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公園和大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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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兒時住在小公園和大公園之間，那兩個地方可以說常去，所以也就比較熟悉。我對蘇州不是很熟悉，少年時代，年幼無知；青年時代，自顧不及，也就沒什麼心情去了解它。但還是有些熟悉的地方吧，俗話“窮歸窮，家裡還有三擔銅”，好歹是個蘇州人麼。

小公園那時候是十里洋場，蘇州的一等繁花地：人民商場，開明大戲院（那時候已不叫這個名字），電影院（名字我也忘了，一共有三家），蘇州書場，食品店，牛奶冰激凌店……像一隊獵人從四面八方圍攏過來，圍攏到一半，忽然止步，但已經圍攏出一個圓圈，這個圓圈就是小公園。我想起小公園，不知道為什麼就想起小公園晚上，燈光與人臉是一樣的冷清，但一點也不死寂，彷彿在暗暗地積聚明朝的熱氣。我看到許幸之一幅畫（他是《鐵蹄下的歌女》這首著名歌曲的詞作者，生前是中央美院教授），畫的是比利時街頭夜景，我總覺得許幸之畫的就是小公園，我就認定許幸之是蘇州人了，至於他是不是蘇州人並不重要，就像愛爾蘭一位詩人認為我是愛爾蘭人一樣。我想起小公園，首先想起的是蘇州書場，這些年來我總有一種錯覺，好像看到黃包車在蘇州書場門口停靠一排——但我是沒見過黃包車的一代，我是紅小兵一代，所以說是錯覺。我在蘇州書場聽過夜書（下午書也聽過，只是對夜書記憶深刻，我想這是兒童的天性，對夜晚容易產生好奇，這在魯迅《社戲》和周作人《村裡的戲班子》裡都能找到證明），煙霧騰騰，一地瓜子殼。那時候能聽到的書，大多是根據樣板戲改編的，我還是愛聽，覺得語言比樣板戲生動，情節也複雜。書票當時大概是一角四分錢一張，也可能是七分錢一張，我之所以有這個模模糊糊印象，是有一次我買兩張票，請一個小夥伴同聽，他父親知道後，一定要把錢還我，我也不客氣，我們兩個馬上去言橋頭，買桃爿、橄欖分吃了。或許買的是杏仁酥，記不清。記不清我還不能亂說，因為我寫的是隨筆，不能空中樓閣。儘管我的隨筆在行文氣息上有點空中樓閣，這正是我的好處。

我讀小學時候，有位鄰居小阿姨初中畢業，她喜歡看電影，結果天遂人願，分配到小公園一家電影院工作，起先做引座員，後來做放映員，再後來，她一說起電影，就想“復員”。我讓她代買電影票，她都說不好看。有次我在小公園玩，見到首映阿爾巴尼亞故事片《伏擊戰》，我排隊買到一張，她知道了，堅決要給我退票，她說這本電影沒放一半，觀眾都會睡著。那時候看電影（包括看戲），進門就不能走，必須看完，尤其還是阿爾巴尼亞電影，不看完，這是破壞中阿兩國人民友誼——門口有工人糾察隊拿著一下可以裝上四節大號電池的手電筒站崗。這種手電筒，看得我一眼不眨，我很眼紅。

人民商場我常去的地方，不是玩具櫃檯，不是食品櫃檯，我甚至有點害怕食品櫃檯，堆滿寶塔糖和八珍糕。這兩樣東西我最討厭，而大人偏偏買給我吃。我想討厭吃寶塔糖和八珍糕的，不僅僅是我一個，全蘇州的小孩在我看來都討厭吃寶塔糖和八珍糕。全蘇州的小孩聯合起來，打倒寶塔糖和八珍糕！人民商場我常去的地方，是賣幻燈機幻燈片的櫃檯（當時好像和照相器材在一起），常常跑到那裡張望，看玻璃櫃臺裡放著的一套又一套幻燈片。我終於拿到壓歲錢，一口氣買了好幾張幻燈片。那時候的幻燈片像說書一樣，大多是樣板戲，偶爾不是樣板戲的，就是農業生產資料，上面畫些五顏六色的害蟲（是那個年代最鮮豔的色彩），讓農民伯伯識別。當時工農兵在小孩中這樣稱呼：“工人叔叔”“農民伯伯”“解放軍叔叔”。後來我參加美術興趣小組，一畫“農民伯伯”，就畫他個滿臉鬍子，有時候鬍子畫得太多太滿，或者太長太流動，就像在他臉上打翻一碗陽春麵。不，簡直是在他臉上打翻了兩碗陽春麵。以致我後來真見到“農民伯伯”，沒見他有鬍子（哪怕有一根也好啊），我就懷疑他是逃亡地主。

話說我買了幾張《紅色娘子軍》幻燈片，她們是我童年所見到的最美女人，這幾乎成為情結，就是情結，我現在還是對個頭高大的女性容易產生愛慕之心。

小公園說完了。

大公園更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