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舊事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傍晚時分，我午睡醒來，妻子靠在床頭，說：“《從文家書》讀完了。”她把書遞給我，我順手一翻，見到這段話：

“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

北京城南一帶，我從沒去過。從車窗裡往外望去，頗有點舊事味道。沿著紅磚牆，我奇怪，怎麼不是灰牆，汽車在衚衕裡拐彎：幾棵小槐樹下，坐著兩位老頭。一位老頭穿著花短褲，很花，但花得古氣，像塵封的揚州漆器。張兆和先生就住在這一帶——我與妻子是初次拜訪，曾薔牽頭。曾薔開著車，她說：“我才學會五個月，你們不怕吧。”

幾個月前，某出版社編輯老曹，問我如寫五四時期作家，願意寫誰，我答沈從文或廢名。老曹認為廢名照片、材料很少，沈從文多，他說你就寫沈從文。這是酒後閒談，我並沒往心裡去。不料沒多久，老曹就來和我籤合同了。這本書要求圖文並茂，就得去找沈從文照片，對這類事，我很怕。儘管張兆和在蘇州生活多年，我硬湊上去的話，也算是個老鄉，但我從沒轉過一見她的念頭，因為讀過她的隨筆，見過她的照片，也就知足。這回只得託人找她，求見個面。開始不是很順利，與她熟悉的一位老前輩，把這事承諾下來，突然血壓高住進醫院。一次同幾位朋友喝酒，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才知道曾薔與張兆和先生有來往。曾薔是三聯書店編輯，編輯過張家姐妹的書籍。曾薔氣質高貴，為人熱誠，幾個電話打下來，就約好本星期天上午去張兆和先生家裡。

上午的天氣，有些陰，空中已秋味半盛。我下車，一抬頭，是幢高層建築。“沈從文先生住過這樓嗎？”我問曾薔，曾薔說：“他就是在這裡故世的。”我還是很疑惑，在我印象裡，沈老先生在湘西住的是吊腳樓，在北京住的是四合院。……一些人走進樓門，手拿託著冬瓜、豇豆、西葫蘆……這個時候，正是買菜時候。蔬菜給了這幢水泥建築一些活潑氣息。有門衛，還有開電梯的，樓道里很乾淨。電梯門一開啟，許多年前，如果正巧遇到沈從文先生走出來——我想我會羞怯，所以也就不會向他問好。

張兆和先生見我們走進客廳，就要從扶手椅上站起身，忙被我們勸住。曾薔喊她奶奶，我喊不出口，我與妻子都喊她張先生。張先生聽說我是蘇州人，就講起她父親，她父親在蘇州創辦樂益女中。她說：“我父親常常改名，所以有許多名字。”張兆和先生瘦小，清爽，彷彿元人的一幅山水圖：筆細細的，墨枯枯的，平淡而又明潔。葦葉瑟瑟，有風聲，但不見寒衰之意。在秋水之中，在看不見的地方，遊動著幾尾淡墨的小魚，或一頭赤鯉。張先生端坐扶手椅中，已是八九十歲的人了，腰板還挺直。她的坐姿一點也不顯老。

山中的回聲，水上的槳聲，煙影，月痕。無端地，我腦子裡是這些想法。

我坐在張先生左側，中間，隔著件東西，我不知道是什麼，高大，長方，裹著塊藍印花布，以至我不敢把茶杯放在上面。我把茶杯放在腳邊。彎腰取杯，被張先生看到了，她說：可以擱上面。拙厚的瓷杯，在藍印花布上，像翠翠夢裡的邊城。事後我想。

張先生說，她小時候調皮，不愛上學，但一到學校，就高興了。學校有個大平臺，她就跑到平臺上去唱歌跳舞。唱情歌。我沒聽清她講，是保姆還是高年級學生，教她一支情歌，逗她，她也不懂，搬起小板凳，坐上平臺放聲高唱。平臺上有欄杆，高高的，只有她一個人敢在欄杆上走，邊走邊笑。張先生說，她還留過級。我問小學還是中學，張先生想想，沒有回答，大概自己也已忘記，接著就對我說她上課時吃烤白薯。

“烤白薯，蘇州話講烘山芋。”我說。

“對，對。蘇州有許多小吃，”張先生說到這裡，望望我，我一時竟報不上其他小吃的名來，愣在那裡。寫作此文時我想了起來：蘇州有玫瑰西瓜子、薄荷粽子糖、松仁粽子糖、棗泥麻餅、燙白果、扦光荸薺……冬天街頭，看買賣扦光荸薺的，心裡會溫暖。扦光荸薺像北方的糖葫蘆，也插成一串。一串又一串扦光荸薺，在小鉛皮鍋中滾煮，底下燒著小炭爐。“扦”——吳方言不說“削”，說“扦”。扦光荸薺，就是把荸薺外皮削淨的意思。香味，熱氣，微火，我又看見了。

“上課時吃烤白薯，烤白薯真香呵，我才咬一口，整個教室就全是烤白薯香氣。女老師聞到了，就查，她只查課桌，不知道我把烤白薯藏在口袋裡，嘴閉得緊緊的，含住剛咬下的那口，來不及嚥下。這女老師看上我父親，後來成為我的晚娘。”

晚娘即後媽，是合肥話。張兆和先生祖籍合肥。

張先生的二媳婦進來了，招呼張先生喝水。我就向她說起沈從文照片一事。張先生年事已高，不問細碎。二媳婦也就是虎雛夫人，她說，最近在編沈從文全集，太忙，沒有時間整理照片。張先生聽到說全集，就落淚：

“汪曾祺是個好人，這樣得力的助手，也死了。”

看著張先生落淚，我很窘迫，默然無語。

虎雛夫人拿來手帕，張先生接過，眼淚在擦拭之下越流越多。

張兆和先生讀書時住校，一個晚上，她見到月亮特別大，就跑出宿舍，到操場上去跳舞。

張先生說，同學們喜歡她，有一次，同寢室的人都快睡著，不知誰學起她先前說過的話：“螞蟻到底有沒有鼻子？沒有，怎麼能嗅得那麼遠？有，我又怎麼看不見？”大家笑醒了。

高年級同學揀到一隻狗，送給張先生。“這隻狗鼻子、耳朵、眼圈是黑的，身體和尾巴都黃黃的，漂亮極了，我給它取名‘阿福’，是我認識的一個人。我整天追著它跑，踩上‘阿福’的尾巴，我摔倒了，那次摔得真疼。”

張先生說到這裡，語氣一變，我也感到了疼，還有回想時的快樂。我想起我自己，曾騎上一頭山羊，還沒抓穩羊角，山羊就猛跑起來，我在羊背上搖晃幾下，摔在河灘上。河灘上春草瀰漫，疼過之後，我看一切的羊都是綠油油的了。這時，張先生又說起夏衍的貓：

“……文化大革命快要爆發的時候，夏衍家的貓突然不見。文化大革命一結束，貓又回來了……繞著夏衍的住房轉上幾圈，然後一頭栽倒死去，這時夏衍已搬家。……那隻貓是狸貓，所以夏衍後來一直喜歡養這種貓。”

曾薔示意我再與虎雛夫人談談沈從文照片使用與商借一事，我又前因後果如此這般說上一遍，怕她不放心照片，我說只借一天，翌日即可歸還。因為很方便，我能掃描入盤。虎雛夫人想想，說，照片都在出全集的那個出版社。張兆和先生一聽到全集，就又說起汪曾祺，就又咽泣。我忙輕聲對曾薔與妻子說，給老人轉一個話題，不能再讓她傷心了。我已感到不安。妻子與張先生談編輯工作，她們是同行。曾薔說起陳白塵一本書，其中寫到當初人民文學出版社要給毛澤東寫信之類的，就讓張兆和寫，因為她的字最好。張先生聽了，搖搖頭，連連說道：“不記得了，不記得了。”

這是一個星期天的上午，我們聽張兆和先生說著舊事——張先生說：“西南聯大跳蚤很多，有一次，我抓到一隻，就揪下根頭髮，把它繫住。頭髮在手腕上繞了一圈，跳蚤就順著頭髮，在我手腕上咬了一圈。”說完，張先生望望自己的左手腕，還用右手小拇指撓撓。張先生繼續說道：“我小時候是夠調皮的。”虎雛夫人打斷她，說：“西南聯大，你已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在教書，不是小時候了。”我對能用頭髮繫住跳蚤感到興趣，妻子與曾薔也有興趣，只是覺得不太可能。

“是臭蟲吧。”我問。

“不稀奇。”張先生答道。

言下之意是用頭髮繫住臭蟲，有什麼稀奇呢。臭蟲的個頭太大了！

張先生給我們演示，邊演示，邊講解：揪根頭髮，一端用牙齒咬緊，一端去系按住在手腕上的跳蚤，要繫住跳蚤的腦袋。跳蚤咬得我很癢，我就是不捨得捏死它。用頭髮系跳蚤，太難了，但我還是繫住它的腦袋，其中似乎有天意。

張兆和先生一直在回憶舊事，她天真、單純和孩子氣。坐在客廳裡，幾隻書架上都放有沈從文晚年照片，從不同視角都能看見，還有滿滿地他的文集和單行本，但我並不覺得她被沈從文的才華、成就所淹沒。正是這一份天真、單純和孩子氣，使她毫不費力就浮出水面。我想，她的天真、單純和孩子氣，可能會在暗處滋養沈從文，另外，她的認真——不無任性的認真——近期的家庭刊物《水》寄發四十份後，發現其中有個錯字，張兆和先生就要求收到者都寄回給她，她要把這個錯字改掉。這事是聽虎雛夫人說的，後來被兒女們勸阻了。虎雛夫人說：“都是列印稿，這麼厚，來來去去要花多少郵費。”

告辭之際，我給張先生一本我新近的散文集，其中談到沈從文。她說交換吧，就起身走進書房，不一會兒出來，拿著一本《從文家書》。虎雛夫人讓我留下名片，說照片的事與虎雛、龍朱商量後再說。我沒有名片，就讓妻子留下一張。我想，我已與什麼失之交臂，或者說緣分沒到。一下電梯，看到門衛正坐在牆角喝啤酒，剝鹽水花生，笑眯眯的，這樣的生活，我真熱愛。

回家後覺得很累，既悵然若失，又如釋重負，衝了個涼，飯也沒吃我就午睡。醒來，聽見妻子說：“《從文家書》讀完了，覺得沈從文和張兆和的確彼此相愛，但兩個人的婚姻卻並不和諧。婚姻即使對大師來講，也是日常生活，他們沒有找準角色感。沈從文需要包容性很強的女人，比如像姐姐似的，而張兆和天性活潑單純，總是個孩子，她作為女人的一面，深處的一面，並沒有被沈從文喚醒。”妻子邊說，邊從《從文家書》中引出一些句子，讀給我聽。

我有點走神，想著夜晚怎樣給老曹打電話，讓他同意終止合同。如果要我賠償，我只賠得起一隻北京烤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