。也很難說是創造,更多是發現。博爾赫斯發現了歐洲早期故事和東方早期故事,他使老故事成為新文體。在博爾赫斯的小說裡,我們總能發現一個不斷擦著鼻子的人,儘管最後,早已沒有鼻涕可流。一個人有很獨特的見解時,往往保持沉默或至多“嗯”的一聲,而感冒之際,他就得到解放,“阿嚏”一下,連自己都吃驚。

Jeff,一個姓名在腦子裡一閃,簡直像在路邊酒吧聽一張三十年代的老唱片。Jeff,我們已好久不通訊息。當我寫下“Jeff”,我像看到“盤在帽子上的蛇”。語言是一條盤在帽子上的蛇;而文字是蛇,也是帽子。更確切地講,文字就是“盤在帽子上的蛇”:當我們看到一條盤在帽子上的蛇時,文字就成“一條盤在帽子上的蛇”了。概念卻是不能被看見的。也不能被聽見。當詩歌成為詩歌這個概念之際,我們就可以欣慰地不在作品上署名,就像風不在雲上署名,水不在石上署名,但又實實在在風起雲湧水滴石穿。因為有云,風成風這個概念;因為有石,水成水這個概念。因為有詩人,詩歌成為詩歌概念。反之,詩歌這個概念又使詩人之所以為詩人。我想二十一世紀,是一個不署名的時代,或者說是一個來不及署名的時代。文化的泛濫淹沒姓氏,這將是概念生產的大好年頭。

喻能渾身通曉地進入宗教、情感、世界、村莊與鳥窩。還有稻草堆。宗教是一個靠得住身體的稻草堆,當稻穗被世俗生活所割去的時候。我們所有的也只是這稻草堆了。碧綠的蛾子飛過一莖稻草,天空蔚藍。牛是最理解宗教的一種動物,它吃稻草,像我們使用方言。

喻,會使一首詩或一篇文一絲不掛,或通體錦繡,或原形畢露,或立地成佛。

喻的方式比一切技法都要古老,它來自祖先的恐懼和竊竊私語。喻當然不是技法。技法們在摩拳擦掌時候,喻則在一旁睜大眼睛。

我寫完《拓片與影印本》這組詩後,他人的一切詩歌作品我都能看得津津有味。有種奇怪的感覺,但一直沒找到命名方式。後來,聽一位畫家講起一件事:他曾和一幫畫家去拓長城,半個月下來,忘記自己是位畫家,只覺得勞累與苦,是個體力勞動者。有次,從長城下來,在一個岔路口,看到一位中年人正畫著八達嶺導遊示意圖牌,感到很新鮮,且連連叫好。那位中年人很不好意思,但他們是誠懇的——繪畫竟如此新鮮!像孩子,像童年,把能畫像一件東西的人都看作大師。

可以這樣說,他們又發現繪畫。

歸來的新鮮感常常使我發現他人作品的精美絕倫。我日常裡的謙卑,大約就源於此吧。

騎腳踏車回家。而我往往是覺得自己扛著輛腳踏車,茫然四顧地走在路上。

昨晚,我夢見田間。我要為他編一本詩選,在他的小院裡。他把他一生的詩集堆滿幾隻板凳。有一本封面紅色,我尤為迷醉。但他並沒有和我談詩。他拿出幾隻瓷瓶,有一隻橢圓形的,他說:多美。年輕時候,我們都叫它蛋。我很喜歡蛋,只是從沒寫到詩裡去。說到這兒時,他哈哈大笑。

喜歡的情感恰恰是在詩之外流露的。我如果也喜歡蛋,我就先吃掉它,然後再喜歡它。但那是一隻被叫做蛋的瓷瓶,就像一座被稱為詩歌的迷宮。

而紅箭頭指向場地,它似被線團纏繞住的針。

詩歌是飛天:沒有翅膀的飄動。有了翅膀,就是散文、小說之類的飛機。在街頭,人們常常會停下身來,看一架飛機飛過,並驚訝它為什麼不飛得高一點。如看到飛天,就中邪了:希望她掉下來。

關心心靈,關心體魄,對膚色就不大計較。膚色的地位有點像詩歌——一般人大致是缺乏興趣的。散文是心靈;小說是體魄。詩歌就是膚色。心靈會轉換,體魄會變化,而膚色永遠如此。他狠擦白粉或暴曬太陽,也沒有誰會以為他是白種或黑人。越是外在的東西越不能轉變,詩歌的確像是一塊面板:無論多麼晦澀,它也是暴露的。

所以讀一首不明國家的譯詩時,也能直覺地分辨出這塊皮是從哪頭牛羊身上割下。

“夜深人靜”。

“夜深人靜”。

“夜深人靜”。

這是句陳詞濫調。常常就是找不到比陳詞濫調更貼切、傳神與純樸的描述——我們的困境。

某年某月某日記於夜深人靜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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