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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卡利什辦公室的牆上有座老式的鐘擺掛鐘，是以前火車站掛的那種。他不斷瞟眼看它，跟他的腕錶對時。起先我以為他是想暗示我什麼，其後我才悟到這只是他的習慣。早年一定有人告誡過他，他的時間寶貴。他從沒忘記這句話，但又沒法勉強自己完全接受。

他是鮑登房產經紀公司的合夥人之一。我十點過幾分抵達他們公司設在熨斗大廈①的辦公室。我等了大約二十分鐘，卡利什才撥了個空給我。現在他桌上已經堆滿檔案和賬本。他連聲道歉，說他實在幫不了什麼忙。

“我們把公寓直接租給漢尼福德小姐，”他說，“她很可能打一開始就有室友。就算有，我們也不知道。她是我們留檔的房客，可以自由找人同住，不論男女。我們不用知道，也無不關心。”

“安東內利小姐搬進去當管理員時，溫迪有個女室友。我想找她。”

“我無從得知她的身份，或者她搬進、搬出的時間。只要漢尼福德小姐每月一號按時繳交房租，只要她沒幹擾到別人，我們沒有理由過問她的事情。”他搔搔頭，“如果真住過那個女人，結果又搬走了的話，郵局不是會留下她的轉寄地址嗎？”

“我總得知道她名字，才能問到地址。”

“噢，當然。”他的眼睛瞟回鐘上，然後回到他表上，然後又回到我身上，“我父親剛踏進這行的時候，一切都跟現在很不一樣。他做生意講究人情。他原本是鉛管工人，存了錢買房產，買下一棟棟樓房。所有修理工作都自己來，一棟樓賺得的利潤又全數拿來再買一棟。而且他跟房客都熟。他親自上門收房租，每個月一號，有些大樓是一個星期一次。有些房客如果趕上青黃不接，他會寬容幾個月不收。有些人才遲五天，就會給他攆上街的。他說幹這行得要懂得看人。”

“了不起。”

“可不是嗎？他現在已經退休了，當然。在佛羅里達住了五六年。果樹自己種自己摘，而且每年還繳會費給鉛管工會。”他兩手交握，“現在這行可大不一樣了。我們已經賣掉他當初買的大部分大樓。產權現在是頭痛問題，幫別人管理房產要輕鬆多了。漢尼福德小姐住的大樓，貝休恩街194號，屋主是芝加哥郊區一個家庭主婦，那是她叔叔留給她的遺產。她連看都沒看過，只是每年由我們寄四次支票給她。”

我說：“漢尼福德小姐是模範房客吧？”

“她從沒做過什麼叫我們傷腦筋的事。報紙說她是妓女，有可能，我想。其他房客都沒抱怨過就是了。”

“你沒見過她？”

“沒有。”

“她房租都按時繳？”

“偶爾晚一個星期，跟大家一樣。不會再晚。”

“她付支票？”

“對。”

“租約她是什麼時候籤的？”

“我租約搞哪兒去了？噢，在這兒。我瞧瞧，嗯，1970年，10月23日。標準的兩年租約，自動續租。”

“月租四百？”

“現在是三百八十五，當初又更便宜，之後漲了幾次都很合理。她簽約時是三百四十二塊五。”

“你不會租給沒有明顯經濟來源的人吧？”

“當然不會。”

“那她一定說了她是上班族，她應該有推薦信放你們這兒。”

“早該想到這個。”他說。他翻翻找找，終於捧出她填的申請表。我看看錶格，她自稱是工業系統設計師，年薪一萬七，僱主是科特雷爾公司。上頭寫了電話號碼，我把它抄下來。

我問他推薦信有沒有查對過。

“應該有，”卡利什說，“不過也只是形式而已，要捏造其實很簡單，她只需要接電話的人證實她的說法就好了。我們依慣例會打去查問，不過有時候我真懷疑到底有沒有必要。”

“所以當初你們的確有人打過這個號碼，對方也有人接，而且還幫她撒謊。”

“顯然如此。”

我謝謝他抽空見我。我在樓下大廳的公共電話投下一角硬幣，撥了溫迪留下的號碼。有個錄音的聲音告訴我，我撥的是空號。

我把一角再投回去，打到卡萊爾飯店。我要前臺轉接凱爾·漢尼福德的房間。鈴響到第二下時，有個女人接了電話，我報上名字，告訴她我要找漢尼福德先生。他問我有沒有進展。

“不知道，”我說，“溫迪寄的明信片你們還留著嗎？”

“可能還在。很重要嗎？”

“可以幫我把時間先後次序弄清楚。她的租約是三年前的十月籤的。你說過她是春天退的學。”

“我記得是三月。”

“第一張明信片是什麼時候收到的？”

“退學後兩三個月之內，我記得。我問問我太太。”他一會兒之後回來，“我太太說第一張卡片是六月到的，但我記得是五月底。第二張，佛羅里達那張，是隔幾個月以後收到的。抱歉我沒辦法講得更明確。我太太說她大概還記得把卡片收在哪兒。我們明天早上回尤蒂卡。我猜你是想知道，溫迪租那公寓，是在她去佛羅里達之前還是之後。”

猜得八九不離十，所以我答了聲是。我告訴他一兩天內我會再打給他。我已經有了他尤蒂卡的辦公室號碼，但他又把家裡電話告訴我。“但請你儘量打到公司。”他說。

伯蓋什古董進口公司位於十一和十二街之間的大學廣場。我站在一條走道上，周遭環繞的是西歐殘剩的古董。我眼睛定在一座鐘上——和戈登·卡利什牆上那座一模一樣。標價是二百二十五。

“你對鐘有興趣嗎？那可是口好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