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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搖搖頭，“他頭腦不清吧，他一口咬定她躺在浴缸裡，渾身是血。我問他他有沒有殺她，問了好幾次，但他一直沒有真的回答。他一會兒說他不記得殺了她，一會兒又說殺她的一定是他，因為她不可能是自己乾的。”

“這話他說了不止一次？”

“嗯，好幾次。”

“有趣，有趣。”

“是嗎？”託帕金聳聳肩，“我不覺得他在撒謊。我是說，他說他不記得殺了那女孩，這我相信。因為他承認他做了一件，呃，更可怕的事。”

“什麼事？”

“跟她性交。”

“這會比殺她更可怕嗎？”

“事後跟她性交。”

“噢。”

“他並沒有試圖掩飾。他說他發現她倒在血泊裡，然後跟她性交。”

“他是怎麼形容的？”

“我記不清了。你是說性交嗎？他說他幹了她。”

“在她死了以後。”

“顯然。”

“他記住這一點而沒有一點困難？”

“沒有。我不知道他跟她性交到底是在事前還是事後。驗屍看得出來嗎？”

“天曉得，反正報告裡沒看到。不過我懷疑他們是否真能驗出奸跟殺的時間是不是很接近。為什麼問？”

“不知道。他不斷地說：‘我幹了她，她死了。’意思好像是，他跟她性交是導致她死亡的原因。”

“但他根本不記得殺了她啊。我看他是下意識抹掉了這個記憶，只是搞不懂他怎麼沒忘掉性交那段。呃，過程我再講一遍看看，他說他一進門就發現她倒在那裡？”

“我其實也記不全，斯卡德。他走進門，她死在浴缸裡，他是那麼說。其實他也沒特別講到她死了，只是說她倒在一缸血水裡。”

“你問了他兇器的事嗎？”

“我問了他怎麼處置兇器的。”

“他怎麼說？”

“他不知道。”

“你有沒有問他兇器是什麼？”

“沒有，我不用問。他說：‘我不知道剃鬚刀跑哪兒去了。’”

“他知道用的是剃鬚刀？”

“顯然。他有理由該不知道嗎？”

“呃，如果他不記得行兇，怎麼記得兇器？”

“也許他聽人談到過，說那是把剃鬚刀。”

“也許。”我說。

我徒步一會兒，大致是朝西南方走。我在第六大道靠三十七街的地方歇個腳喝一杯。隔我兩張凳子坐了個男的正在告訴酒保，他做牛做馬賺的錢，都給拿去供領社會救濟金的黑人買凱迪拉克了。酒保說：“你？老天在上，你一天他媽的在這兒混八個小時。付的稅給他們買個輪胎軸都不夠。”

我往西南方再走一小段路，進了家教堂坐了一下。是聖約翰教堂，我想。我坐的位置靠近講臺，看著別人一個個進出告解室。他們出來和進去時，表情完全沒有兩樣。我在想，如果真能把自己犯下的罪留在一間隔簾小密室的話就好了。

理查德·範德普爾和溫迪·漢尼福德。我揪著手上的線頭，想找出來龍去脈。有個結論不斷纏著我，但我不願輕易上鉤。這個結論不對，一定不對，但它鍥而不捨苦苦糾纏，不去面對我就沒法辦案。

我知道下一步絕對逃不掉。我一直躲躲閃閃，但它老不鬆手，我沒法永遠躲著不理。現在不做，更待何時？總不能等到三更半夜才動手吧。

我又晃了一下，點上兩根蠟燭，往救濟箱裡塞進幾張鈔票，然後在賓州車站前攔輛計程車，告訴司機開往貝休恩街。

一樓的房客出去了。二樓那位哈克太太說她和溫迪、理查德甚少接觸。她記得溫迪的前任室友是深色頭髮。有時候，她說，她們會在深夜把收音機或音響開得很大，但從沒有糟到她得提出抗議的地步。她喜歡音樂，她說。她喜歡所有的音樂，古典、半古典、流行——各種音樂。

三樓的公寓門上有把掛鎖，要撬開不難，但一定會驚動鄰居。

四樓還沒人回來，我暗自慶幸。我繼續爬到五樓。伊麗莎白·安東內利說過這樓房客要到三月才會回來。我撳了下電鈴，靜候反應。悄然無聲。

門上有四道鎖，包括一道防竊最得力的泰勒鎖。解決其他三個鎖我用的是賽璐璐片——某家石油公司的信用卡，不用白不用，因為我現在已經是無車階級。然後我便踢開泰勒鎖，得踢兩次，門才朝裡飛開。

進門後我鎖上其他三道鎖。這兒的房客要猜出泰勒鎖到底出了什麼事的話，可有一頓好忙，不過那是他們的問題，而且也要等到三月了。沒一會兒工夫我就找到連上防火梯的窗戶，我把它開啟，往下爬兩層到了漢尼福德和範德普爾的公寓。

他們的窗戶沒鎖。我開啟來，竄身躍進，然後關上窗戶。

一小時以後，我爬出窗戶，走防火梯回到樓上。四樓現在有了燈光，還好我得經過的那面窗戶簾子已經拉下。我重返五樓公寓，由前門走到外頭甬道，把門鎖上，然後下樓走出大樓。我有足夠時間可以在見馬丁·範德普爾以前吃個三明治果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