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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裡的治安官菲尼和地方檢察官弗農一起從縣城裡趕來了。治安官長得胖胖的,面色紅潤,留著兩大撇棕色的小鬍子,地方檢察官長得眉目分明,人也鋒芒畢露,一心只想出名。他們聽我們談了經過,察看了現場,最後還是同意了羅利的觀點,認為是嘉波莉·科林森殺死了自己的丈夫。本地的司法官迪克·柯頓——那是一個自命不凡而其實很蠢的傢伙,有四十多歲——從舊金山回來以後也投了他們一票。驗屍官和驗屍陪審團也得出了同樣的意見,不過在正式的場合下他們還是比較謹慎,照例沿用“一名或多名不明身份的作案人”字樣,一些提示當然都是暗暗指向那個姑娘。

科林森的死亡時間,經確定是在星期五晚上八點到九點之間。死者身上沒有發現“非由高處摔下而致的明顯傷痕”。在他房間裡找到的那把手槍經鑑定是他自己的。手槍上沒有指紋。我看得出來,縣裡有幾個官員總有點疑心這是我乾的好事,不過誰也沒有表示過這樣的意思。瑪麗·努涅斯還是一口咬定她是著了涼、生了病,才沒去上班的。她有一大幫墨西哥同胞跑出來為她的渾話擔保作證。我卻找不到一個見證來戳穿她的花招。至於惠登看到過的那個男人,我們也沒能進一步查出他的蹤跡。我獨自一人又去找過貝克一家子,結果還是無功而返。那司法官的妻子是在電報局裡工作的,這個年紀不大、身子單薄的女人,漂亮的臉蛋透著些清癯,舉止文雅中含著靦腆,她說科林森是在星期五一清早來把電報發給我的。她說,科林森當時面色蒼白,晃晃悠悠的,眼眶都發了黑,眼球佈滿了血絲。她只當他是喝醉了酒,不過沒聞到他嘴裡噴出過酒氣。

科林森的父親和哥哥從舊金山趕來了。他父親名叫休伯特·科林森,高大個子,神態安詳,一副神通廣大的樣子,似乎要從太平洋沿岸的大片林木裡再賺上個幾千幾百萬還不是一伸手的事?勞倫斯·科林森比他已死的兄弟大一兩歲,相貌跟他兄弟簡直一般無二。他們父子倆出言都非常謹慎,絕口不說一句可能被人誤解的話,免得人家以為他們的言外之意是說嘉波莉害死了埃裡克,不過他們實際上都是這樣的想法,那是沒有多大疑問的。

休伯特·科林森悄悄對我說:“查下去吧,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這樣,我們偵探事務所受理調查事關嘉波莉的案子,就換了第四個委託人了。

麥迪遜·安德魯斯也從舊金山趕來了。他到我下榻的旅館客房裡來跟我談了一次話。他坐在靠窗的一張椅子裡,從一板黃兮兮的菸絲餅上切下一小塊來,放進嘴裡,一開口就說據他判斷,科林森是自殺的。

我坐在床沿上,點上了一支“法蒂瑪”,對他的武斷當即提出了反駁:

“他要是自願跳下去的話,總不見得會把灌木叢也順手給拔掉吧。”

“那他就是失足摔下去的。摸黑走那條路可危險了。”

“失足之說我已經否定了,”我說,“再說他事先又來了電報向我求救。而且他房間裡還發現了那把開過的手槍。”

他從椅子裡探出身來。兩道目光銳利而精明。他是個律師在盤問證人呢。

“你認為這是嘉波莉所為?”

我可不想說得這麼死。我就說:

“他是給謀害的。謀害他的就是……你記得嗎,我兩星期前不是還跟你說過,那套禍祟什麼的渾話還沒有徹底弄清楚呢,要徹底弄清楚,就非得把禮拜堂裡的那個案子一查到底,搞個水落石出不可。”

“對,我哪能不記得呢,”他這句話倒也不完全是譏諷的意思。“你提出的看法,認為她父母的死跟她在霍爾東教會里遇到的禍事,其間是有聯絡的;不過據我記得,你也說不出這個聯絡到底是怎麼回事。你的看法正因為有這麼個缺陷,所以總讓人覺得有點——比方說吧——有點像是放空炮,你說是不是呢?”

“是嗎?她的父親,後母,醫生,還有丈夫,在兩個月不到的時間裡一個個都丟了性命,她的保姆又因謀殺罪給關了起來。她最親近的人都一網打盡了。這還不像是有計劃、有安排的嗎?再說,”——說到這裡我對他冷冷一笑——“你能肯定這出戏就不會再演下去了嗎?假如再演下去的話,她最親近的人下一個不就要輪到你了嗎?”

“豈有此理!”這一下他可大為火冒了。“她父母是怎麼死的我們都很清楚,里斯醫生是怎麼死的我們也弄清楚了,兩者之間並沒有什麼關係,這也是清楚的。我們知道,謀殺里斯醫生一案的有關人犯如今都死的死了,關的關了。這個案是翻不了的。明明知道這幾件命案彼此之間沒有一點關係,卻愣是要說有關係,那不是豈有此理嗎!”

“你說都很清楚,其實一點也不清楚,”我也毫不鬆口,“清楚的只有一點,就是我們還沒有把這幾件案子彼此之間的聯絡查清。出了這一連串的事,請問可有誰得到了好處呢——或者可以由此而得到好處呢?”

“據我所知,這樣的人一個也沒有。”

“假如她死了呢?遺產都歸誰呢?”

“我不知道。在英國或者法國,大概總還有些遠親吧。”

“你倒看看,這些又能解決什麼問題!”我嗓門也大了起來。“虧得還沒有人來謀害她呢。給幹掉的都只是她的親友。”

那律師陰著臉兒提醒我說,別忘了我們連她的人影兒都還沒有找到呢,說沒有人來謀害她未免言之過早——誰保得定她不是已經讓人給謀害了呢。他這話說得在理,我沒法跟他爭了。那克萊斯勒車撞上了桉樹就再也開不動了,她此後的行蹤至今還沒有一點線索可尋呢。

我在他臨走之前還是給了他一番忠告:

“不管你的看法如何,總之你犯不上去作無謂的冒險:記住,我說的有計劃、有安排,不是不可能的,說不定下一個就要輪到你了。小心點兒,是不會有壞處的。”

他連謝也沒謝我。相反倒是很不客氣地奚落了我一句,說我大概認為他還應該僱個私家偵探來給他當保鏢吧。

麥迪遜·安德魯斯出了一個賞格:凡能提供線索,而使姑娘的下落得以查實者,酬謝千元。休伯特·科林森也添上了一千,並且加了一條:如能抓到殺害他兒子的兇手並予以定罪,再加賞兩千五百。這一來縣裡的居民十個裡頭倒有五個都成了偵探。到哪兒都可以看到有人在東轉西轉,甚至有在地上爬來爬去的,田野、小路、山岡、河谷,處處有人在鑽頭覓縫尋找線索。你到樹林子裡去一看,說不定這種“業餘包打聽”真要比樹木還多哩。

嘉波莉的照片不但廣泛散發,而且到處都上了報。從聖迭戈一直到溫哥華,各地的報紙無不以特大的版面報道了我們的案子,大哄大炒,報館的印刷車間裡只恨彩色油墨品種太少,統統用上了還嫌這氣氛製造得不夠。舊金山和洛杉磯兩地的大陸偵探事務所探員,只要是能從其他案子裡抽得出來的,統統到凱薩達的各個外出口子來把關了,又是查,又是問,結果卻還是一無所獲。電臺也來添了一把火。各地的警察機關,我們偵探事務所的各地分所,全都動員起來了。

這樣鬧鬧吵吵一直吵到星期一,還是壓根兒沒有查出一點眉目。

星期一下午,我回到舊金山,把我的困難一五一十都給“老頭子”說了。他很有禮貌地聽了,就像在聽一個與他個人無關的相當有趣的故事似的。他照例不置可否地微微一笑,也沒有給我提供什麼幫助,只是對我談了一下他的看法,話是講得很動聽的,說是功到自然成,我這些困難總會一一解決的,到頭來總會有個滿意的結果的。

說完了他又告訴我,說是菲茨斯蒂芬打過電話來,有事要找我。“大概有什麼要緊事。要不是我告訴了他說你要來,本來他還打算到凱薩達去找你呢。”

我撥通了菲茨斯蒂芬的電話。

“快過來吧,”他說,“我這裡有個情況。我也不知道這是又新添了一個謎呢,還是有個謎有了答案了,反正是有那麼個情況。”

我搭纜車上諾布岡,不出一刻鐘就到了他的公寓裡。

“好吧,快把訊息抖出來吧,”兩個人在他堆滿書報雜誌的起坐間裡一坐下,我就說。

“嘉波莉有下落了嗎?”

“還沒有呢。可你快把你那個謎兜底兒抖出來。別跟我來那套創作手法什麼的,什麼層層鋪墊、引向高潮之類,這一套都免了吧。我是個大老粗,不吃這一套——聽了反而要肚腸發癢。你就開門見山都給我攤開來說吧。”

“你總是改不了那個老脾氣,”他說,故意裝出一副掃興而又無趣的樣子,可是裝得並不成功,因為他的內心分明有個什麼緣故,激動得都按捺不住了。“有人……是個男人……星期六凌晨……才一點半……就打電話……來找我。他問:‘你是菲茨斯蒂芬嗎?’我說:‘是啊,’對方那個聲音就說:‘哎,我把他殺了。’他的話就是這麼說的。就是這樣幾個字,一個字都不會錯,儘管話音不是很清楚。電話裡雜音挺多的,對方的聲音聽來好像很遠。

“我不知道那是誰……也不明白他這是什麼意思。我就問:‘把誰殺了?你是誰呀?’他的回答我一點也聽不懂,只有一個‘錢’字我算是聽明白了。他是在談錢的事,翻來覆去說了好幾遍,可是我聽明白的就只有這個‘錢’字。當時我這裡還有幾位客人——有馬誇德兩口子,有勞拉·儒安納斯,還帶了個什麼男朋友,還有範斯萊克家的特德和休——我們當時正在海闊天空大談其文學上的問題。我正好想到了一句精彩的俏皮話還沒有來得及說——我是打算要說:一提卡貝爾就會讓人想到個浪漫主義作家,就好比一提木馬立刻就會讓人想到特洛伊——我可不想讓打來電話的這個酒糊塗還是什麼鬼傢伙把我這個妙語驚四座的機會給衝了。我一聽他的話這樣沒頭沒腦,就不客氣把電話掛了,又去跟我的客人談我們的了。

“我始終只當這個電話裡說的都是胡謅,直到昨天早上從報上看到了科林森的死訊,才又想了起來。當時我是在北邊羅斯的科爾曼家。我是星期六早上上那兒去的,是去度週末的,我終於把拉爾夫給找到啦。”說著他咧嘴一笑。“我逗得他可高興啦,今天早上他還送我上車呢。”他又收起了笑容。“即便是得知了科林森的死訊,我還是不大相信我接到的這個電話真會有什麼要緊,其中真會有什麼含意。這種事情也實在太無聊了。不過說呢,我自然還是打算要跟你說的。可是你看——今天早上我回到家裡,看到郵件裡有這麼封信。”

他從口袋裡取出一個信封來,往我面前一扔。那是一個亮光光的白信封,極普通的,哪兒都能買到。四角已經烏糟糟的,都捲了角,似乎放在口袋裡已經很有些時候了。信封正面用印刷體寫著菲茨斯蒂芬的姓名地址,是硬鉛筆的筆跡,寫的人這手印刷體字寫得實在差勁,不過也可能是故意裝成這樣的。上面蓋的是舊金山星期六上午九點的郵戳。信封裡是撕下的小半張褐色包裝紙,撕得參差不齊,弄得又很髒,上面只有一句話,也是用印刷體寫的,寫得也跟信封上的字一樣蹩腳:

<b>有誰如果想要卡特太太</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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