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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旅館房間裡，開啟一本平裝的《聖徒字典》信手翻閱。我發現自己在看聖瑪麗·戈雷蒂的故事。她1890年生在義大利，十二歲時，有個年輕男子開始向她求愛。後來他企圖強暴她，以死威脅她聽命於他。她不肯，他便殺了她，拿刀在她身上一刺再刺。她二十四小時之後才死。

經過八年毫無悔意的囚禁，殺她的兇手萌生懺悔之心，我讀到。服刑將滿二十七年時，他被釋放。1937年聖誕節那天，他想盡辦法要和瑪麗的寡母並肩共領聖餐。從此以後，他一直是要求廢棄死刑的人最常引用的案例。

我永遠能在那本書裡找到有趣的東西。

我到隔壁去吃晚餐，但沒什麼胃口。服務生說要把我吃剩的牛排打包，我告訴他不必費事。

我繞過轉角走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坐在後頭角落裡的桌子。幾天前一切就是從這裡開始的。凱爾·漢尼福德星期二走進我的生活，而現在是星期六。感覺上好像遠遠不止這麼幾天。

對我來說，一切都是星期二才開始的，但事實上，事情的起頭遠早於那天。我啜飲波本咖啡，心想到底能回溯到多久以前。在過去的某一點上，這一切或許就註定要發生，但我不知道那一點究竟是什麼時候。有那麼一天，理查德·範德普爾碰到溫迪·漢尼福德，而那當然可以算是某種轉折點，但也許他們各自的結局早在那天之前就已成定局，而他們的碰面只是要促成那最終的結果。也許一切要歸源於更早以前——羅伯特·布婁死在韓國那天，弗朗西絲·範德普爾在浴缸切開靜脈的時候。

也許是夏娃的錯，誰叫她亂吃蘋果，製造麻煩，讓人類得到分別善惡的知識，以及經常做出錯誤抉擇的能力。

“請小姐喝杯酒？”

我抬起頭。是特里納，沒穿制服，臉上的笑容在研究過我的臉後逐漸消失。“嗨，”她說，“你神遊哪兒去了？”

“內太空。”

“想一個人靜一靜？”

“剛好相反。你是不是要我請你喝一杯？”

“剛才是有過那麼個念頭。”

我招手叫來服務生，為她點了杯威士忌蘇打，給我自己也點了一杯。她談到前一天晚上服務的幾個陰陽怪氣的顧客。我們邊聊邊喝，叫了好幾回酒，然後她伸出一隻手，指尖輕觸我的下巴尖。

“喂。”

“啊？”

“你神色不對，有麻煩嗎？”

“今天過得糟透了。我飛到州北，談了場不太愉快的話。”

“是你前不久跟我講過的案子？”

“我跟你講過？嗯，大概吧。”

“現在想談談嗎？”

“或許待會兒吧。”

“好。”

我們坐了一會兒，沒說什麼話。這兒星期六一向很安靜，今天也不例外。有兩個孩子進門，走向吧檯。我不認得他們。

“馬修，有什麼不對嗎？”

我沒回答。酒保賣給他們兩盒六罐裝的啤酒，他們付錢離開。我吐口氣，我不知道自己剛才一直屏著氣。

“馬修？”

“只是反射動作。我以為他們要搶劫，最近神經繃得太緊。”

“噢。”她的手蓋上我的。“天晚了。”她說。

“是嗎？”

“有點。你陪我走回家好嗎？過幾個路口就到了。”

她住在第九和第十大道之間的五十六街上，在一棟嶄新建築的十樓。門房勉強抖起精神拋給她一個微笑。“我有些酒，”她告訴我，“而且我泡的咖啡絕對比吉米高明。跟我上去吧？”

“好哇。”

她的公寓是工作室，一個很大的房間，挖進一方凹室擺張窄床。她告訴我外套能掛哪裡，然後放了張唱片。她說她已經在煮咖啡，我說我不想喝。她為我倆倒了酒，然後蜷坐在一張紅色的厚絨沙發上，我坐在一張有點磨損的灰色扶手椅上。

“好地方。”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