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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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作家主要是以作品吸引讀者，其為人和事蹟一般讀者並不特別關注；而有的作家，除了作品之外，他的為人和事蹟同樣為讀者津津樂道。陶淵明就屬於後一類。我們熟悉他的許多故事，如蓄無絃琴的故事、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白衣人重陽節送酒的故事、拒絕檀道濟饋贈的故事，等等。這些故事和他的作品結合在一起，便共同描述出一個活生生的人，正是這個人連同他的作品深沉地感染了我們，也使得他自身成為一個恆久的話題。

陶淵明（365-427），字元亮，一說名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他生活在晉宋易代之際十分複雜的政治環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做過晉朝的大司馬；祖父做過太守，父親大概官職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淵明幼年就去世了。陶淵明的母親是晉代名士孟嘉的女兒。他的生平、思想性格，從他所寫的《五柳先生傳》裡可以大概知道。

陶淵明在柴桑的農村裡度過了少年時代，那裡離廬山不遠，附近的慄裡也是他常遊的地方。唐朝大詩人白居易曾經到那裡訪尋陶淵明的舊宅，說：“今流廬山，經柴桑，過慄裡，思其人，訪其宅。”（《訪陶公舊宅詩序》）又讚歎那一帶的風景說：“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今朝登此樓，有以知其然。大江寒見底，匡山青倚天。深夜湓浦月，平旦爐峰煙。清輝與靈氣，日夕供文篇。”（《題潯陽樓》）他認為陶淵明生長在那樣優美的環境裡，所以文思那麼高超玄妙。

陶淵明少年時家境已經衰落，“弱年逢家乏”（《有會而作》，“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但究竟是做官人家，家裡還有“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歸園田居》）。所以他小時候可以讀書，可以有空暇去領略那裡的山川風物。陶淵明後來離開家鄉外出做官，看到當時官場的惡濁，就想到故鄉山水的優美，“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對故鄉產生深切的懷念。

陶淵明二十九歲時，因親老家貧，曾出任江州祭酒之職，那時他父親早死了，他已經結婚，有了孩子，家累重了，去做官只是為了救窮，並不是為了想實現自己的理想，不久就辭官回家。他三十歲那年死了妻子，可能就是在妻子死時辭官的。隔了一些時候，州里又召他去做主簿，他拒絕了，寧可在家裡種田以自給。

當時的東晉政權，此前因謝安秉政，維持了十幾年相對穩定的局面，此時司馬道子與王國寶專權，與王恭、殷仲堪一黨互相牽制，政治日趨腐敗。陶淵明三十三歲這一年，晉武帝被殺，新立的安帝是個白痴，從此東晉社會陷入了悍將和士族互相攻伐的混亂之中。先是王恭、殷仲堪和司馬道子、王國寶在混戰中兩敗俱傷，接著是孫恩造反，司馬元顯專權。桓玄誅元顯後，於元興二年（403）十二月篡位，改國號曰楚，並將安帝遷到潯陽。次年劉裕起兵討伐桓玄，入建康，任鎮軍將軍，掌握了國家大權，興復晉室。此時陶淵明又出任劉裕的參軍，在赴任途中寫了《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他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覺得時機到來了，希望有所作為：“時來苟冥會，婉轡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戀著田園生活：“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這時劉裕正集中力量討伐桓玄及其殘部，陶淵明在劉裕幕中難有所作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義熙元年（405），他便改任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的參軍，這年八月又請求改任離家更近的彭澤縣縣令。上任僅八十餘日，一天郡裡派督郵來縣視察，官吏都要前往迎接，陶淵明稱：“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當天即解綬去職。這個時期所作的《歸去來兮辭》說出了他辭官更深刻的原因：“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他徹底覺悟到世俗與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違背的，他不能改變本性以適應世俗，再加上對政局的失望，於是堅決地辭官隱居了。

辭彭澤令，是陶淵明一生前後兩期的分界線。此前，他不斷在官僚與隱士這兩種社會角色中做選擇，隱居時想出仕，出仕時又要歸隱，心情很矛盾。辭彭澤令後，他堅定了隱居的決心，一直在家鄉過著躬耕隱居的生活。其後二十多年間，他又經歷劉宋代晉的政治大變動，劉裕有詔徵他為著作郎，他稱病不赴。後來人們也稱他為陶徵士，表示他是受到朝廷徵聘的人。儘管因生活艱難，“遂抱羸疾”，但始終不肯改變固窮守節的志向。

義熙十四年（418），江州刺史王弘仰慕陶淵明的名望，想跟他結交，親自前來訪問，陶淵明推說有病，不肯相見。後來他對人說：“我的性情跟世俗不合，又因害病呆在家裡，並不要賣弄什麼高潔的志趣來追求聲名，哪裡敢讓王公的車子繞到這兒來以顯示我的榮耀呀！”王弘打聽到他要到廬山去，就派朋友龐通之等帶了酒，在半路上等他。陶淵明並不推辭，就跟朋友們一起在亭子裡喝酒，酒喝得很高興，不想往前走了。這時，王弘才出來跟他相見，一起高興地喝酒。陶淵明沒穿鞋子，王弘要手下人替他做一雙；沒有腳的尺寸，陶淵明就把腳蹺起來讓人量。王弘請他進城，問他坐什麼，他說腳有毛病，坐竹轎，就叫一個門生和兩個兒子用竹轎抬著他進城。到刺史衙門裡，談笑自如，絲毫沒有羨慕富貴的神氣。後來王弘要見他，往往到樹林邊湖邊守候。有時候知道他沒有酒喝，家裡沒有米，就叫人拿酒和米去送給他。

陶淵明剛歸耕時，生活還過得去。但時間長了，又連遭火災、天災，就不免經常捱餓。他晚年的心情是憤慨的，也是寂寞的。宋文帝元嘉三年（426），檀道濟做江州刺史，慕他的名望前來拜訪。那時陶淵明已餓得又瘦又病，臥倒不起來，檀說：“賢人出處，天下無道就隱居，有道就出來。你生在當今盛世，為什麼要如此為難自己呢？”陶淵明答：“我怎麼敢比賢人，我的志趣夠不上呀！”檀道濟送給他糧食和肉，他揮手叫檀拿走，不肯接受。也許由於衰弱多病，心情惡劣，他不再願意和這位新任江州刺史的貴人打交道了，更不再有什麼怕得罪貴人的顧慮了。

宋文帝元嘉四年（427），陶淵明在寂寞中去世，享年六十三歲。去世前，他寫了那篇有名的《自祭文》，文章最後說：“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這成為他的絕筆。死後，他的朋友顏延之等認為他“寬樂令終（壽終）”“好廉克己”，私諡他為“靖節徵士”。顏延之還寫了一篇《靖節徵士誄》哀悼他，這篇誄文是研究陶淵明的重要資料。

前人稱陶淵明為“隱逸詩人之宗”。他的隱逸並不只是一種避世行為，與他同時和前代的隱士都大不相同，而具有深刻批判社會現實的積極意義。當他決計歸隱的時候，東晉其實並無真正的隱士，士大夫普遍放達虛誕、騖求名利，桓玄篡位時，找人冒充隱士，“以前世皆有隱士，恥於己時獨無，求得西朝隱士安定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林，徵為著作郎，使希之固辭不就，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資治通鑑》卷一一三）。當時號為“潯陽三隱”之一的周續之，也被刺史請出講《禮》校經，受到陶淵明的嘲笑。在這樣的時代風氣中，陶淵明始終堅持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汙的態度，極其難能可貴。

出處仕隱是古代中國士人首先面對的人生抉擇，這一抉擇直接關係到士人如何實現人生的價值，如何安身立命，如何處理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個人與自然的複雜關係。多數士人會選擇出仕，只有極少數選擇歸隱。就整體而言，仕是士人生命的主旋律，隱是士人生命的變奏；仕是士人生命的基調，隱是士人生命的變調。再則，從熱衷於仕宦計程車人來看，他們的心靈深處未嘗沒有拂袖絕塵的心理潛流；而那些身在林泉計程車人，他們的心靈深處未嘗沒有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仕與隱像八卦中的陰陽魚一樣構成了中國古代士人、詩人心理的兩大情結，這盤踞在士人心靈深處的兩大情結之間保持著一種動態的平衡，時而相安無事，時而激烈交鋒。陶淵明的一生，就是仕宦情結與田園情結反覆交替與激烈碰撞，在“貧富常交戰”中最終固守窮節的一生。

陶淵明的歸隱，不僅僅是避世獨善、潔身自好，更是有意識地尋求人生的真諦，以自己的行動為這個黑暗汙濁的世界留下一線光明和正義。從少年時代起，他便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形成了大濟蒼生、匡時濟世的壯志。陶詩中引用儒家經典很多，僅引用《論語》就達37處。同時，他也接受老莊、玄學、佛學等思想的影響，比如他詩文中有70篇用了老莊的典故，達77處之多。但他並不沉溺於老莊和玄談，他其實是一個很實際的、腳踏實地的人，做縣吏有勸農之舉，做隱士又堅持力耕，與虛談廢務、浮文妨要的玄學家不同。他住在廬山腳下，距離名僧慧遠的東林寺很近，他的朋友劉遺民與慧遠關係密切，陶詩中偶爾也可見到有佛教色彩的詞語，但他並非佛教徒，並且與慧遠保持著距離。佛教是對人生的一種參悟，陶淵明參悟人生而與佛教暗合的情形是有的，但他是從現實的人生中尋找意義和樂趣，不相信來世，這與佛教迥異。在不懼怕死亡這一點上，他和一些高僧近似，但其思想底蘊仍有很大差異。他是抱著“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的態度對待死亡，與佛教之嚮往極樂世界大相徑庭。他所思考的都是有關宇宙、歷史、人生的重大問題，如什麼才是真實的？歷史上的賢良為什麼往往沒有好結果？人生的價值何在？怎樣的生活才算完美？如何對待死亡？等等。他的思想既融會了儒道兩家的思想，又來自親身參加生產勞動的生活實踐，具有獨特的視點、方式和結論，而他思考的結論，又往往付諸實踐身體力行。

初歸田園時，他深感“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的快樂，“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的生活在他看來是充滿詩意的，“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的辛勤耕作使他與農民融洽相處、親密無間，併產生共同的思想感情：“時復墟曲中，披草自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歸園田居》）同時他也漸漸體會到田家的苦處：“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幹。”（《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從田家樂到田家苦，是陶淵明思想的一大飛躍。也正是在這一認識基礎上，他悟出了民生以勤為先，以衣食為端，方能返樸歸真的根本道理。這種主張力耕的自然有為論，既包括了對儒家孔門不親耕稼的否定，也包括了對老莊無所作為的否定，這是陶淵明在長期的生產勞動實踐中摸索出來的人生真諦。

陶淵明透過勞動認識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的道理，但事實上他雖然多年親力耕作，卻總是“簞瓢屢罄，絺綌冬陳”（《自祭文》）。勤勞沒能使他常得溫飽，這就促使他進一步思索自己所探尋的人生之道在實際生活中碰壁的原因，並把它和社會人事聯絡起來考慮，從而產生桃花源的理想。這是一個農民透過共耕就可以獲得溫飽的平等社會，雖然只是一個烏托邦，但它是陶淵明畢生尋求的人生真諦的反映。從先秦以來，很多進步文人都對社會現實作過不同程度的批判和否定，但是能夠在躬耕的實踐中，正面提出人生真諦和社會理想的，卻只有陶淵明一個。

陶淵明也是魏晉風流的代表之一。魏晉風流是魏晉士人所追求的一種人格美，或者說是他們所追求的藝術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詩文使自己的人生藝術化。以世俗的眼光看來，陶淵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來，他的一生卻充滿藝術氣息。他的《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歸園田居》、《時運》等作品，都是其藝術化人生的寫照。他求為彭澤縣令和辭去彭澤縣令的過程，對江州刺史王弘的態度，撫弄無絃琴的故事，取頭上葛巾漉酒的趣聞，也是其藝術化人生的表現。而酒，則是其人生藝術化的一種重要媒介。蕭統說陶詩“篇篇有酒”，在詩歌中大量地寫酒，確以陶淵明為第一人。此前阮籍雖然也好飲酒，並且酒在他的生活中佔有重要位置，但酒對其詩歌的影響畢竟還是間接的。陶淵明卻把酒和詩直接連在一起，從此，酒和中國文學發生了更密切的關係。他以《飲酒》為題一口氣寫了二十首詩，寫盡了飲酒時的心境，或借飲酒以求得性情的真，表現隱居的得意和對世俗的輕蔑；或借酒來排遣苦悶，或借酒醉來放言。

歸隱田園的生活擴大了陶淵明的詩歌題材，使他成為中國田園詩的開創者。他的作品今存詩121首，賦、文、贊、述等12篇。其中描繪田園生活的篇章，是他最富特色的代表作。前此的詩歌創作中，並不是沒有表現農村生活的，《詩經》中的《七月》等篇就是。但那是“國風”民歌，文人作品中則基本沒有。陶淵明的同時代詩人，把山水帶入詩歌中來，但是山川林木對他們來說只是審美物件、觀賞物件，在短時間的遊覽觀賞中，牽動情懷，流連忘返。他們嚮往山林，甚至隱遁山居。但是山林與他們的關係，是被觀賞者與觀賞者的關係。他們雖身在自然之中，而其實心在自然之外。他們只是從自然中得到美的享受，得到寧靜心境的滿足。他們與自然並未融為一體。我們讀金谷宴集的詩，讀蘭亭修禊的詩，瞭解到他們在山水的美面前，有許多感受、許多思索，但是他們與山川的關係，仍然是主客的關係，並未達到物我合一的境界。其中主要的一個原因，是他們並未生活在其中，他們另有一套自己的生活，山水只是其生活的一種點綴。

陶淵明就完全不同。他不是優遊山林的富足名士，自然對他來說，不只是審美的物件，也是生活的需要。對於田園來說，他不是欣賞者、旁觀者，他就生活於其中，與之融為一體。他看自然，已經不只是山川林木，而是田隴村巷、牛羊雞犬，是村落田園生活中的自然。他的詩裡，沒有過多言及他對山川的美的感受，但那美的感受卻實實在在地流注在字裡行間。山間的霜露，村落的炊煙，扶疏的林木，以至微雨好風，狗吠雞鳴，無不與他的心靈相通，與他的生命一體。他不必特意追尋山川的美，因為山川的美就在他的生活之中。明代鍾惺在評論陶詩《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獲》時說：“陶公山水朋友詩文之樂，即從田園耕鑿中一段憂勤討出，不別作一副曠達之語，所以為真曠達也。”（《古詩歸》）陶淵明之所以開創了田園詩，使田園生活成為後來詩文的一個重要題材，原因就在於此。但後代崇尚隱逸計程車人，大抵只是暫時歸隱田園而已，將田園當作暫棲之地，亦仕亦隱，甚而只是將田園生活當作一種寄託閒情逸趣的理想生活，而很少有人是像陶淵明那樣真正過田園生活的。

在中國文學史上，陶淵明的又一大貢獻，是創造了一種情味、韻味極濃的沖淡之美。這種沖淡之美，就創作而言，既是一種意境的追求，也是一種語言的追求，“一個詩人只有當他善於把自己的東西放進詩中，只有當他開始用自己的詩的語言說話的時候，他才是一個詩人”（伊薩柯夫斯基《談詩的技巧》）。陶詩節奏舒緩而沉穩，給人以藹如之感；陶詩多用內省式的話語，坦誠地記錄詩人內心細微的波瀾，沒有奪人的氣勢，沒有雄辯的力量，也沒有軒昂的氣象，卻如春雨一樣慢慢地滲透到讀者的心中。他的詩不追求強烈的刺激，沒有絢麗的色彩，沒有曲折的結構，純是自然流露，但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體驗真切深刻，所以只須原原本本地寫出來，就有久而彌淳的詩味，有強烈的感染力。這樣一種精神境界，留給讀者無盡的嚮往，而美的感受正在這無盡的嚮往之中。他表現這樣一個意味無窮的沖淡的美的境界，用的是與之相稱的近於口語的質樸言辭，如“種豆南山下”、“今日天氣佳”、“青松在東園”、“秋菊有佳色”、“悲風愛靜夜”、“春秋多佳日”，都明白如話。然而，平淡之中可見綺麗。平平常常的事物一經詩人點化便頓時具有了生活情趣，其魅力在於性情的自然流露，在於它內在的感情力量。當然，陶詩的語言並不是未經錘鍊，只是他錘鍊得不露痕跡，顯得特別平淡自然，正如金人元好問所稱讚：“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論詩絕句》）“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待”字、“擲”字、“貯”字，都是常見的動詞，看似平淡，但用在這些詩句中，卻又顯得異常有神采，陶詩的這個特點，蘇東坡十分精闢地概括為“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與蘇轍書》）。

陶淵明在創作方面的這些追求，當時並未進行理論上的表述，後來由《詩品》的作者鍾嶸總結為“自然英旨”說、“直尋”說，上升到了理論的高度。鍾嶸或許並未意識到陶淵明乃是這一審美標準的最早創立者，但事實是，他作為藝術理想提出的這一標準，陶淵明早已付之創作實踐了。

魏晉詩歌到陶淵明這裡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東晉建立後一百年間， 從建安、正始、太康以來詩歌藝術正常發展的脈絡中斷了，詩壇幾乎完全被玄言詩佔據，詩歌偏離了藝術，變成老莊思想的枯燥註疏。陶淵明的出現，才使詩歌藝術的脈絡重新接上，並且增添了許多新的充滿生機的因素。陶詩沿襲魏晉詩歌的古樸作風而進入更純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標誌著古樸的詩歌所能達到的高度。陶淵明又是一位創新的先鋒，成功地將“自然”提升為一種美的至境，將老莊玄理改造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詩歌與日常生活相結合，並開創了田園詩這種新題材。他的清高耿介、酒脫恬淡、質樸真率、淳厚善良，他對人生所作的哲學思考，連同他的作品一起，為後世計程車大夫築起一個不朽的精神家園。

陶淵明在寂寞中死去，他留下來的詩文，在當時也很少有人賞識。直到死後100多年，才有梁代蕭統加以蒐集整理，併為之寫序、作傳，編成《陶淵明集》，影響逐漸擴大。蕭統所編陶集已經佚失，但此後的陶集多在此基礎上重編而成。陶詩的藝術成就從唐代開始受到推崇，但他被確認是中國詩史上的“頭等人物”（魯迅語），以及被認為是“為詩之根本準則”（宋代真德秀語），那是從宋朝才開始的，正如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一書中所說：“終唐之世，陶詩並不顯赫，甚至也未遭李、杜重視。直到蘇軾這裡，才被抬高到獨一無二的地步。並從此以後，地位便基本鞏固下來了。蘇軾發現了陶詩在極平淡質樸的形象意境中，所表達出來的美，把它看作是人生的真諦，藝術的極峰。千年以來，陶詩就一直以這種蘇化的面目流傳著。”與陶淵明相隔約七個世紀的另一位大文豪蘇東坡，對陶淵明的為人極為偏愛，由人而及詩，他認為陶詩也是自古無人能及，他自己反覆吟詠，爛熟於胸，並一一唱和，著有《和陶集》，堪稱千古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