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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斯帕·默裡在軍隊裡待了兩年,一年在軍隊裡受訓,一年在越南打仗。1968年1月,他沒受什麼傷就復員了。他覺得自己很幸運。

黛西·威廉姆斯付錢給他買機票讓他飛回倫敦探望家人。加斯帕的姐姐安娜已經當上了羅利出版社的編輯主任。安娜最終嫁給了漢克·雷明頓,事實證明,漢克比任何搖滾樂明星都更專情。彼得大街的房子出奇的安靜:孩子們都搬出去住了,只剩下勞埃德和黛西老兩口還住在那兒。勞埃德是工黨政府的部長,基本上不著家。

艾瑟爾這年一月剛去世,她的葬禮在加斯帕飛回紐約的幾小時前舉行了。

葬禮儀式在阿爾德蓋特區加略山福音堂進行,五十年前她和伯尼·萊克維茲也是在此完婚的,那時正值一戰,她弟弟比利和不計其數像比利一樣的年輕人在凍僵的戰壕裡奮勇作戰。

木頭搭的小教堂能坐一百來個憑弔者,後面能站二三十人。但出現在福音堂見艾瑟爾最後一面的足有一千多人。

牧師把追悼儀式改到教堂外面,警方禁止汽車在教堂門外的大街上行駛。致辭者站上椅子對人群發言。艾瑟爾的一兒一女,已經五十來歲的勞埃德·威廉姆斯、米莉·埃弗裡和艾瑟爾的外孫、外孫女,以及幾個重孫、重孫女都站在教堂的最前面。

伊維·威廉姆斯讀了《路加福音》中好牧人的那段隱喻。戴夫和瓦利拿著吉他彈唱了《艾麗西亞,我想念你》。內閣的一半成員及菲茨赫伯特伯爵也來到了追悼會現場。從阿伯羅溫來的兩輛大巴送來一百多個威爾士人齊唱聖歌。

不過大多數來追悼的都是被艾瑟爾事蹟感動的普通倫敦市民。他們站在一月的寒風中:男人們手拿著帽子;女人們豎起手指,讓玩耍的孩子們安靜;老人們穿著廉價的大衣瑟瑟發抖。當牧師祈禱讓艾瑟爾靈魂安息的時候,所有人一齊道了聲“阿門”。

喬治·傑克斯1968年的計劃很簡單:幫助鮑比·肯尼迪當上總統。結束越南戰爭。

鮑比的一些助理卻並不贊同。丹尼斯·威爾遜更希望鮑比只是個紐約州的參議員。“人們會說我們已經有個民主黨人的總統了,鮑比應該支援林登·約翰遜競選連任,而不是和他唱對臺戲,”他說,“這是聞所未聞的事情。”

1968年1月30日,喬治和威爾遜在全國記者俱樂部等待鮑比,他將在此和十五名記者進行早餐會。

“才不是這樣呢,”喬治說,“杜魯門在黨內不也曾面臨斯特羅姆·瑟蒙德和亨利·華萊士的競爭嗎?”

“那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無論如何,鮑比這次都不可能贏得民主黨的提名。”

“我覺得他比約翰遜更得人心。”

“民心和獲得提名沒有任何關係,”威爾遜說,“大多數參加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被掮客控制:工會領袖、州長或市長,也就是戴利這種人。”芝加哥市長理查德·戴利既殘忍又腐敗,是最糟的那種老派政治家。“約翰遜最擅長內鬥,他一定會把鮑比啃得骨頭都不剩。”

喬治失望地搖了搖頭。他之所以投身政治就是想摧毀這種舊的政治結構,不對之屈從。鮑比本質上也是這樣一個人。“鮑比會在這個國家掀起一股颶風,讓那些權力掮客無法忽視他。”

“你難道沒就此跟他談過嗎?”威爾遜裝出一副不相信的樣子說,“你難道沒聽他說過,如果和民主黨現任總統競爭的話,人們會把他看成一個自私而有野心的傢伙嗎?”

“大多數人覺得鮑比接替他的哥哥是順理成章的。”

“當他在布魯克林大學演講時,學生們打出了‘鴿派,鷹派——或者只是只小雞?’的標語牌,這事兒難道你忘了嗎?”

學生們的嘲笑刺痛了鮑比,讓喬治覺得非常失望。但喬治現在試著用樂觀的角度看待這件事。“這說明他們希望他參加競選!”他說,“他們知道鮑比是唯一能把老人和年輕人,黑人和白人,富人和窮人聯絡在一起的競選人,是唯一能團結所有人結束戰爭,讓黑人得到他們應得的平等權利的競選人。”

威爾遜嘴角一撇,準備對喬治理想主義的說法嘲笑一通。但沒等他開口,鮑比就走進了宴會廳。所有人都坐下來,開始吃早餐。

喬治對林登·約翰遜的態度經歷了一個反覆。一開始約翰遜乾得很不錯,1964年透過了《民權法案》,1965年透過了《選舉權法案》,並計劃對貧困開戰。但正如喬治的父親格雷格預計的那樣,他對外交政策的理解很不夠,把握得有所偏差。他只知道不能在自己的任上把越南拱手讓給共產黨人,而讓美國陷入了戰爭的泥潭,還自欺欺人地告訴美國人民他正在贏得這場戰爭。

美國人的用詞也發生了變化。喬治年輕的時候,“黑”字是個粗俗的詞彙,“有色”聽上去更得體一點。“黑種人”最為禮貌,自由派的《紐約時報》就經常用“黑種人”這個詞,和“猶太人”這個詞一樣,《紐約時報》經常把“黑種人”的首字母大寫。現在,“黑種人”這個詞則被認為有種居高臨下的感覺,“有色人種”則被視為一種推搪。所有人都說黑人、黑人社群、黑人榮耀,甚至黑人權力。他們說“黑”這個字眼很美。喬治很納悶,不知道這些詞究竟有何區別。

他早飯吃的不多——一直在筆記上記錄記者們所提出的問題,以及鮑比進行的解答。

有個記者問:“你覺得競選總統時身上的壓力大不大?”

喬治抬起頭,看見鮑比毫無笑意地笑了笑說:“太大了,真是太大了。”

喬治渾身一緊。鮑比有時太實誠了。

記者問:“你如何看待麥卡錫議員的選戰?”

記者提到的不是五十年代瘋狂反共的參議員喬·麥卡錫,而是詩人政治家、名聲素來很好的尤因·麥卡錫。兩個月前,尤因·麥卡錫宣佈自己有意獲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作為一個反戰人士向約翰遜發起挑戰。不過新聞界認定他必將失敗。

鮑比回答:“我覺得麥卡錫的選戰將有助於約翰遜。”鮑比仍然不肯把約翰遜稱為總統,喬治的朋友、約翰遜的助理斯基普·迪克遜對這點頗有怨言。

“那你會參加競選嗎?”

鮑比有很多辦法不去回答這個問題,也可以繞開這個問題說些別的。但鮑比沒有這麼做。“不。”他直截了當地回答。

喬治大吃一驚,把筆都掉在了地上。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鮑比補充道:“在目前可以想象到的各種情況下,我都不會去參加競選。”

喬治真想衝他大喊:那樣的話,我們又在這裡幹什麼呢!

他發現丹尼斯·威爾遜偷偷地笑了起來。

喬治真想馬上離開,但他太禮貌了,做不出這種事。他坐在餐桌邊,一直記錄到早餐會結束。

回到國會山鮑比的辦公室以後,喬治像個機器人一樣寫了份新聞通稿。他把鮑比的措辭改為:“在目前可以預見到的各種情況下,我都不會去參加競選。”但兩者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那天下午,三位助理離開了鮑比的團隊,他們不打算為失敗者工作。

喬治非常生氣,也有要離開的衝動,但他沒有馬上行動,他還需要好好想想。他想和維雷娜談談這件事。

維雷娜正好在華盛頓,和往常一樣住在喬治的公寓。維雷娜在喬治的臥室裡有了自己的衣櫥,放置那些在亞特蘭大永遠用不到的冬衣。

聽了喬治的敘述以後,維雷娜傷心得幾乎快流淚了。“他是我們唯一的希望,”維雷娜說,“你知道去年我們在越南戰場死傷了多少人嗎?”

“我當然知道,”喬治說,“死傷有八萬人。我在為鮑比準備的一篇演講裡提到過這個數字,但他在演講中沒用那段話。”

“犧牲、受傷、失蹤了八萬人啊,”維雷娜說,“太可怕了——鮑比不競選的話,這種情況還將繼續下去。”

“今年的死傷肯定會繼續增加。”

“鮑比錯過了締造偉大的機會,但為什麼呢?為什麼他要做這種事呢?”

“我很生氣,沒去找他談這件事,但我覺得他對競選的目的還存在疑問。他問自己是為這個國家還是在為自己參加競選,併為這種責問而飽受折磨。”

“馬丁也是一樣,”維雷娜說,“他一直在自問,南方各城鎮發生的暴動是不是自己的過錯。”

“可金博士沒有把自己的疑問對外人說啊!對一個領袖來說,有些問題是不得不面對的,萬萬沒有示弱的道理。”

“你覺得鮑比這樣說是經過計劃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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