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節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她想到曾經在鎮上看見的兩個姑娘，她倆是鎮上醫生的女兒。她們給父親做幫手，戴雪白的口罩，頭上頂個餛飩帽。她們進過縣城的衛生學校，所有人都叫她倆“衛生小姐”。她們從來不穿綢緞，不穿繡花鞋。總是一身細布旗袍，冬天陰丹藍、夏天淺藍。她們從來不戴玉鐲耳環，遠遠走過，人們聞到一股好聞的藥水味。人們都說那是“衛生香”。我母親看見衛生小姐的時候只有十歲。她開始拒絕豔色衣裳就是那年。在她十五歲半冬天的下午，她想，她得放棄那五百兩黃金了。我當然清楚，我母親這隻井底之蛙在做這項人生選擇時，只有兩個參照，一個是等待發掘黃金的三十多個應姓子女半痴呆半瞌睡的面孔，一個是拒人以千里之外的兩個衛生小姐。我母親認為衛生小姐的魅力，大過黃金。

我母親坐在鉛桶底上，屁股硌得生疼。她卻一動不動，兩個胳膊肘緊緊壓住膝上的印花包袱。包袱裡的十塊光洋，是以這個轉折點到廣闊無際的未來的惟一保障，是她十六年積攢的壓歲錢。她一分錢也沒有亂花過。我母親可以為一個她自己也不認識的野心克己修性，做到極至。我也不知道什麼世面也沒見過的母親，從哪裡來的堅定信仰——她一定會有一番宏大的女性事業。我不能要求我母親超越她的侷限：憑她自身去成就自身。她能想到的最了不起的事業，就是透過一個男人來成就自身。我來點穿她吧：我母親在開往南京的長途汽車上一心一意想的，就是去擒一個有大本事的男人。至少像應家祖爺爺那樣的男人。她想她要好好擦亮眼睛，吃苦耐勞，忍辱負重，把那男人找到，抓在手心。

汽車到達南京的時候，天已黑了。所有旅客下車後，老司機說要把我母親送到家門口。

我母親說：謝謝老師傅，南京我熟得很，丟不掉的。

她輕盈地跳下車，在一盞盞路燈和闊葉梧桐之間，時明時暗，走出了老司機的視野。

我母親走過街邊一家小食鋪，鋪裡一共六張方桌，張張都滿，她正要退出去，靠近門的一桌客人叫住她。叫她的是一個二十四五歲的女子。她笑嘻嘻地問我母親：你們南京人都愛吃些什麼？

我母親看著她，滿臉的莫名其妙。

她見這女子穿件黑白細格子旗袍，淡淡地化著妝。她身後的桌上，是兩個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子，還有個戴著眼鏡的男子，口音都有點兒南腔北調。

穿黑白細格旗袍的女子問我母親是不是在找座，我母親點點頭。她便拍拍那條長板凳，叫我母親同他們一塊兒坐，順便告訴她們南京有哪些東西好吃，味道又不怪。

我母親把從她父母、叔嬸、姑姑姑父那兒聽來的食品特產，一五一十告訴了他們。這當中她發現那個戴眼鏡的男人瞅著她，覺得她很好玩似的。她看見男子面前擺了一本簿子，半寸厚，是手工用針線釘成的。

他們按照我母親的推薦點了菜，請我母親一塊兒吃。我母親想，跟著他們不花飯錢，說不定住店錢也能省掉。我對我母親的直覺十分佩服，她和任何人接觸，頭五分鐘就能確定此人將給她多大益處或害處。她立即確定這四位外省人不會給她太大害處。一邊吃著飯，我母親聽他們談著她不懂的事：文明戲、劇本、角色。她在席間也弄清了幾個人的姓名。穿黑白細格旗袍的女子姓魏，戴眼鏡的男子姓劉。魏小姐不時講到的事就是“刻鋼板”。她很快弄清，所謂“刻鋼板”就是寫字。

我母親突然說：我會刻鋼板。

四個人一塊兒扭過臉：一小時不到，他們忘了她的存在。

劉先生說：你刻過？

嗯。

魏小姐指著劉先生說：當心，他很會剝削人的！

劉先生不搭理她，拿出一枝筆，對我母親說：來，寫幾個字給我看看。

我母親從來沒見過這種筆，帶一個帽子；旋下帽子，筆尖上居然沒有毛。但她一點兒也不露她的孤陋寡聞，不去接筆，對那劉先生說：你先寫幾個字，我照著你的字寫。這樣一來，我母親馬上看見這杆筆的全部功能：墨原來是裝在筆肚裡，它自己溢向筆尖，落到紙上。她心裡冷冷一笑，原來外面的一切反比家裡容易，城裡人的事由竟比鄉下好混。她一揮而就地寫下了幾個字。四個人立刻說：不錯不錯，蠻像樣的行書。

劉先生說：可惜呀，我僱不了你，你要在上海就好了。

我母親說：你們都是去上海？

他們說他們的火車誤了點，才給了他們逛南京的機會。

我母親說：好巧啊，我也是去上海。

她這個時刻向那位劉先生笑了一下。這種笑很奇怪，只有當事者明白它的真正含義，局外人根本捕捉不住，即便看見它從燃起到熄滅的瞬息，也無法確定它是一個笑。所以我在這兒的意思，就是我母親對男女間微妙關係的無師自通。假如我現在告訴她：你那是暗送秋波。她一定死不認賬：胡說八道，我那時才十六歲，懂什麼“暗送秋波”！

劉先生是這個笑的靶子，當然被擊中了。他說：你去上海做什麼？上學？

我母親說：嗯。

想勤工儉學？

我母親根本不知什麼是“勤工儉學”，但劉先生臉上的表情告訴她，它多半不是壞事。她點點頭。這樣她是留了餘地給自己的。

劉先生說：真不簡單。你多大了？

我母親膽子一乍，說：我十八歲。

魏小姐說：看上去你只有十三歲！

她沒看出來，劉先生在聽我母親謊報年齡時，臉色一紅，眼睛一亮。我母親卻看見了。她基本上已給劉先生的人格批了分數，他人是不壞的，但本事中等，靠教些課，撰寫些文稿、劇本過活，不松也不緊，錢多的時候他愛錢，沒錢的時候他愛氣節。這樣的男人在我母親的生命中扮些角色，有時還會顯得是不可缺少的角色，但不是她的終極目標。她一提當年勇就說：我一個小包袱進大上海，靠過誰呀？她可能主觀上並不存心要靠劉先生，但她一連幾十分鐘向劉先生髮射魅力，劉先生儘管心裡有點嘀咕，認為這小姑娘有點來者不善，但他已經死心地要給我母親舒舒服服靠上來了。

劉先生為我母親在上海租了房，領她剪了頭髮，給她找了大堆的檔案來抄寫、複寫、刻寫。即便他明白他上了我母親一記小當：她在上海根本無學業，他對我母親的印象毫不受損。那個年代，脫離封建家族，投奔獨立自由的女性是受歡迎的，尤其在劉先生這樣的知識分子群落裡：獨立自由的女性多了，對他們就方便了。要他們去挖那些深宅大院的閨秀出來，第一是費事，第二很可能徒勞。他們對男女關係的新觀念，他們嚮往的新生活方式，建立在社會上飄流的新女性身上。剪了頭髮，同家裡不復來往的我的母親，很快成了個“密司”，落落大方，同她交往的男士都覺得不費事。她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坐在寫字檯前一筆一畫抄文稿，一坐十二個小時。她的律己，樸素，她的勤勞使劉先生覺得，她是個模範“密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